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论艺术的时候都说些什么

《美联社记者手册》里，谈到采访艺术家的两条准则：第一，记着你面前这位艺术家也是一个普通人；第二，你面前这个人也是个极为特殊的人。我带着这两条准则去瑞士，按照接待方的安排，我们要见一串艺术家。

第一个见到的是位新媒体艺术家，工作室里摆着两台苹果电脑，轮番给我们放映他的作品，大体上就是一个小人儿，不断变换自己身体的形态，对着墙壁狂乱地敲打，墙壁就变形了，对着世界地图狂乱地敲打，地图也就变形了。按照艺术家的说法，他在探讨人的身体与空间的关系。可我看那小人的造型，总会想到动画片《怪物公司》，那里面的怪物可好看多了，而且就电脑技术而言，《怪物公司》也比这小人儿好玩多了。新媒体艺术家最不愿意别人把他们看成是电脑技术高手，而忽视他们的艺术表达。我面对眼前这位艺术家，实在是一个问题也没能提出来。

接下来我们去见的还是一位新媒体艺术家，他的作品是3只摞在一起的大集装箱，一层的集装箱相当于门厅，二层相当于客厅。我们坐在二楼的箱子里，轮番去三楼瞻仰他的作品，那是个小集装箱，里面布置的灯光闪个不停，入口处是一块灰色的石头。这个作品的名字叫《石棺》，这位艺术家太能说了，他要探讨死亡的哲学与这个信息化的世界，大意就是某个人死了，他的所有数据都会储存在那块灰色石头上，这些数据又控制着灯光的变化等等。连接二楼和三楼的是一个危险的梯子，我爬回二楼，喝了3杯香槟，还是不知道该向这个艺术家提出什么问题。

后来我们又去了苏黎世大学，见到一位教授，他送给我们一本书，介绍他的学生们都搞了哪些个新媒体艺术。2007年春天，有两个学生，跑到苏黎世歌剧院里，把自己的手机改造一番，拨通市民的电话，被叫者就会听到:“嘿，这里是苏黎世歌剧院，你被接入歌剧院的演出现场，欢迎你收听斯特劳斯的歌剧，希望你喜欢。”这个恶作剧太好玩了，教授很高兴地向我继续介绍:“歌剧院是纳税人供养的，但歌剧演出票价太高，一般市民难以进入。这个项目让好几千位苏黎世市民成为歌剧院的听众，当然，歌剧院对这个做法很不高兴。”看，我和一位艺术教授讨论了艺术问题。

如果说，谈论新媒体艺术比较困难，说说电影总容易些吧。在瑞士电影协会，我们看了一场电影——纪录片《鸟巢》，拍摄赫尔佐格和德梅隆在北京设计和建造鸟巢的过程。影片结束后，我们与制片人共进晚餐，一坐下，制片人就问，你对这个电影怎么看？我只好如实回答，我觉得这个电影没有幽默感。制片人急了：我们又不是喜剧片。我只好请他介绍这个影片的拍摄过程，趁他说话的工夫，我把头盘吃完，抬起头听到他说，鸟巢那些钢结构搭到一起的时候，他感到了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融。

终于，在伯尔尼，我们去参观了保罗克利博物馆。他的4000多件作品保存在这个博物馆里，我进去看看就是了。他是个天才，从小就练小提琴，后来选择了作画，娶了个钢琴家做老婆，还没放弃写诗写日记。博物馆里展出他13岁时的风景素描，生动地描绘了伯尔尼城，100年后再看，差不多还是那样子。但这个画家后来的画越来越抽象，他说：“画家不是要画可见的东西，而是要把不可见的东西画出来。”

说来惭愧，我对保罗克利的肤浅认识，最先来自一部叫《上海浮世绘》的小说，里面有个段落：女主人公进入了一家男人抽着雪茄女人喝着红酒的酒吧，然后有一个陌生男子上来搭讪。他们聊了半天，终于聊到了艺术。女的说，我喜欢保罗克利。男的就说，保罗克利不构思，他觉得绘画应该从一个点、一根线条开始，然后让大脑带着笔自由游走，走到哪里是哪里，根本不理会那些构图啊、色彩啊这类的学说，绘画是心灵的自由释放。同样，生命没有具体的目标，让它随着自然慢慢行走，走到哪里都有可能。当天晚上，这个女人就和这男的随着自然行走去搞一夜情了。

尽管这是个肤浅的小说，但我还是认真思考了那个陌生男人的建议，他说要理解一个画家，还是要看画家的传记，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他的艺术。从小说里的话语来看，他对保罗克利的理解没什么不正确的，因为这位画家的传记作者也说过，保罗克利是个“原始人的孩子”。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我没能看懂他的画，没能理解他画中的意思，那些传记中的文字也就没多大价值。

旅途中我带着一本旅居瑞士的俄罗斯作家的小说《爱神草》，扉页题词——因为世界为语言所缔造，所以我们用语言来恢复。以我那几天的感触来说，我倒更愿意这世界是被保罗克利那样的绘画语言所缔造的，我们看见了，不管明白还是不明白，都沉默不语。 画家克利新媒体艺术文化保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