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的除魅与复魅

( 中世纪欧洲的朝圣者 )

最后一位魔法师

3月14日是“圆周率日”。《π的乐趣》一书的作者大卫·布拉特纳写道:“圆周率π本来是希腊字母表里的第16个字母，是世界上最广为人知的数学常数。π让人联想到一种神秘感，所以它经常出现在流行文化中。π无处不在，它出现在很多跟圆无关的基本数学等式中。在自然界中，弯曲的河流从源头到出口之间的实际长度与直径之比的平均值是π。π还会出现在你几乎想不到的地方:在辛普森案的庭审中，一位FBI的探员被问到π和圆的面积的关系，他说π是2.12。π代表着宇宙中一个深奥的秘密——一个对数学和科学如此基本的东西何以如此难以确定下来？数学上虽然有很多无理数，但π是唯一的一个由简单的观念——圆——引导出来的无理数。相信只要足够努力，我们就能够找到一切问题的答案——这是人类最可敬、最持久的品质之一。3500多年来，人类一直试图解决圆周率之谜，但不管多努力，他们也只是更接近了一步而已。最近的一次努力是一位日本计算机专家，他算到了π的124万亿位。圆周率日不仅是我们向一个数字和我们对它的热情致敬的机会，也让我们得以向这样一个事实致敬:还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无法认识的，我们只能逐渐更加接近于认识它。”一首关于π（Pi）的歌曲中写道:“Pi，超验、非理性、惹人爱。”

我们知道宇宙是广阔无边的，我们知道已知的宇宙最小的组成部分是非常小的，我们知道生物已经进化了几十亿年。我们能在网上很容易地找到这些信息，我们能在电视上看到相关的节目，这些已经成为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但这种习以为常正是我们要克服的东西。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开头第一句话说，知识源自惊异，我们可以补充说，也是惊异使得知识永远保持活力。人类通过艺术、宗教和科学创建了一个充满象征的宇宙，它像可见的宇宙一样显著，这些都值得我们感到惊异——从那么少的东西中发展出了那么多的东西。哥德堡大学思想史教授斯文·埃里克·里德曼在《宗教的复兴和唯物主义的魅力》一文中写道:“文化表达了我们的惊异之情，世俗的情诗中可以抽取出宗教般的内容，同样的，《启示录》、巴赫的圣诞节神剧、苏菲派的诗歌所表达的思想、感情和氛围在去除其宗教关联之后，其价值和强度并不会降低。”

除魅是18、19世纪的童话作家们在写到一个被解除了魔咒的人时使用的词，比如你可以说当灰姑娘被王子亲吻了之后，醒来就是被除魅了。马克斯·韦伯把它改造成了一个术语，指现代社会和思想经历的变化: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在解释一种现象时，总会谈到运气或是否受到神灵的宠爱;现在理性化的行为不考虑任何非人间的力量，只考虑利弊和可见的结果。韦伯认为，在上一个世纪，欧洲从神秘的辩护转向了理性的辩护，过去那些受制于神秘的力量的行为现在得到了理性知识的帮助。这种转变积极的一面是，人们对未知力量的恐惧变小了;其消极的一面是，充满神秘和魅惑的过程让位给了枯燥的计算和程序化的做法。

韦伯认为，在一切社会，合理性成分都在不断增强，取代感情和传统的方式。来自心灵深处的自发的感情、一时的仇恨、体面而又光荣的传统方式都被禁止。理性以一种无所不在、不偏不倚的光辉照亮一切存在之物，诗歌、信仰和神话都消失在这种光芒之中。在理性这种无情的光辉之中，人们甚至找不到一点非正义的安慰:理性就是对它自身的肯定，是诸种必然性的立法者。麦克雷说:“韦伯是最后一位魔法师，一位必须在日常生活中合理性的灰暗天空下把自己的魔杖藏起来的普罗斯彼罗。”

( 《神奇的π》 )

战斗的无神论与柔性自然主义

英国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在《无神论的骗局》一文中说，不久前人们以为宗教是迷信的残留物，其在社会中的作用在稳定地下降，世界范围内信仰的复兴引起了一批无神论著作的出版热潮。几年前，要说服商业化的出版商出版关于反对宗教的书是很困难的，但现在反对宗教的书成了畅销书，包括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骗局》和希钦斯的《上帝并不伟大》。也有持相反论点的书，比如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世俗年代》，但整体上反对上帝的书占据了英美的图书销量排行榜。

( 马克斯·韦伯 )

他总结说，道金斯、希钦斯、马丁·艾米斯、菲利普·普尔曼等人认为，从总体上说宗教是毒药，从古至今激起了大量暴力和压迫行为。在约翰·格雷看来，他们反宗教的言论的急迫性说明世俗化的浪潮发生了转折。这些作家在学校里学到的是:宗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倒退，笃定会随着知识的进步而消失，长远看，科学的进步会把宗教驱赶到人类生活的边缘。约翰·格雷说，这同样也只是一种信念而非言之有据的理论。虽然宗教在很多国家都衰微了，但美国并不比150年前更世俗化。世俗化年代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幻象。20世纪的大众政治运动是继承自宗教的梦想的工具，随着这些运动的破产，宗教又复兴了。

科学主义的无神论往往非常容易反驳。丹尼尔·丹尼特在《解除魔咒:作为一种自然现象的宗教》一书中声称他勾画了一种普遍的宗教理论，他认为宗教在努力做一些科学能够做得更好的事情，宗教的理论都展开得不充分或者没有道理可言。但是宗教并不一定想构建严密的理论体系，神学家德尔图良说，“唯其荒谬，故而可信”。有些无神论者认为，宗教源于人类的无知和恐惧心理，随着知识的进步它就会消亡，丹尼特的无神论就是这样一种实证主义。实证主义者相信，随着交通和交流技术的发展，非理性的思维和宗教将逐渐消亡。丹尼特说，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手机、电台和电视台）在全世界的传播，大约25年后在大部分地区，宗教将不再像今天这样令人敬畏。格雷说:“这位哲学家显然没有想到塔利班分子普遍都使用手机，或网络上出现的虚拟世界的‘基地’组织。清除宗教的努力只会让宗教以更加奇怪和低级的方式再次出现。轻信世界革命、普遍民主或者手机的神秘力量比宗教信仰对理性更具进攻性。”

只有后现代的相对主义者才会否认知识的进步。科学是使我们获得对世界的可靠信念的最佳工具，但科学和宗教都是满足人类的需要的象征体系。宗教从根本上说是通过神话而非解释来满足人们对意义的需要。

道金斯说宗教迫害了很多人，但他没有充分注意到现代历史上很多暴行是那些认为科学认可他们的罪行的政权犯下的，比如纳粹的科学种族主义。他们声称的科学都是伪科学，但在当时是被作为真的科学接受下来的。科学也很容易被用于非人道的目的。实际上，鉴于科学享有的巨大的权威性，它被如此加以使用的危险性更大。

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跟道金斯等战斗的无神论者比起来，哈贝马斯可以说是一位“柔性的自然主义者”。哈贝马斯相信权利和自由都可以从人类的交往和沟通中涌现出来，但同时他承认，后形而上学思想回避善的生活或者可仿效的生活这一概念，这一概念能够给人们的行为和梦想提供切实的指引。在不受宗教的教条化和强迫性的罪感的前提下，哲学需要从宗教那里学习。世俗化的思想在解释失败、非理性的人生规划、糟糕的社会条件时缺少敏感性和表达力，对此宗教游刃有余。当基督教跟古希腊的哲学传统结合起来的时候，后者从前者那里得到了一些重要观念，哈贝马斯举的例子是“体现”、“处置”和“实现”等。再比如，后形而上学思想否弃了天职的概念，但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仍在使用这个词。哈贝马斯认为，宗教的语言可以转译成现代世俗生活能够接受的语言，他说，本雅明就曾赋予了世俗的概念以宗教性概念所具有的力量。哈贝马斯提到了本雅明“团结的回想”这一概念。“团结的回想”成了末日审判的同义词——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所有的罪行都会受到处罚。但是在缺少一个执行末日审判的权威时，集体记忆应该发挥作用:人们应该感到他们跟所有那些受过苦难的人和罪行的受害者是紧密团结在一起的。 复魅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