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米风险的几重因素

(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基础，也是最需要保护的产业 )

库存

湖南的种植户们现在在考虑继续种稻是否划算了。以一户农民5亩稻田计算，买化肥、农药、种子、租用农机就要花掉260元，每亩产量800斤，每百斤粮卖80元，即使加上国家每亩10元的早稻补贴，到手的钱也不过390元。

2007年一亩地的收益还在500元左右。湖南省农业厅粮油处的调查数据显示，该省今年农耕成本同比上涨了40%～50%，预计一季每亩成本增加90元，钾肥每吨涨了150元，农用柴油涨得更快，每吨涨了400多元。湖南省农业厅粮油处官员任泽民担心，双季稻改一季稻会更多起来。湖南省农业厅一份报告显示，去年全省双季改一季水稻面积增加了22万亩。

湖南省是全国13个粮食调出省之一，水稻种植面积有6000多万亩，主要供应广东、福建等地。任泽民说:“这20多万亩看上去数不大，但是这个苗头不好。”根据湖南各地区反映，水稻双季改单季的面积年年扩大，已经成了一种趋势。

政府农业部门正在提高农业补贴，但稻谷产量和大米消费量之间的缺口一直在扩大。“从2000年到2004年，当年产量都不能满足需求，都要动用库存。”任泽民说，“我们现在的总需求每年大概是9600亿～9800亿斤，2005年的总产量才8614亿斤，差1000多亿斤。2006年保持增产达到9100亿斤或者9200亿斤，还要靠库存补。”

( 目前国内粮价水平与快速增加的农业生产成本相比，仍然属于偏低水平，保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为当务之急。图为黑龙江五常民乐乡村民为耕地施肥 )

库存关系着市场波动。根据宋廷明从事多年农业工作的经验，“上世纪80年代，当国家库存少于1800亿斤时，市场粮食价格就暴涨。这种情况在1988年下半年、1989年上半年都发生过。1993年底到1994年，有一次粮食大涨价，当时，国家的总库存低于2200亿斤”。

由此，一个用国家财政来保障的库存成为中国隔离于从3月份开始的全球大米涨价风潮的重要保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31日在老挝首都万象出席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领导人会议期间说，目前，中国大米库存量已达到4000万吨到5000万吨。

( 3 月 13 日，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谷物期货交易市场 )

但风险是潜在的，市场需求在潜移默化地影响农民的种植选择。稻米是三大主粮中产量增幅最小的品种，所以是当前种植结构中受冲击最大的品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粮价问题专家李国祥说，“最近两年花生、油菜子等油料作物连续减产，植物油价格大幅上涨，为了提升农民种油料作物的积极性，国家从今年开始发放油料补贴，这在以前是没有过的。受市场价格影响和政策推动，估计今年油料作物的种植面积会增加8%左右，约1000万亩。而中国耕地总量有限，缺口至少在3亿亩以上，油料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必然导致粮食种植面积下降”。李国祥说，这会导致粮食单产下降，“一公顷粮食产粮大约5000公斤，而大豆产量仅1000多公斤，相差好几倍”。

李国祥担心的另一个因素是中国粮食产量的周期性波动:“长期观察可以看出中国粮食产量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波动，每个增长周期很少有超过4年的。从1978到2008年，仅1979?1984年维持了连续5年的增长。2007年中国粮食已经连续4年增产。从粮食周期性波动的一般规律来看，2008年再增产的可能性明显下降。”

在这种前提下，出于战略性考虑，国家发改委已经两次提高稻谷的最低收购价。

耕地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说:“2003～2006年，中国净减少耕地6009.15万亩，年均减少耕地1000万亩以上。按目前趋势，到2020年，中国耕地缺口将达到1亿亩以上。”

这些土地的减少大部分发生在南方。从1986年到1996年南方14省耕地面积共减少了1634.8万亩，而同期北方16省耕地仅减少了253.6万亩。就是说，在9年里，全国耕地面积减少总量中有86.6%是在南方发生的。

表面看，并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南方减少的耕地，大部分都在北方和中西部地区得到了补给，“2006年和1998年相比，全国粮食总产量下降了297亿斤，而沿海10省市的粮食总产量却下降了614亿斤。这说明，东部地区减产后的缺口主要靠后二者补充”。

“应该说，东北地区过去集中的水利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帮了国家经济转型的忙。”马晓河说，“在南方急速发展工业化的时候，它让国家从最重要的粮食问题上腾出手来了。”但这种生产格局的可持续性需要认真考虑。水、土、光、热条件好的地区粮食产量逐步下降，而要靠水、土、光、热条件差的地区来补粮食缺口，“当然，两江一湖地区（黑龙江、乌苏里江、兴凯湖）的水利设施搞好了，再增加三五百亿斤粮食产能的可能性是有的。但两江一湖是界江、界湖，这就使水资源利用变得复杂起来”。

“南粮北运”到“北粮南运”的变化，带来了至少两点隐患。“水稻种植的恢复比其他任何谷物都难，过去南方水稻主产区水土条件好的平地高产良田被城市化占用后，完全没有复耕可能。另一方面，现在黑龙江三江平原、吉林松花江流域和辽宁辽河出海口，这三处新的稻谷主产区因为受水资源局限和湿地保护的限制，可开垦的稻田已经不多了。”

一些观察者认为，从长期看，中国稻米和粮食生产的结构性问题要大于产量问题。目前，我国稻谷、小麦、玉米和大豆等主要粮食品种，主产区和主要消费区严重错位分布，如玉米的主产区集中于北方，而作为养殖业密集区和饲料工业发达区的主消区则主要集中于南方。同时，我国粮食库存主要集中于粮食主产区，特别是东北地区。

中国的资源运输本身就呈现南运局势，大米和粮食的供需逆转加剧了这一矛盾。建三江位于三江平原，是目前最大的粮食主产区之一，而这里恰恰又是铁路运输的最末端。2006年建三江粮食产量高达68亿斤，仅靠一条唯一的铁路，即使满负荷运输，也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每天一个专列就是40节车，一节车皮按60吨算，一天2400吨，发3年也发不完。

宋廷明说，大米从东北运到广东，需要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京广线上的三大瓶颈山海关、郑州、衡阳，每到一处就要排队。

“因为粮食运不出去，大量积压在产区，这样，总是越要保护粮价的地方越跌，越要抑制粮价的地方越涨。”宋廷明说，一些农民抱怨，虽然发放粮食直补和综合补贴，但粮食卡在路上带来的损失，已经把各种惠农政策带来的好处给抵消了。

“北粮南运”使大米又多了一层风险，“除了它的源头，还有路上的”。在这份已经由温家宝批示的《国家粮食安全系列研究报告》上，还指出一个现在极为普遍的问题:粮食运输的运力紧张，使得中间环节的投机分子开始层出不穷，一些货主对每节车皮的粮食要支付2000到4000元不等的“请车费”，等于一吨粮食增加80元成本。这笔额外费用，甚至连调度储备粮的调控者也无法避免。

调控力

成立8年的中储粮正在小心翼翼地修正它的调控行为，它在学会使用自己的力量。这个中国粮食市场最重要也最庞大的调控机构，2万名员工，只不过是国有粮食企业2%的人力管理着中国最大一块份额的粮食。

目前整个中国每年是1万亿斤的粮食总产量，商品粮大致算50%。虽然在这5000亿斤粮食中，中储粮在整个市场中所占的市场份额还不到10%，但这10%的粮食吞吐量集中于一家，的确是不可小觑的力量。中储粮总公司综合部主任魏强说，中储粮现在拥有251个直属库点，1000多个存储库点，每次收粮都由地方各个库点分散收购。“统一监督、分散经营，对中储粮来说是必要的。”他说，“如果是统一采购，不管是哪个粮食品种，都很可能一下子就引起市场价格暴涨，‘托市’就成为‘炒粮’了。”

“政府调控有一定局限性，我们要建立自己的产业链，要扩大贸易量。”魏强说，“调控学问的精密性，在于如何既做好一个调控者，又做好一个市场主体，而不仅仅居高临下的发令官。”

近10年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培育了数以万计、规模不同的市场化主体，它们一方面是活跃市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是市场波动的制造者。以中储粮为代表的调控力量，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要研究如何去对付它们。

“前一阵也有一些粮商问我这个问题，问中储粮的职能是什么。”中储粮总经理包克辛说，“我告诉他们，有一条，我就是抑制你们搞投机。因为做商人是要投机的，市场如果没波动，他就赚不到钱，因此即便没波动，他们也要设法制造波动，而中储粮的任务就是去抑制这个波动。”

粮食市场的脆弱性之一，是农民作为谈判力量较弱的一方，不容易去对抗包括粮食经纪人、大小粮商在内的利益群体。产区粮价被打压，农民成为受害者;销区价格被哄抬，农民又很难从流通渠道获利。“后者在现在的南方情况很明显。”魏强说。比如，现在广东这些地方形成了一种大米的“台风价”，“台风一来，船不能运了，粮食的供给就要中断。每个台风季之前，大批民营企业粮商因为都有明确的涨价预期，不约而同选择中止大米投放市场，这样一来，本来供应紧张的市场更是火上加急，货源骤减，米价飙涨。这是地方政府非常头疼的事情”。

中储粮这时就要及时投入储备。包克辛说到这种现在经常发生的“正面战”时并不轻松，“一场大雨一场台风，就意味着10天或者一个星期的粮价高峰，我们就必须果断出库，把价格打下来，作为中储粮本身，既平抑了市场粮价又有了收益。等台风过去了，我们再用船运过去把粮库补上”。

从理论上讲，只要调控机构有足够的调控储备粮，局部地区粮价的过快攀升都可以被平抑，但问题是，不断释放储备依赖于调控者的不断吃进市面上多余的粮食——在这轮全球性的农产品牛市面前，它的可持续性就显得有些脆弱了。这种属于“临时存储粮食”的调控库存来自于每年的托市收购，而现在市场普遍对米价看涨，农民惜售心理和米商们的囤积欲望都很强烈，政府托市收购价的市场竞争力正在受到挑战。

“国家发改委今年以来连续两次公布提高2008年稻谷最低收购价9%～10%，既是未雨绸缪之举，也足可见调控压力的艰巨。”广东华南粮食交易中心的胡锋是一名资深业内人士和市场观察者，他注意到，从2004年国家实行粮食最低收购价政策以来，稻谷的最低收购价水平4年没有任何变化:早稻的最低收购价为1.4元/公斤，中晚籼稻的最低收购价为1.44元/公斤。

“这4年中，2004年、2007年由于市场价格一直高于最低收购价，这两年没能按最低收购价收到稻谷。2005年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稻谷854万吨，2006年按最低收购价收购稻谷1190万吨，也就是说，4年来共收购最低收购价稻谷2044万吨。”胡锋说，“由于2007年没有收到托市稻谷，目前的托市存量估计很快就可基本耗完。国际米价高涨的传导作用基本上被阻断了，但它带来的心理预期却在持续扩大，如果发改委袭用旧价，无疑会继续收不到托市稻谷。”“一旦2008年下半年收购期结束，粮价突然出现大幅上涨，政府就会缺乏来自于托市粮的调控力量。”

于是，为了粮食市场的整体稳定，在调控者和粮商之间，就有一场更为针锋相对的较量。粮源成为问题的全部关键，它关系到在紧急关头谁更有话语权。这方面，至少目前来说，中储粮并不完全掌握主动，各地中储粮的分公司对它的对手往往知之甚少，灵活的大小粮商是“坐地户”，他们更像行动敏捷的“游击队”。不开发票、回扣，这些虽然都是些细枝末节的门道，但在粮食收购的环节很多时候却仍然是一招制胜的武器。和调控机构相比，粮商们能用更少的成本囤积粮源。

“大家都以为，中储粮这么大的企业，一定能左右市场，其实未必。”魏强说。中储粮在明，民营粮商在暗，它们对中储粮的运作规律几乎了如指掌。比如，从储备制度建立以来，各个储备粮库一直固定维持着“轮换机制”，就是每年将有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陈化粮从粮库轮出，进入市场，再轮入新粮，这样每个粮库都允许有4个月用于轮换的“架空期”。魏强说，“因为这4个月是固定的，时间一长，民营企业对我们研究得很透彻，一到粮库轮出陈粮的时候，他们就打压市场，把价格压得很低，他们低价接盘。4个月左右，当我们开始轮入新粮时，他们开始抬价”，“因为粮库的空仓期不能超过4个月，我们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满库，往往价高也要收，经济上就会很吃亏，利被粮商们弄去了”。■

15年前一场大米逼空战

这场大米供求的失控让中央意识到，在粮食这个举足轻重的战略物资上，一个完全代表中央的强力调控角色是多么必要。

在中国粮食交易历史上，可能再也不会有像上世纪90年代初那样受投机者“欢迎”的年代了。1992年政府开始了第二次粮改，并在1993年提出“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的改革方针。全国95%以上的市县放开了粮食价格。

1992年，股市在1.3万亿银行储蓄的推动下掀起第一轮波澜壮阔的牛市，另一些资金实力更雄厚的庄家则把战场开到了“粮食期货”这个更惊心动魄的掘金场。一时间，全国冠以“商品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名称的机构就多达50多家，上市品种有7大类50多个，各类期货经纪公司有300多家，各类兼营机构多达上千家。

中国期货业协会副会长常清这样描述当年的投机狂潮，“当时的期货公司非常混乱，光广东一个地方就有二三百家期货公司。第二交易所非常多，已经成立了11家交易所，还有几十家交易所待批，第三交易所之间存在激烈的竞争。比如说稻米、玉米几个交易所可以交易，绿豆这么一个品种，北京和郑州两个交易所交易，而且形成的价格还不一样。”以价格发现和风险分散为功能的期货市场几乎成了现货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源头。常清说，交易所之间竞争往往是为了交易量，各个交易所采取了一些小的手段，使规则不严肃。那边正在交易，这边出了文件，规则变了，整个交易非常混乱。粮食有利可图的程度以及人们对粮食炒作的热情超出了制度设计者和监管部门的预期。

当时粮食期货最主要的炒家都是各级国有粮食企业。宋廷明回忆，在“放开价格，放开经营”的指导下，粮站、粮库这些基层粮食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利益主体，个体粮贩自由经营，随便进出。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它们又纷纷加入粮食投机的行列。“我国粮食系统是通过行政关系连接起来的一个自上而下覆盖全国的网络，改革之前，购销关系主要通过粮食管理系统衔接。”宋廷明说，在当时情况下，相当于割断了这一连接链条，打破了原来的购销关系。

这场全面投机的高潮是1994年著名的上海“粳米事件”。粳米期货被爆炒的起源，仍是现货市场出现的供需紧张。宋廷明说，1993年，南方因为耕地减少的明显，籼米产量短缺出现了明显变化，广东省到湖南、湖北、江西和安徽去购买籼稻，但对方看米价上涨，拒不供货。接着，来自东北的粳米开始大幅南销，而当时东北的大米产量还极为有限。到1993年第4季度，籼米和粳米的现货价都开始急剧上扬，“粳米期货从1400元/吨上升至1660元/吨，炒作一发不可收拾，1994年春节前后，受国家大幅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的影响，期价从1900元/吨涨到2200元/吨”。

于是一些财大气粗的省粮食公司开始上演逼空格局。他们最初判断市场上可供交割的粳稻现货商品大量稀缺，凭借资金优势在期货市场建立足够的多头持仓以拉高期货价格，同时大量收购和囤积可用于交割的粳稻。当时上海粳米现货价已达2000元/吨，与期货价非常接近。另一些判断国家会出台宏观调控，平抑粮价的省份则坚持米价会下跌。双方互不相让，持仓量急剧放大。

“7月5日，交易所做出技术性停市之决定，并出台限制头寸措施。在《关于解决上海粮油商品交易所粳米期货交易有关问题的措施》出台后，多空双方大幅减仓，价格明显回落，9412合约和9503合约分别从2250元/吨、2280元/吨跌至最低的2180元/吨和2208元/吨。”曾任江苏粮油公司期货交易员的王洛维回忆，“谁知，进入8月，受南北灾情较重及上海粮交所对粳米期价最高限价规定较高的影响，多方再度发动攻势，收复失地后仍强劲上涨，9503合约从最低位上升了100元/吨之多，9月初已达到2400元/吨左右。”

“粳米多逼空事件”引起的粮价暴涨，加剧了通货膨胀。监管部门对粮价失控显得束手无策，唯一的办法就是暂停了粳米期货交易。这场大米供求的失控让中央意识到，在粮食这个举足轻重的战略物资上，一个完全代表中央的强力调控角色是多么必要。

当年，在增发国债所筹集的1000亿元资金运用项目中，极为重要的一项就是建设250亿公斤仓容的国家储备粮库。 调控大米风险粮食银行种植业三农农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