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马内奇：磨难相伴的“体操公主”

( 科马内奇和丈夫巴特·康纳尔，摄于1995年 )

与天分一样引人瞩目的，是科马内奇坎坷的命运。她在物资短缺的齐奥塞斯库政权下生活，1989年冒着生命危险“叛逃”到美国，然后与美国奥运会体操双料冠军巴特·康纳尔结合。

在俄克拉何马的阳光下，我们找到了巴特开办的体操馆，科马内奇1996年成为这里的女主人。这条街道以“巴特·康纳尔”命名，巴特的大学教练保罗是这对明星夫妇的经纪人，几十年的情谊使他们看上去更像温馨的一家人。他们创办了世界最著名的体操杂志《国际体操运动员》(International Gymnast Magazine)、经营着两家体育器材公司和有1000多名学生的体操学院。

在俄克拉何马的办公室里，科马内奇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巅峰14岁

我很奇怪人们一直记着我，在谈到1976年奥运会的时候就会谈论我。我现在能赚到钱也因为我14岁时做的事情。

(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科马内奇获得了7个满分 )

没人知道自己将于何时创造历史，既没有人指导你，也没人警示你该如何控制这一时刻。在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我所要做的就是听从教练贝拉和玛塔的指导和安排。当时奥运会不像今天这样有影响力，欧洲体操锦标赛才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体操盛事。之前我从来没在电视上看过奥运会，那时世界上著名的女运动员很少，而且我们也很难有渠道获得信息。

当时我还是一个14岁的小姑娘，住到奥运村后，高兴坏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这里一切都是免费的。我第一次吃到了比萨、干酪、花生、黄油等等，真是太高兴免费享受一切了。

( 科马内奇和父母合影，摄于1976年 )

体操运动员不可能在某一年突然变得很伟大，一夜成名，伟大的时刻背后是长年累月的训练。教练贝拉让我们深深懂得这个道理。在1976年，我已经有条件成为一名伟大的体操运动员，只是美国和加拿大等国家并不知道我的存在。

我在1975年成为欧洲体操锦标赛女子个人全能冠军。1974年贝拉让我在巴黎国际体操邀请赛上表演了“冢原跳”，那时我才13岁，巴黎方面因为年纪问题拒绝让我参加比赛，贝拉让我趁着主办方不注意，来了个“冢原跳”，震惊了全场。这是只有男体操运动员做过的高难度动作，我成为第一个成功完成这个动作的女体操运动员。在我之后，手翻接空翻和手翻接空翻并转体类型动作开始在女子体操赛场上出现。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开始后，人人都期待着苏联和民主德国的体操运动员创造奇迹，当时的明星有奥尔加·科尔布特和柳德米拉·托里谢娃。对某些人来说，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罗马尼亚这个小国家。

( 科马内奇和家人近照 )

我年纪小时，贝拉会让我集中训练一些具体动作，比如手的动作，特定的技巧。但是到1976年蒙特利尔，他不再这样做了，因为他越是让我注意的地方，我越容易犯错，我真正需要注意的地方总是和他想象的不同。所以这次贝拉换了一种方式，不再具体指导我，而是给我创造一个可以“发光”的小环境。

对我们来说，贝拉从来不只是个教练，他同时也是推销者、代理人和保护人。他一再强调，裁判们会倾向于把高分给那些著名的运动员，没有名气的运动员往往得分较低。在1976年时罗马尼亚的体操还默默无名，贝拉知道如果我们要赢，必须改变这一局面。

在头一天熟悉比赛器械的时候，贝拉就开始行动了。“现在罗马尼亚队将进场表演。”我听到广播一遍遍大声重复，观众席上已经响起掌声。但是贝拉拦住我们，说让大家等着吧。当我们终于出场时，我能感觉到所有眼睛都盯着入场处，每个人的注意力都被我们吸引了。

我们激起了每个人的好奇心，全部穿着紧身连衣裤，扎着马尾辫，跟其他运动员比起来，个头简直像小孩子。她们全部都在20岁上下，那时候体操并不是十来岁孩子的运动。为了不让自己受伤害以及避免紧张，大家都会选最普通的动作来试试。观众席上坐满了记者、体操迷和裁判。我们没有放过这个机会，每一个动作都做得非常到位，没有失误。每当我从平衡木或鞍马上跳下，都会引起其他国家教练、运动员和官员的一阵骚动。第二天，原本不知名的罗马尼亚队，已经不得不处处躲着记者了。

决赛开始时，我们不再毫无名气，当轮到我上场时，我们的分数处于第二，只比苏联队落后0.01分。我像平时训练那样，在高低杠上表演，有了一个完美的落地，感觉不错。当我准备平衡木比赛时，记分牌上突然显示出“1.00”，人群中一片沉寂，大家都被分数弄糊涂了。贝拉向裁判们做着质疑的手势，一位瑞典裁判伸出了10个手指！因为从来没有人得过10分，显示牌根本无法显示10分！人家说，我的表演让电脑失灵了，裁判们这才知道电脑无法显示10分。

我很少表露我的感情，但在那一刻，我确实笑了。一个队友让我上前向观众们挥手，我也照做了。但从内心来讲，这确实没有真正对我造成冲击，一点也没有，我只是觉得裁判们对我太好了。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又获得了6个满分。后来我在高低杠上首创蹬杠弧形转体180度接后空翻下，被国际体联命名为“科马内奇下”，我的空翻动作也被命名为“科马内奇空翻”。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女子体操是一项优雅胜过难度的运动，很多运动员20岁以后才开始参加世界大赛。70年代初，以科尔布特为首的苏联女队开始掀起了一场女子体操发展的革命，做出许多危险的高难度动作。人们说，我的出现将女子体操推向低龄化，成为优雅和难度结合的典范。

这样的成绩听起来让人眩晕，但是我并不认为自己幸运，在体操面前没有“幸运”这个词。我在比赛中想成为冠军的渴望并不是来自外部，是我自己的天性在起作用——痛恨失败，痛恨达不到目标。从很早开始，我就总在找自己训练的不足，找一切机会做得更好。我总是非常专注，当我跳跃时，观众为其他运动员下马而欢呼的声音我根本听不到，我全神贯注于自己的动作。新动作我练习了无数次，也失败过无数次。我和贝拉都为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动作而激动。

这一次我创造了历史，得到3枚金牌。但是对我来说，这是我的分内事。疲惫和回家的渴望很快取代了喜悦。我还天真地认为，荣誉随着比赛结束而消散，我来了，表演了，为国家争得了荣誉，然后我坐着赛场的巴士离开了，就这么简单。

童年

妈妈曾经对我说，我人生中第一次吃的肉是禽类的肉，所以我总像鸟儿一样，似乎能飞。我乐于在野外寻找乐趣，爬树，从高处往下跳，甚至有一次我从一座5米高的桥上往下跳，身体丝毫没有损伤。

我6岁开始学习体操时，体操对我只是个消遣时间的玩耍方式，说来好笑，我只是想学会怎么做侧手翻。体操偶然闯进我的生活，我既没有压力，也无须恐惧。那时体操并不能给人带来名气或是百万美元，妈妈送我到体操学校，只是为了找个地方让我发泄多余的精力。我很快就被这个全新的世界征服了，每一次跳跃、翻腾，那些单双杠、平衡木，给了我无限的可能性。于是当我遇到了体操，真是鱼儿遇到了水，它给了我无穷无尽的机会，以一种我之前从来没有想象过的方式去高飞。

童年是充满快乐的，一个孩子除了尽情玩耍，不用关心任何事情。屋外的野地、奶奶的农场、山间的树林是天然的游乐场，罗马尼亚有太多美丽的山山水水不为外人所知。我妈妈身上充满厨房的味道，因为她永远在给我们做吃的。她是个精力充沛的女人，能同时做5件事情。我爸爸身上永远有汽油味，他是个汽车维修师，每天上班来回走12英里的路。虽然他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汽车，但是这丝毫无损父母带给我和弟弟幸福的童年。

从小我就不是那种喜怒形于色的孩子，我从来都是把事情放在心里，用自己的方式来消化一切。脸就像我内心的一道墙，人们很难从面部表情感受到我的内心，而我也不愿意做戏给别人看。这种与生俱来的特质，我很难评判它的好坏，也不会去改变它。伤心的时候我会紧紧咬住牙齿，但是我几乎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我不愿意满足人们看到我哭泣的快感。

教练贝拉曾说过，在所有的年轻体操运动员中，我是他唯一打不垮的。这可能是因为我性格中有相当自负的一面，但是我从来没有刻意为之，我只是用最简单的方法遵从了自己的内心。从来没有人为我设计梦想，经历挫折时，我也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多愁善感上，刻苦训练远比埋怨或者愤怒要好得多。

进入体操学校后，我们每周学习6天，每天上午4个小时和其他孩子一样学习，接下来4个小时进行体操训练。刚开始在体操队我并不出众，我总是很安静，从来不笑。但是内心里，我非常强烈地想学习新技巧，要提高自己，让别人感受到我的力量。从来没有什么能让我摔到地上，因为我生来就是要飞的。

贝拉是个非常独特的教练，有着强大的内心，他非常懂得保护运动员不受伤害。当运动员非常信任他的训练人时，就有勇气去尝试更难的动作。贝拉有一套理论:与其去模仿当时强大的体操队，不如让你的体操队创造出新的风格，这样至少还有机会出人头地，模仿永远是会被淹没的。

后来生活经历了太多波折，教练贝拉和玛塔夫妇1981年“叛逃”到了美国。人们常常想问我:贝拉是不是像传说中那样严酷、不近人情？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理解一位在齐奥塞斯库统治下的教练，面临着怎样的压力。他和妻子逃走时，明明知道将撇下他们的女儿，并且很可能永远无法见面，他要承受怎样的痛苦？

我只知道贝拉是一位伟大的教练，他能开启一个女孩的梦想和潜能，并且强而有力地让你实现它。贝拉不是那种会称赞运动员的教练，他永远让你觉得不足，并且要求你做得更好，我早已习惯了他严格的训练方式。贝拉只会看中有天赋并且有野心的孩子，如果你没有，贝拉不会浪费他的时间;但是如果你生来就是要触摸月亮的，那么跟贝拉一起工作吧！11岁的时候，我就在贝拉的帮助下获得了罗马尼亚的全国体操冠军。

有人告诉我，说我的眼神让人感觉不舒服，它们显得激烈而充满算计，也有的人说冷漠。这种表情是我的一部分，我只能说如果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那么我可以选择偶尔拉下窗帘。我看着自己作为年轻体操运动员的照片，发现我的眼神偶然有些空洞，但是它有着更强烈的决心和愿望。这就是当时的我，永远充满渴望。

冠军之后

虽然当时毫无预感，1976年的巅峰仍然成为我人生的一个分界线。比赛之后我们没有看电视，也没有和其他参赛者交谈，所以并不知道罗马尼亚体操队成为1976年奥运会的最热门话题。我们的飞机在布加勒斯特降落时，还没有预料到会发生什么。等我们一出机舱，成千上万的罗马尼亚人拥过来迎接我们。仿佛突然间，每个人都试图推开人群，能够接触到我。

接下来的生活并没有因为奥运冠军发生太多变化。我爸爸仍然买不起汽车，妈妈仍旧是个家庭主妇，我住在离家不远的体操学校继续训练，回家后妈妈仍然让我帮着做饭。我还是一个孩子，没有预料到生活将给予我的磨难。我将在罗马尼亚食物和燃料短缺的年代艰难度日，为了生存而挣扎。

我获得奥运会冠军后，总统齐奥塞斯库对体操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且我有着卫冕1977年欧洲体操锦标赛冠军的压力。但这次锦标赛也标志着，我对贝拉单纯的服从关系结束了，它变成了富有主见的年轻女性和强大教练之间的复杂合作。

事实上，1976年之后，我开始感觉到长大成人的困惑。我变得更成熟，更聪明，我们开始理解生活和比赛永远不可能公平，服从命运只是一种选择，并不是生活的全部。这种青春期的叛逆几乎每个人都会遇到，并不因为我是体操运动员而不同。这时候我妈妈说，如果我不想训练，可以退出，不要无所事事地消磨光阴。妈妈总是这样，她从来没有刻意地给我压力，如果那样，我也不可能成功，我会不自觉地跟压力对抗。

我内心感到疑惑，但是我从来没有过一大群朋友来交流。对我来说，5个朋友已经足够，其他的只是浪费时间。这可能与我生活的背景有关，在齐奥塞斯库时期，如果3个人聊天，其中的一个人可能就会是告密者。我们几乎不能相信任何人。罗马尼亚的生活变得相当困难，人们做一切事情只是为了生存。我被政府当做“国宝”，因为我看上去按照一切规范在生活，所以我成了国家的重点保护对象，你们能想象这种存在方式吗？

我曾经那样全力以赴地想成为伟大的运动员，为了金牌而战，但是突然间我感觉意志消退，对无休止的比赛和媒体的关注感到厌倦，我惊讶于我不再愿意做到教练的要求，也难以满足队友的期望。

就在我产生这些想法时，刚好政府的体操联合会以“分离实验”的名义让我离开贝拉，到布加勒斯特进行宽松的训练。他们希望分别更好地控制我和贝拉，许诺几年后让我上学。

6岁进入体操队后，我一直生活在群体中，贝拉让我们的生活充满了训练。我发现我喜欢新的没有时间表的自由生活。但是事实上，我并不是真正享受这种无组织的生活，我觉得自己在偷懒。但是我还不够年纪工作，我也没有其他技能，难道现在就让我进工厂吗？这时候我的父母离婚了，和每个十几岁的孩子一样，我难受极了，对自己的处境非常不喜欢。1978年我过得非常不开心。因为与监视我的官员发生了争执，我误饮漂白剂的事情被描述成自杀。

贝拉找到了我，当他第一眼看到我时，完全被吓住了。我体重增加了很多，身材完全变了形。我很少在别人面前哭，但是这次我确实哭了，难受极了，我失去了生活的方向。贝拉问我是否愿意重新开始，那意味着我将参加在不久后举行的世界锦标赛。虽然之前有些厌倦体操了，但是这次我没有逃避，因为我太害怕，而战胜恐惧的唯一方式就是面对它，重新站起来去挑战。我要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去恢复体能。贝拉始终陪着我做每一项训练。我的妈妈和弟弟也过来了，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又有了家的感觉，生活重新有了方向。

我在1980年第22届莫斯科奥运会上又夺得了2枚金牌，第二年，在第11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上与队友夺得了团体冠军，我还夺得了个人全能自由体操、跳马和高低杠4个项目的金牌。1984年5月6日，我结束了运动员的生涯，彻底退役。

生活困境

那些年我一直在考虑自己的出路，金牌并不意味着工作。我只有接受教育、获得文凭才能有个好工作。我的生活实际上已经陷入困境，罗马尼亚政府每个月发给我的补助相当于100美元，我甚至连房子的暖气费都付不起，妈妈不得不到商店做收银员。到了冬天，妈妈、弟弟和我只能挤在厨房里睡觉，这样才能暖和一点。这时候我完全不想有朋友，我不希望任何人知道我过得不好。即使偶尔参加巡回表演，获得的报酬也非常少。

对一个青年人来说，你很难分清哪些是别人对你的期望，哪些是你自己的期望，哪些是现实。这些问题时时困扰着我。

1980年奥运会之后，我在布加勒斯特的生活平淡无奇，我开始上学，并且要负担也正在上学的弟弟。生活变得更加困难，让人筋疲力尽。我的一个在制衣厂工作的熟人偶尔送给我一些衣服，我每天都在为晚饭吃什么而担心，总想交换到蔬菜和水果，或者鱼肉。我才20岁，但是我要负担整个家庭，我时常感觉快要被压垮了。我后来才从媒体和书本里知道，齐奥塞斯库将所有好的食物都出口了，偿还他欠下的巨额国债。我们艰难度日，和邻居们互相救济。

我开始有了第一份工作，为一个民间舞蹈剧团编舞。虽然挣钱不多，但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成年人了。1981年，体操联合会组织了一个体操代表团，去美国参加巡回演出。政府将从这次11个城市的表演中获得25万美元，他们给我1000美元的酬劳。这已经是一大笔钱了，要知道我每天的收入才3美元。

贝拉和玛塔是我们的领队。我们回国前的最后一天，大家获得仅有的小半天购物时间。等我们回到队里准备开会时，才发现贝拉、玛塔和编舞“叛逃”了。现在回想起来，对他们来说，“叛逃”的勇气来自对生活的绝望。这时的罗马尼亚人人自危，一个人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影子。虽然生活很穷困，但我早已习惯贫穷，每个人都很穷，都在为生活而奋斗。我还有妈妈和弟弟需要养活，我不能就这样离开。

在贝拉夫妇逃走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我不再被允许离开罗马尼亚，每次有体育代表团要出国，我的名字在审查时都会被划掉，我被当成了一个叛逃者。这也意味着我失去了赚外快的机会，生活更加困难。我在政府大楼里干着与体育有关的工作，艰难度日。

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遭到一些国家的联合抵制，但是齐奥塞斯库派团参加了，我居然也被同意出国。我们被告知，罗马尼亚和美国政府达成了协议，如果在奥运会期间有人叛逃，美国负责遣送他们回国。于是我们在严密的监视下来到美国，我得知贝拉夫妇已经站住了脚跟，贝拉也培养出了体操新秀。但是我只能远远地看着他，后来我被允许和他打招呼，却不能交谈。如果我违背了政府的意志，我怀疑自己甚至性命不保。我发现自己变得几乎不说话了，如果我不开口，人们就抓不住把柄，奈何不了我。但是内心里，呐喊声越来越强烈。我不时提醒自己，生命的意义在于有想法，有行动，有选择的权利！

“叛逃”与开始

我不断地听到“叛逃者”的故事，我也经年生活在斗争、妥协和困苦当中。但是终于有一天我意识到，我这样生活与死亡无异。除了成为一个投机的政客，我在自己的国家里毫无前途，但这不是我的本性。生活并不会因为我有体操天赋而不同，我甚至不能决定晚饭吃什么，因为百货商店没有东西可卖。齐奥塞斯库鼓励生育，不能生育是项罪名，我到了25岁还没有结婚，政府每个月还要从我微薄的收入里扣钱。

人们在贫穷线上挣扎，齐奥塞斯库和他家人却享受着奢华的生活。罗马尼亚童话里也有类似“睡美人”的故事，我从小就梦想着自己是沉睡的公主，等待着英俊的王子来拯救。但是我必须面对现实了，在罗马尼亚没有王子，即使有，他们也不会到我几乎供不起暖气的家里或灰蒙蒙的破旧办公楼里来找我。

对自由的渴望突然变得如此强烈。当遇到康斯坦丁时，生活似乎有了另一种可能。他成功地从罗马尼亚逃走后，经常回来帮助其他人逃跑。一旦有了离开的想法，我的脑子又活跃起来了，没法再回到过去的生活。我的弟弟一直是我最亲密的朋友，我把他拉到房间商量，将音响声音开得很大，这样才能保证不被监听到。叛逃意味着有可能我将永远见不到家人，或者我被捕入狱，甚至被击毙，家人的安全也难以保障。但是我没法忍受现在的生活了，我已经28岁了。

我们一共有7个人准备逃跑，在康斯坦丁的策划下，我们以参加聚会的名义去他在边境的一个朋友家拜访。每一次我们都按规定向政府报告，并且都老老实实地回家了。终于在11月的一个夜里，我们又一次拜访他的朋友时，逃跑的时机来了。我拼命地向黑夜里跑去，没有回头，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只能手拉手前进，一句话也不能说，怕被边境上的卫兵发现。那真是可怕的经历，穿越荆棘和几乎结冰的湖水，恐惧让人几乎发疯。可是如果回到家，我怎么才能负担起房子的暖气？工作毫无希望，政府对待我就像我从来没有为国争光一样。无路可退。

终于到达奥地利后，我马上向美国驻奥地利大使馆请求政治庇护。我的身份起了作用，当我递交材料时，美国大使馆的人正在谈论我从罗马尼亚逃跑的消息，却没有想到马上接到了我的申请，他们说两小时后就有飞机前往美国。我希望尽快离开，这样才能感觉到安全。

我之前的生活从来没有真正自由过。小时候，教练来指导我怎么训练和生活，然后由体操联合会决定我是否参加比赛，政府让我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作为代表国家的运动员，之前我对西方媒体的发言都是照着稿子念的。我早已学会在秘密和不信任中变得沉默寡言。

所以当康斯坦丁带着我到达美国，并且告诉我将和他的妻子、孩子一起生活时，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虽然人们认为他对我的控制，使得我一度陷入他布下的“桃色丑闻”中，但是对我来说，离开罗马尼亚是最重要的，他帮助了我，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刚刚到达纽约的机场，人们就已经为我准备好了新闻发布会，我直接被推进了会场，我没有心思应付眼前的记者。这次发布会，被很多人看做我堕落的开始，人们认为我麻木而冷酷，与他们期望的不一样。我有一段时间完全找不到人生的方向，关于我的谣言很多，但我也遇到了待我如同家人的亚历山德鲁·斯蒂弗。

巴特在奥运会上曾与我见过面，但是直到我来到美国，我们才逐渐建立起友谊。之前体操对于我一直是近乎完美的一种追求，巴特逐渐让我意识到，体操不仅仅意味着金牌、荣誉和完美。我不需要再做18岁才能做出的动作，我慢慢感受到休闲体操对每个人都有用。

巴特说，我和他的生活背景完全不同。他觉得我既神秘又充满趣味，他是那种有无数朋友的人，对每个人都非常热情友善。而我这一辈子只需要5个朋友，我保留自己的秘密。

巴特打开了我的心扉，我们有了完美的家庭，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把体操作为一辈子的事业。他的大学教练保罗后来也成为我的经纪人，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生活。

回想曾经走过的人生，让人感慨。我出生于一个叫奥尼斯提的小镇里，它在罗马尼亚喀尔巴阡山脉脚下，看上去更像一个不起眼的小村庄。现在我有美国和罗马尼亚双重国籍，在俄克拉何马、洛杉矶以及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都有住房，我参加各种国际活动。当几年前我回到家乡那条充满灰尘的小路，看着童年世界中给予我无穷乐趣的小村庄时，真是惊诧于自己的世界变得这样大。但是对我——这个对外部世界始终保持距离的女子来说，一切似乎又都没有变。我只把精力放在自己最重视的事情上，对其他的并不在意，就如14岁时站在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赛场上，一旦我开始做体操，所有杂念都会消失。一旦开始了某个动作，任何体操运动员唯一需要的就是毫不犹豫地做下去，中间不能有任何的犹豫和杂念。当生命来到45岁时，儿子迪伦变成了我心中的“体操”，我和巴特希望陪着他长大，另外我总是不自觉地关注那些在困难中前行的人，其他的都不重要。 体操奥运会项目科马内奇马内奇体操公主巴特奥运会体操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