悬置12年的疑案和村庄恩怨

文/陈超 摄影/于楚众 ( 陆金与他的小儿子陆兴旺 )

玉米地里的凶杀案

1996年7月21日，黑龙江省巴彦县榆树村的孙凤霞上午出去干活后再也没回家，她的家人将所有的亲戚熟人问遍，依然没有踪影。到7月25日，村民分成几个组，开始在村庄周围搜索。崔振和第一个发现了尸体，他说:“那天下午，我和她（孙凤霞）的几个亲戚，走到屯子东边的玉米地里，发现尸体被一根布条拴在玉米秆上。”

从当年巴彦公安局的现场勘察记录，依然可以感受到现场的恐怖气氛：“现场位于巴彦县榆树村所在土地斜向东2.5华里崔某某家玉米地内，在此处留有一尸，头东北、脚西南俯卧于地垄内。”“尸体已经高度腐败，出现‘巨人观状’……尸体颈部左侧，系有一布条，打两个死结，系向紧挨的玉米秆根部，在玉米秆根部系一死结。”这个布条是从死者上衣撕下来做成的，在现场周围还发现死者的发卡、纽扣等物。据尸检报告，死亡时间在7月21日上午，夏季的暴雨和高温不仅严重损坏了尸体，也严重破坏了现场。

整个屯子呈东西走向，贯穿全屯的是一条东西向的主路。沿着主路向东，要穿过一片地，村里人称之为“东大坑”，1995年被陆金承包后填平成耕地。沿东大坑的一条小路向东南走2里多地，才能在茂密的玉米地中找到案发现场，第一时间发现尸体的崔振和就成为本案的第一名嫌疑人。

记者问起当时在派出所的情况，年过70岁的崔振和一直推说记不起来说过什么，只说“公安局还能不打？回来之后病了一场，都忘了”。据说，他在被关押的40多天中，曾被迫承认是自己杀的人。他也一再向记者解释，“我当时已经有60岁，身体还不好，不可能杀人”。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被羁押1个多月后他的嫌疑被排除。有趣的是，他却承认，21日早晨“跟孙凤霞发生过关系”。村里人也都知道，在孙凤霞家里的日历上，还有她和村里人发生关系的记录。

( 陆金的二哥陆太（右） 和二嫂 )

对于这段经历，崔振和记忆犹新。他说，20日晚上，孙凤霞就对他说:“明天早晨到我家地里去玩。”21日，崔振和一早就注意孙的动向，看到孙和儿子下地后，他就拿起一个化肥袋出去，“遇到熟人就说去薅点草”。一直跟到孙凤霞地里，孙借口将儿子支走，两人就在旁边的玉米地里“发生了关系”。时隔多年，年迈的崔振和依然能回忆当时的细节，“完事之后，我给她30块钱，叫她一起回去，她说要看土豆，两人一起回去也不好。我看她像还要等人，就先回来了”。之后不久，孙凤霞就被杀害了。

发现尸体第二天，公安局就在村里的4根电线杆上分别安装了举报箱。据说只有一封举报信，指证的就是陆金。

( 崔振（左）与陆金 )

7月31日晚上，陆金回忆说他当时正在家里看电视，听到院子里狗叫，出门一看，几个身着便服的人说要带他回去协助调查，“我当时还穿着背心和拖鞋，就回去换衣服”，刚穿上外衣，立刻被手铐锁住了。陆金的大儿子陆兴波刚刚喝酒回来，一看这种情况就急了，借着酒劲冲上去:“你们凭什么抓我爸？”结果他也被公安机关带走。

当晚，陆金、陆兴波和崔振和都被关押在村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第二天，3人就被带到乡派出所，之后又转到巴彦县看守所。陆金离开屯子的当天，村里的广播就宣布，“‘7·21’重大杀人案告破，陆金一去不复返了”。

起初，陆金不承认自己杀人，“被打得不行了”，又说自己是和崔振和一起干的。但公安机关认为，瘦小体弱的崔振和不具备杀人能力，就将他释放，再次讯问陆金。在1996年8月21日连续两次的审问笔录中，陆金承认自己尾随崔振和与孙凤霞至玉米地，崔离开后上前要求与孙凤霞发生关系，并且答应给她60块钱，两人在旁边的玉米地发生关系后，陆金只同意给孙30块钱，孙扬言要告陆，陆金一时火起，把她掐昏，撕下她的衣服将其勒死，系在旁边的玉米秆上。从这两份审问笔录来看，陆金对现场特征的描述也基本一致。回忆起这些经历，陆金却说:“在乡派出所就开始打我，我不承认，在看守所实在扛不住，他们说一句我就说一句。”而且，案件移送到检察院后，陆金立刻推翻原先口供，案子被一再要求补充侦查。其间，松花江地区并入哈尔滨市，松花江检察院和哈尔滨检察院总共要求补充侦查3次。直到2002年10月23日，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才第一次向法院提起公诉，一审结果是“无期徒刑”。

除了陆金的“供述”外，有一个重要证言直接导致法院做出上述判决:有人曾看到21日上午8点多，陆金从东大坑的小路向玉米地里走。这成为证明陆金当日出现在案发地点的最核心证据，做出这个证言的人名叫陆太，是陆金的二哥。

兄弟结仇

1998年前，榆树屯是巴彦县榆树乡榆树村的村委会所在地，位于哈尔滨东北约100公里处，全屯约有400户人家，狭长的居住区周围是一望无际的黑土地。经过几次行政区划重新调整，榆树乡已经并入了红光乡，几个屯子也合并成新的村庄，村委会搬离了榆树屯，但屯子依然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基本社区。

榆树屯里有知名的“几大家族”，陆家也在其中。陆太和陆金的父亲早年从山东闯关东来到此地，生下6个儿子，后来有了13个孙子，人丁兴旺的陆家在屯子里有不小的威望。陆太也说道，“当年为什么让我当生产队长，就因为二队这边几大家族，只有我能镇得住”。但是陆家的兄弟之间，却并不团结，兄弟之间矛盾最深的，就是排行老二的陆太和老五陆金。

村里人均有四五亩土地，而且东北的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各家土地划分比较清楚。屯北的一片地却是例外，屯里以种玉米和大豆为主，只有屯北的河畔种一些水稻。从前河畔大多是“二洼地”，水稻种植面积不大，这种土地的划分就非常细碎，每户只有几分地。上世纪90年代初，陆太和100多户人家商量，把屯北的一片二洼地租给自己种水稻，“当时这些地好多都没人种，大家当然乐意”。他与这100多户人家达成口头协议，把这30多亩地交由他耕种，每年他分给每户18斤大米。这100多户中就有他的五弟陆金。

陆太没有想到，到了1996年，陆金称陆太分给村民的大米里有沙子，与这些农户达成了新协议，他支付给每户50元，买下这片土地的承包权，之后又转手出售，赚取差价。“我辛辛苦苦种好的水田，和这些人家的约定虽然没有法律效力，可大家也是认可的。”陆太上门追问，言语冲突中，陆金的两个儿子说:“上我们家砸可不行。”“你二大爷是人，不是牲口。”陆太一怒而去，从此两兄弟见面也不打招呼。直到如今，谈起这场土地纷争，陆太依然愤愤不平，他告诉记者:“是他抢了我们家的地。”

陆金事发后，有传言说那封检举他的告密信就是陆太所写，陆太却矢口否认自己检举弟弟，他告诉记者:“当天去铲地的人多了，公安局来了问我看没看见陆金去铲地，我说看见他扛着锄头从东大坑的小路向南走了。”而1996年8月26日的询问笔录中，他却说看到孙凤霞和儿子先走过去，之后是崔振和，大约8点左右，看到陆金也朝同一个方向走，“手中什么也没拿”。

村庄里的恩怨

谈起陆金，村里人更多印象是“爱告状”。张彦方在村里当了十几年的党支部书记，他告诉记者:“陆金经常到乡里、县里反映我贪污，还专门有人下来查我。”也有传言说，陆金曾经找过当时的乡长，表示自己想当村主任，但被拒绝。到1995年，张彦方离任，乡里先后选派两人到榆树村当支部书记，这期间，陆金和几个村民仍然在收集关于张彦方以及村会计“贪污的材料”。

1996年刘树伟从乡里被派到榆树村任支部书记。屯子东西各有两个大坑，原是村里的排水池。刘树伟上任之初，陆金就要在东大坑里翻地，准备种庄稼，刘树伟不同意，“本来是村里的地，我要查查是不是包给你了”。之后他查到，自己的前任确实将东大坑包给了陆金，但陆金还是“不太高兴”。刘树伟在任期间，陆金和几名村民整理了历届村委会的“十三条”，准备给乡里写材料，大部分针对前任村委会的“经济问题”，其中也有个别涉及这届村委会的一些工作。

“陆金不怕村干部”，是村里人公认的事实，而且在1996年，他的大儿子还跟刘树伟发生过一次正面冲突。当时，陆金的大儿子陆兴波到村上买化肥，不久就来找刘树伟说:“化肥少了4斤。”刘树伟说都是统一包装的，怎么可能少。陆兴波回忆:“我当时喝了一些酒，打了刘树伟一下。”陆金后来也赶到现场，跟刘树伟等村干部发生争执。陆家说，没想到，数月后公安人员同时带走陆金父子，不久便罗列陆兴波的两项违法事实，对他实施劳动教养。其中一项是1996年初陆兴波和其他村民盗伐村上松树，而当时陆家已经缴纳了罚款，另一项就是和刘树伟的这场冲突。

陆金被捕后，案件审讯变得更有针对性。刘树伟曾跟村民王俊才说:“公安局在村里这么长时间，村里招待不起了。”还问王俊才有没有看到陆金去玉米地，王俊才回答说没有。几天后，刑警队长也来问王俊才是否看见什么人去玉米地，还说如果看见的话讲出来，可以把王的一个儿子的户口弄到县城去，王俊才依然说没有。村民路永发也说起，那天他的外甥在村东边，两个村干部把他带到派出所，“警察对我说‘你外甥说看见陆金往东走了’”。“我没看见。”“说吧，陆金已经被抓了，不会出来的。”询问结束后，路永发问起外甥，结果他外甥说没看到任何人。

1996年11月18日，松花江检察院首次要求退查陆金一案，指出要查清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条就是“应找陆金所在村村委会证实陆金的平时表现”。于是，1997年1月，榆树村村委会就出具了一份证明，指出陆金“几年来品质非常败坏，经常和村屯干部打闹，多次上村政府无理取闹。无事生非，告村主要领导，社会影响较坏”，甚至提到有5年没有完成国家规定购粮任务。证明上还说，“强行霸占陆太水田45亩”，“该人不杀不足以平民心”。

“无罪被羁押”

获得自由的陆金如今整日奔波于自己的赔偿问题，遇到熟人一起吃饭，牢狱生活便成为酒桌上的谈资。看守所里的人大多都有刺青，陆金也在自己的左臂刺上一个“忍”字，还标明自己被拘捕的日期。他的两个肩膀上，分别刺着一个虎头、一只雄鹰，他说:“我是虎落平阳，总有一天要雄鹰展翅。”而在胸口，他则用刺青写下“千古奇冤”4个大字，下边还有一轮从海上升起的太阳。他的儿子陆兴波谈起这些却没有这么轻松，“我爸就关在我隔壁，听到他挨打的滋味是啥感觉”，说起这些，陆兴波甚至泣不成声。

被捕前，陆金和老伴同大儿子陆兴波一家生活在屯子里，老房子是3间土房，院子很大。大儿子陆兴波是瓦工，在附近揽一些建筑活，小儿子陆兴旺在辽宁打工，小女儿还在上高中。不久前，大儿媳还给陆家添了一个孙子。40岁出头的陆金已经当上了爷爷，种着二十几亩玉米和大豆。“如果没这件事，我们家本来生活挺好的。”陆兴波说。而父子俩被羁押后，全家人都为他们获释而奔忙。等到陆兴波解除劳教，他就带着妻子和孩子离开了东北，去山东打工，“直到现在我的情绪都不稳定，一想到我们家这样就……”采访中的陆兴波几次哭出声来。之后，陆金的妻子也随着大儿子搬到了山东，“靠缝手绢挣点钱”，女儿险些因经济困难中断学业。

为了父亲获释，陆金的小儿子陆兴旺几乎倾尽全力，“聘请律师、上访，能想的招儿我全都使了”。即便如此，几次退案、补充侦查后，2002年底，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才第一次提起公诉。陆兴旺清楚记得一审的情形，因为案件涉及受害人隐私，陆金的家属被挡在法庭外，直到晚上庭审结束，两个高大的法警押着陆金出来，几年来他才第一次见到自己父亲。

2003年初，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陆金无期徒刑，陆家立刻提出上诉，陆金的辩护律师孙晓明也说:“这个案子仅凭陆太和一些陆金狱友的证言就定罪，而且没有一件物证。”陆兴旺辗转找到了省高院的法官，“当时就跪下了”。他回到老家，母亲已经跟着大哥到山东去了，陆兴旺把家里的老房子卖了6000元，又跟几个堂兄弟借了几万元，准备继续打官司。经过上诉，省高院驳回了一审判决，要求重新审判。结果，哈尔滨市中级人民法院并没有第二次开庭审理，而是出具了一份《按撤诉处理决定书》，认为检察院超过了法定的补充侦查期限，按照撤诉处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陆金已经被无罪释放，2003年12月9日，巴彦县公安局签署了《取保候审决定书》，背负着“犯罪嫌疑人”的身份，陆金才获得自由。

释放当天，陆兴旺和一个堂哥去接陆金，见到父亲“整个人都木了”。面对陆兴旺的痛哭，陆金似乎没什么反应。陆兴旺带着父亲洗了一个澡，换上干净衣服。“屯里的房子已经卖了”，陆兴旺只好把父亲带回自己亚布力的家里。取保候审的一年中，“过得也不踏实”，孙晓明也说，这一年中，陆金都不敢再找律师，很少露面，直到撤销取保候审，“他才敢追问索赔的事情”。

2004年底，陆金的取保候审期满，在山东休养一阵后，他人生的全部目标就变成了“讨说法”。他把妻子留在山东，独自回到黑龙江。陆兴旺就陪着父亲一次次地赶赴哈尔滨，从亚布力到哈尔滨3个小时的火车，父子俩几乎每周都往返于两地。哈尔滨的天气渐渐热起来，陆金还是一如既往戴着那顶黑色帽子，穿着棕色的外套，变形的脚裹在黑色的棉鞋里，佝偻着腰，靠拐杖挪着步子奔波于赔偿办公室。

每当有人采访，陆金就会带着记者回到榆树屯，首先去看自己的老房子，院子很大，“当年都是土房，现在已经修过了”。失去老房子的陆金总会站在院子外看一会儿，怅然地离开。

2007年6月13日，巴彦县检察院撤销了11年前的“批准逮捕决定”，里边提到的撤销原因是“采取强制措施不当”。11月15日，陆金终于拿到了哈尔滨法院和检察院的共同赔偿决定书，里边第一次提到对陆金的无罪羁押予以赔偿，被关押2685天的陆金第一次拿到了“说法”。记者采访期间，陆金得知4月21日他就可以拿到22万元赔偿，“拿到赔偿之后，先把借的债都还了”。谈到今后，陆金却说，事情不能就这么结束，一家人被弄成这样，他还要用剩下的钱请律师，继续为自己“申冤”。 疑案悬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