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产粮大省的历史与现实

( 随着我国人口增长，耕地面积减少，粮食需求增长的趋势不可逆转 )

农业大省的粮食曲线

“七山一水两分田”，这是湖南的地理现实。还好，温、光、水这些自然资源的分配与水稻的生长周期形成契合，加上土地本身的富庶，才成就了“湖广熟，天下足”的俗语里稻谷主产区湖南的地位。

湖南省农业厅前副厅长刘丁山说起来，“产量第一”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导着湖南的粮食生产。一方面当然是耕地有限，洞庭湖区曾经大规模围湖造田，为的也是增加能出产粮食的土地。另一方面，人们对土地综合生产能力临界值的探究，随着科技突破，变得更加热烈。湖南省农业厅高级专家、博导李建国比喻，从50年代到80年代，湖南粮食生产“经历了两个绿色革命”，“一个是常规稻的品种改良，50年代到60年代，由水稻高秆品种改成矮秆品种，防倒秆，增加产量”，“另一个是杂交稻的推广，60年代到80年代，单季稻改种双季稻”。袁隆平取得的杂交稻突破，首先从双季稻中的晚稻品种开始，土地的生产能力由此倍增。

矛盾的是，我国粮食生产的现状依旧是产区与销区割裂，高产和丰收带来的问题是“卖粮难”。刘丁山从1983至1999年担任副厅长职位，任期内历经三度全国范围的“卖粮难”考验。这期间的政策变迁，也成为粮食产量波动的重要变量。“1978到1983年，是建国以来湖南省粮食生产增长最快、最稳定的时期。”刘丁山回忆，尤其是1983年，“那是全国范围内粮食大丰收的年份，湖南的粮食总产量也达到了一个历史最高点，265.5亿公斤”。在湖南省的计算里，每50亿公斤粮食的增长算是一个台阶，起点是建国之初的150公斤。这一年还有几个让湖南人骄傲的数据，“相比临近的湖北省和江西省，湖南粮食总产量分别多66.6亿公斤和129.3亿公斤”。

刘丁山在这一年升任湖南省农业厅副厅长，主管的刚好就是粮食。紧接着，第二年就碰到了建国后湖南历史上的第一次“卖粮难”，于是1985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改革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决定从1985年起取消统购粮食、棉花，改为合同定额收购。但由于当时城市的低价统销继续存在，迫使粮棉合同定购价格偏低，这是长久以来鼓励增产的政策大方向下，农民的种粮积极性第一次遭受严重打击。

( “南粮北调” 已被“北粮南调”替代，图为东北产区的大米 )

粮食卖不出去，地里投资的连成本都收不回来，刘丁山那时候下乡镇调查，没少看见农民的窘境。“所以农业厅的粮食生产思路有了新变化，提出要发展优质稻，解决销路问题。”刘丁山说，“湖南也成为全国最早提出发展优质稻的产粮大省。” 1986年，农业部的全国优质水稻工作会议选在湖南召开，这成为水稻生产从高产向优质转变的开始，刘丁山还记得会议上强调两个问题，“一个是全国还在面临卖粮难，一个是消费者对米质有了更高的要求”。所谓米质，也就是大米的口感，南北有所差异，北方人习惯消费的是黏性强的粳米，颗粒呈长圆形，南方人习惯于黏性不强的籼米，细长形。湖南出产的自然是籼米，其中晚稻的口感远胜于早稻。“高产和优质之间当然有矛盾。”刘丁山说，农业厅因此也投入了更多的科技力量来协调二者关系，如何在兼顾高产的情况下，在双季稻杂交中取得新突破，保证优质大米产量。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杂交稻的突破重点更多从口感更好的晚稻开始。

接下来的两次卖粮难分别在1992年和1996年前后，症结都一样。产量增加，可产品依旧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其实从第一次卖粮难开始，如何保证并增加农民收益的问题，被更多地提出并强调，效益成为协调粮食产量与质量的一个重要考量标准。而把这些综合在一起思考，“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作为一个稻谷大省的意义何在？”李建国分析，在全国粮食安全的大背景下，从一个省的角度，这其实是不能回避的核心问题。

(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在海南三亚考察水稻的生长情况 )

粮食的需求计算

中国农业大学农村发展研究所曾经做过一项全国粮食产量的研究，时间跨度为1951至1995年，作为传统粮食大省的湖南当然位列其中，只是其产量与全国粮食产量的波动相关性自1978年之后，从首位直线下降，呈现明显递减。更明显的转折来自1992年，根据湖南省农业厅的研究资料，“湖南省原是粮食净调出省，从1992年开始出现调入多于调出，据有关部门统计，每年调出粮食5亿公斤左右（主要是稻谷），调入为6亿至7亿公斤（主要是玉米、小麦、大豆）”。

( 田间劳作 )

紧接着的1993年，按全国30个省（市、区）排队，湖南仅稻谷总产量仍居榜首，但其余6项重要指标已经落后:粮食总产退居第5名，占全国比重由6.5%下降到5.8%;粮食亩产347公斤，居第6名;稻谷亩产388公斤，居第13名;人均产粮418公斤，居第11名;粮食商品率27.2%，居第16名。湖南作为产粮大省的优势正在缩小，这一年与湖北和江西的粮食总产优势差距，从1983年的66.6亿公斤和129.3亿公斤，缩小到仅多14.5亿公斤和51.7亿公斤，而且大有被迅速赶超之势。

放在时间脉络里来梳理，在整个南方粮食生产积极性不高的大背景下，粮食供求矛盾在湖南显得格外现实。自1983年后，粮食产量一直徘徊不前，而人口增加了742万，人均占有粮食由482公斤下降到421公斤，减少了61公斤，“相当于两个月的口粮”。1994年底，全省食品价格上涨了31.7%，粮食价格上涨了50%多，吃掉的中央储备粮是8.5亿公斤。“湖南每年究竟需要多少粮食”开始成为无法回避的思考。大的政策层面，对湖南总的要求是:自给有余，略有调出。省农业厅的研究者们根据这个大方向做了相当具体的计算:

1.湖南省有5200万农村人口，按人均口粮270公斤计算，需要140亿公斤；

2.粮食播种面积7500万亩，每亩留足种子15公斤（含备灾），共需11.3亿公斤；

3.全省每年饲养生猪6500万头，出栏约4000万头，其中外调出省约1800万头，每头生猪需要饲料粮最低100公斤，共需65亿公斤；

4.国家下达任务收购50亿公斤；

5.市场商品流通10亿公斤。

以上5项合计，湖南省近期的粮食需求最低数额也在275亿公斤以上，另外按净增率7‰计算，每年净增人口43万，按人均消费粮食300公斤计算，每年还要增加粮食需求1.29亿公斤。因此湖南现阶段粮食总产至少要在275亿公斤以上，才能保证供需的基本平衡。

这个数据模型面临的考验在于耕地面积的锐减。1999年湖南省新一轮基本农田登记造册历经一年完成，结论是“十一五”期间，湖南耕地保有量377万公顷，其中基本农田336万公顷。按这些数字算下来，湖南人均耕地只有0.85亩（约0.05公顷），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0.8%，排第25位，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所规定的人均耕地0.08公顷的警戒线。耕地的锐减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1996至2005年的10年间，全省非农建设用地占用耕地面积45万公顷，“相当于一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更仔细计算，2000至2005年，6年中湖南平均每年递减的耕地面积是20500公顷，“相当于一个山区县的耕地面积”。尽管2000年以来，每年新开垦的耕地都超过了4000公顷，实现了耕地占补数量的平衡，但从新开垦耕地的质量上看，远低于被占用耕地的质量。新增耕地的生产能力只有被占用耕地的30%。

除了城市化的人为因素，还有污染，以及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比如洪涝、旱灾、病虫灾害等会直接导致粮食产量锐减。另一方面，湖南全省粮食的商业库存一般在43亿至66亿公斤之间波动，除去必要的国家储备，省内对粮食市场的调剂能力最多只有100万吨，而全省抗灾和平抑粮价所需粮食为144万吨。因此很容易出现“买粮难”和“卖粮难”的问题，粮价也随之出现波动。这些都是模型计算下的粮食需求量要面临的挑战。

10年“吨粮田”

土地的综合生产能力临界值究竟在哪里？在耕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变得更令人关注。湖南省在这个问题上的研究算是起步早的，配合粮食从单纯追求产量到注重质量与效益的思路转变，湖南省从1986年开始上马了一个备受争议的项目——“吨粮田”试验，意思是争取每亩产量过吨。

基于大跃进时代的特殊记忆，对于刘丁山在农业厅主抓的这个项目，不用说全国，连本省的看法都各有分歧。刘丁山坚持“吨粮田”项目的必要性，“关键并不在于直接提高产量，而是对于土地综合生产能力的探索”。在吨粮田实践中探索出来的粮食产量临界值是每亩1150公斤，刘丁山说，根据省“吨粮办”和省农调队1991至1994年连续4年的研究，在当时的吨粮田综合配套技术下，“双季稻田年亩产可由目前的七八百公斤上升到1150公斤左右，且随着产量的增加，其经济、生态和技术效益都是增加的，超过1150公斤，效益则随着产量的增加而出现下降现象”。

吨粮田项目一度得到湖南省领导班子的大力支持，并涌现出了诸多成功示范点，继而大面积推广。在时任领导班子看来，要提高粮食总产和粮食攻击能力，扩大粮食耕地已不现实，唯一的战略选择是在现有耕地上扩大复种，主攻单产，挖掘内涵增产潜力。株洲、湘潭、娄底三地（市）作为第一批开发示范点的原因之一，就是三个地市人均耕地只有0.65亩，比全省人均少0.13亩，最少的娄底地区只有0.58亩，每年要从外地调进0.5亿公斤左右粮食。株洲是当年总结出来的最成功典型，所辖的攸县是全省第一个“亩产过千公斤，人均收入过千元”的“双千县”。

不过1996年的第三次“卖粮难”终结了这项试验，全国粮食连年丰收，湖南的粮食生产也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时任农业厅副厅长的刘丁山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有领导当面毫不客气地指责他，不要再搞了。坚持了10年后，这项对于土地的探索就此中止，刘丁山心里多少还是有遗憾的，他还记得1995年时国家领导人到湖北视察农业，取道湖南张家界要听取农业情况报告，省里专门组织了由他带队的报告小组赶去汇报。那时候刘丁山依旧信心满满，按吨粮田的思路，不仅可以提高产量，也可以增加农民的经济效益。

粮食品种结构，始终是湖南粮食生产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吨粮田的建设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根据湖南省农调队邱伯莉等人的研究，过去由于片面追求粮食总量，忽视粮食品种结构的改善和粮食品质的提高，因而在粮食总产中90%以上是稻谷，稻谷总产中90%以上是籼稻的局面长期未得到改变。随着城乡居民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以及全省生猪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饲料用粮大为增加，目前的粮食产品还不能适应已经变化了的消费需求。“湖南城乡居民的饮食习惯是用大米做主食，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对大米的品质要求也提高了，特别是粮食放开经营后，城市居民对口粮有了选择余地，优质晚籼米、粳米备受青睐，而品质差的早籼米则不受欢迎以至滞销。”此外，由于城市居民生活节奏加快，“早餐用面食者增多，小麦消费需求增加，年均消费量63万吨。而全省的小麦产量却在30万吨左右，2001年小麦产量只有21.4万吨，并且大部分不是市场紧俏的强筋硬粒小麦”。在饲料方面，“近几年推广配合饲料养猪，用稻谷喂猪的传统习惯正在改变。作为配合饲料的重要原料，玉米需求量大为增加，目前每年饲料用粮在600万吨以上，而玉米产量只有100多万吨，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复杂的政策与市场情况作用到农业生产上，比预期更为复杂。与吨粮田试验同步的这10年，农民的负担并未因高产而有明显改变。1988至1992年间，粮食价格普遍下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进一步扩大。由于农资供应紧张，价格上涨过猛，农业生产成本增加，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下降。1985至1991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在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后，年均增长仅为5.0%。1994和1996年国家两次提高了农产品收购价格，提价幅度为40%左右，这两次提价对农民收入增长产生了28%的贡献度。这一阶段虽然发生了通货膨胀，但1992至1996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还是取得了恢复性增长。可1997年以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农民收入就又出现持续下跌的局面。1998年以后，我国农民的人均负担基本上控制在上年纯收入的5%以内，但各地农民负担反弹的情况仍时有发生。

产业化的瓶颈和设想

“农民对土地的热情从80年代中期开始递减”，在李建国的观察里，这一趋势直到农村税费改革之前，都毫无逆转迹象。税费改革和粮价上涨，带来了一些波动，但总体趋势并没有明显变化，“农民种粮的比较效益和机会成本，与其他工资性收入相比，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选择一个样本考察，吨粮田试点中的第一个“双千县”——攸县，更能提供这种粮食产量起落的微观经济分析。攸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办公室主任刘肯堂推荐的是大同桥镇的新塘村，刘肯堂1998年调任综合开发办之前，任职于攸县农业局近20年，目睹了全县农业生产的变迁。刘肯堂说，攸县在自然资源方面独具优势，尤其是县城中部乡镇，沿106国道分列，丘陵地势，水利资源丰富，属于旱涝保收型的耕地，数十年间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影响粮食产量的主要是政策和人为因素。

其中新塘村不仅有耕地面积的优势，还是生猪养殖大村。全村768人，水田943亩，旱田45亩。现任村支书刘新报自2002年起上任，新塘村在他的带领下，3年时间还清了10万元的外债包袱，还争取来省里和国家的诸多农业项目，人均年收入保守估计近7000元。“其实已经过万元了。”刘新报说起来颇有几分得意，“尤其是去年猪肉涨价，村里的生猪养殖大户收入几十万元的都不稀奇，过百万的也有。”新塘村养猪已经完全规模化，单独开辟出规模化养殖区，养猪户必须每户建立一个沼气池，既环保又能再利用。刘新报手头的数字，是村里的沼气池已经有156个，也就是养殖生猪规模在300头以上的，已经有156户。

刘新报是新塘村人，当兵时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退伍后享受每月100元的特殊补贴。1992年南下深圳闯世界，开过出租做过生意，10年闯荡下来有些积蓄，2002年回村，怀揣着诸多想法当上了吃力不讨好的村官。村主任贺一清对他的评价是：“想法很多，能干实事，开辟了很多人脉资源，给新塘村争取回来很多发展项目。”刘新报接手新塘村的时候也头疼过，新塘村和其他村子一样，大量劳动力转移，全村768人里，外出打工者在500人以上，去向多是深圳出租行业。起因是个偶然，90年代初攸县劳动局和深圳公交公司签订了一份合同，帮助他们培养了10余名司机，结果因为各种原因，这批司机没有上岗，转而进入出租行业，由此以点带面，攸县人成为深圳出租车行业的绝对垄断群体。这也反过来刺激了整个攸县的消费习惯和消费心理，在湖南的各个县城中，攸县是仅次于花炮之乡浏阳，消费实力位居第二的县城。

“种田是赚不了钱的。”刘新报深刻感知了这一点，“自从减免农业税和国家粮食补贴下达之后，土地抛荒的情况倒是没有了，但也就这样而已，农民只是保证土地不荒，至于产量，能自家吃饱就可以了。”村民丁友文是一个例子，他承包了15亩田。丁友文其实不愁生计，他的儿子和女儿都分别成家立业，离开土地，外出打工。之所以承包下15亩地，还是最传统的农业思维，地总是要人种的，自给自足之外，能挣一点是一点。可一年辛苦下来，每年春耕都需要四处举债，刘新报连续3年每年借他5000元，购买种子和肥料。贺一清也举了自己姨夫的例子，和丁友文一样是老农民，承包了十来亩地，永远在借债和还钱的循环中面朝黄土背朝天，贺一清不止一次劝解他：“这样种田是不可能致富的。”

规模才能出效益，刘新报和贺一清已经意识到当下农村经营模式必须有所突破，他们认真读了中央“一号文件”，也注意到政策向种粮大户转移这一条，因此萌生一个大胆想法:将农村的土地集中起来，通过成立一个集体公司的模式，来负责规模化的经营，成为特殊的种粮大户。因此他们必须算清楚几个问题，种田的经济效益究竟如何，以及规模化生产的利润空间在哪里。就在几天前，刘新报和贺一清刚刚请来村里十几位老农民，做了细致的计算。这份以亩为单位的水稻种植成本计算分为两类，直接成本和工资成本——

直接成本包括6种:种子、肥料、农药、机械耕地、收割以及其他的除草、育秧等农田耕作需要发生的基本费用，按照今年的价格计算（种子41元，肥料早稻127元，晚稻159元，农药早稻45元，晚稻60元，耕地140元，收割140元，其他费用33元），全部费用为745元。工资成本包括7类，分别是农田耕作的各个环节需要支付的人力成本，从插秧开始到晒谷和搬运结束，为395元（插田140元，打药35元，施肥除草50元，做田埂25元，育秧25元，杂工放水等50元，背谷、挖犁沟、晒谷等70元）。两项成本相加为1140元。按照新塘村的稻田产量，一亩地早稻的平均产出为850斤，除去为晚稻预留秧田会耗损的80斤，实际产量为730斤，晚稻产量平均为900斤，按目前市场价每斤90元计算，总产出为1630斤×90元=1467元，减去直接成本和工资成本1140元，实际每亩田的利润是327元。

贺一清这样算了一笔账，假如一个农村的4口之家，全部在家务农，那么按最大的人均耕地面积计算，即便是人均一亩（事实上，湖南绝大多数农村还达不到这个数值），那么一年下来，一亩地种植双季水稻的全部产出也只有327+395=722元（395元为自己的劳动力工资成本），4个人一年劳作下来的家庭纯收入也不到3000元。李建国所强调的种田比较效益下降，在这样的具体计算中得到印证，农民外出打工的工资收益整体上远高于他们在土地上的所得。贺一清因此感叹，村里30岁以下的人，基本都不知道如何种田了，还在田间劳作的都是老人，按照这个趋势，如果不加以改变，10年之后，因为劳动力的青黄不接，粮食生产将面临更严峻的现实。

刘新报和贺一清设想的公司模式，是与农民的利益共同体，假如以公司化模式运行，他们需要支付的成本还包括:地租，按照村里的行情，是每亩地200斤谷，按市价合180元;农民的提留利润分配50元;养老博爱县20元；医疗保险10元。4项支出合计260元。这意味着，以公司模式规模化种植的利润只有67元。但如果以公司作为经营主体，规模化的另一种效益可以显现出来，比如，可以更换高产稻种。新塘村曾经试图更换过一种高产稻种，但因为劳动力素质问题，育秧科技没有得到及时普及，造成当年减产，农民对于更新起了抵触情绪，而且因为剩下的劳动力都是中老年人，用李建国的话说，“实在很难进行技术普及”。但改变成规模化的公司经营主体，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另一方面，化肥等农资费用，批发与零售相比有8%的差价。新塘村走规模化生产的优势还在于，村里招商引资建立的化肥厂已经投产，等于从源头上解决了一块利润空间的问题。

规模出效益，是刘新报从新塘村的养猪经验中总结出来的心得之一，不过这个模式套用到粮食生产上，要复杂许多。资金和成本都是问题，还有政策扶植的力度。刘新报计算过，中央的粮食补贴平摊到农户个人手里，不过每亩70元，放到一个家庭的收入核算里，微不足道。如果可以用规模种植的方式集中起来，这笔钱就能起到实际效用。李建国从研究者的角度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农村土地流转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农业发展的瓶颈”。如何有效实现农村土地流转，是更为复杂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这些，都将更复杂地作用到现实的粮食生产上来。 种植业三农农村农民产粮大省李建国农业湖南发展畜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