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阜人的日常生活

( 在孔为峰看来，曲阜这个地方是个农村城市，但还算得上是个读书的地方。孔为峰希望将孔子的教育思想在现代延续下来 )

新“孔学传人”

孔为峰每天早上6点起床，他把自己和女儿读的经都录制下来了，早上起来就放一小时的录音灌耳。在豆浆机里放好各种材料，“加点苹果和蜂蜜”，然后开始练拳。这个1970年出生的人在曲阜实验小学是最优秀的语文老师，长相看起来没有实际年龄大。5年前他在曲阜新建的旅游景点“论语碑院”租了一间教室，每个周末两天免费开课，小小的条幅上写着“国学启蒙班”。

“论语碑院”里虽然没什么游人，设计得却非常雅致。正是初春，满园桃李错落在园中，男孩子下了课就向假山飞奔而去，女孩子则在拣各种各样的落花。“我一看见这个地方就觉得这里是为我准备的。”其实孔为峰最想把国学班办到孔府孔庙去，“那本来就是家学的地方，不是为了作秀。我的理想是，三孔都不售票了，孩子们进去读经，大人做义工。”昨晚忽一阵暴雨，气温低了好几度，在清晨古香古色的教室里除了孔子画像前焚起三炷香，烟雾缭绕，就是孔为峰和孩子们大声背诵经典时呵出的白气——“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凋也”。

按辈分，孔为峰的原名叫孔令强，“文革”时期给老师改成孔卫锋，做小学老师以后又改成孔为峰了。“我们家是孔家比较远的支系，属于铧店户，不过我爷爷是私塾先生，我父亲也是村长。”孔为峰出生于离曲阜市20公里远的农家，但家中很多地方都保持了孔家的做派。“春节的对联，我们家的横幅上总是‘阙里世家’，村里人叫我父亲‘四爷’，很有威望。”生活在孔府近周的家族，反倒不会有这样的优越感。城里的孔氏近支太多了，民国直到‘文革’结束，孔氏潦倒，嫡系的还顾不过来，近支的孔氏族人这几年没有什么文化方面的作为。在孔世家谱中心提供的曲阜的孔氏精英表上，大部分人都在政府机关、企业。孔为峰只能算是一个正在回归本业的后辈。

“曲阜这地方是个农村城市，但我觉得还算是个读书的地方。”孔为峰1990年毕业于山东省曲阜师范学校，前身是孔氏贵族家庭才能上的“四氏学堂”。他做过没有编制的记者，也卖过电脑，1996年正式站在了小学讲台上。“小学是教育最重要的阶段，当我放弃外求开始追求内心的宁静时，这个职业太适合我了。”孔为峰把自己对儒家经典的爱好全部投入在教学里，“我想影响我的学生，其实是想让孔子影响他们。学生应该给老师磕头，这头磕了，老师还能坐得住？不怪学生，只怪我们现在的老师自己没做好。”2006年孔为峰参加了山东省实验小学（济南）的招聘考试，他说虽然自己的成绩第一，但因为教育局和学校的矛盾没能成行。此前的2002年他曾经去上海的一所私立中学任教半年，但是这些向外走的经历并不是非常成功。孔为峰对别人都是言必称头衔，除正经官衔，有的头衔很奇怪，比如中南海幼儿园顾问之类的。近几年，孔为峰把读书简化为“读经”，他说，“西方经典曾经最喜欢，但是读书了才发现西方的东西废话太多，不如孔子一语道破”。

( 曲阜实验小学声乐班的学生 )

孔为峰的自我定位非常高。“我来做我的祖先做过的事情。”以他为首的“圣城礼乐文化促进会”实际上是一群30多岁、当地孔学的狂热爱好者们组成，他们奔走各地，为孔学的发展尽心尽力。4月清明是“家祭”，因为孔氏家谱正在不断增加新成员，外地这几年赶清明来曲阜祭拜的人越来越多。促进会借家祭要做很多活动，孔为峰就被安排主讲儒学。当别人激动地说“复兴”的时候，孔为峰却很少说出夸张的词句，他的表情总是平淡，带着一点点笑容，吃饭也拣粗粮和蔬菜。孔为峰和别人的感情基础有一些不同，“古代的孔氏子弟都是要像皇子一样教导的，储君受什么教育，我的孩子也应该受什么教育”。孔为峰的女儿5岁，每天6点半起床读经，不仅能背儒家经典，而且书法乐器都开始学习。他说:“很多地方的父母都让孩子从小唱歌跳舞，在古代那绝不是高贵的教养。很多孩子上电视看起来特别大方，可那种没有文化底蕴的大方就是轻浮。”

外表是谦谦君子，多谈几次就会发现他身上有很多有争议的想法。孔为峰在学校里会体罚学生，用教鞭在手心敲三下，“人应该从小培养健全的敬畏感，国外的孩子们有宗教教育，而且美国人也研究过人背后有一块肌肉是可以惩罚的。周杰伦的歌唱得多好，小时候妈妈让他受苦，长大了大家都喜欢他”。对于家庭，他除了离婚绝不赞成，其他想法都和古人没两样。他说，“有的朋友同时有很多家庭，子嗣众多，富有的家庭总是要有一个最优秀的继承人，我也能理解”。上课的时候，孔为峰让所有男孩都背完了，才叫起已经举手半天的女孩，“我是有些重男轻女”。

( 孔繁彪的“御书房”是曲阜当地最拿得出手的艺术品商店，同时也是最好的茶楼 )

木雕家的社会等级

孔为峰把孔繁彪归于“中人”。孔繁彪的“御书房”是曲阜当地最拿得出手的艺术品商店，同时也是最好的茶楼。孔繁彪本人是“孔府三宝”楷（jie）雕的传人，他的爷爷孔广义是曲阜市公私合营的工艺美术厂第一任厂长，世代木雕家，曾经给毛主席和周总理刻过龙头拐杖。孔繁彪1974年生人，也是孔氏后人。御书房位于后作街，正对着孔府的后门，是孔庙孔府建筑群之后的独一块风水宝地。“我办公室窗外就是我家后花园。”孔繁彪嘴上虽这么说，却是打趣的意思。他的店铺不愿意以“孔子后人”为招牌，去新加坡孔子学院办展览的告示板也一直放在侧面的楼梯口。

( 尹茂亭是曲阜当地最早参加祭孔仪式的老人，到现在每年依然要吹打一个多月 )

对于社会等级，现在可不是完全按照远近来划分了，第一当然是政治地位，官位高的在孔氏精英表里自然列前茅;其次就是大学教授和企业主。孔繁彪看这些，没有小学老师孔为峰重。“‘中人’的概念就是把利放在第一位的。”孔为峰解释说。到了出租车上，司机说晚上不太安全，孔为峰又当着司机的面说，那是因为司机是个下等的差事，所以容易碰到最底层的人。“中人”孔繁彪说自己属于孔氏族谱里的“文献户”，也是比较远支的。木雕孔家没有太多的诗书礼乐的教诲，最传家宝的是“善刻手杖”，“能把龙眼珠子和嘴里的珠子刻成活动的”。曲阜最有名的楷木出自孔林，传说是子贡种的，200年成材的楷木非常名贵，现在几乎绝迹。“孔林以前还让采伐，现在就算枯死的也不能动了，一棵一个牌子全是文物。”孔繁彪没有工夫为等级考虑，他还在为自己联系到美国和韩国的展览。

孔繁彪的姐姐善刻印章，两人都是曲阜名家。孔繁彪本人已经收了100多个徒弟，“基本上做曲阜木雕的都是我的学生”。孔繁彪的发家是上世纪90年代他和人合开古典家具厂，“以前我曾经打过工的家具工厂的老板，现在是我加工厂的厂长”。海外游客大多会冲着孔繁彪的雕刻名气和孔氏后人的身份买东西，孔繁彪说，“卖东西的确占些名声上的便宜，可是实际政策上并没有什么优惠”。曲阜的孔氏后人太多，连孔庙里也有好几处多少代孙，用客人的名字作诗在折扇或卷轴上，要价160元。孔繁彪因为自己木雕世家的名望，过得相当体面，在新加坡的展出是李光耀和许嘉璐共同剪彩。

孔繁彪在民政局注册了一个机构叫“孔子文化传播中心”。但是除了出国访问，他基本不打这个招牌，也不用这个名声和孔学以及孔氏宗亲会的人沾边。“其实大多是我需要他们的帮忙。”他说。孔繁彪的名声反而经常把他置于尴尬的境地——唯一一次谈到钱数，是2002年他出资修的《彩绘版孔子圣迹图》，“以前所有的圣迹图都是石刻黑白的，因为政府说要做礼品的，拉我投资200万元，书出来了，领导换了”。孔繁彪觉得这套书太精美，又昂贵，并不符合曲阜当地旅游经济市场的需要，“但是这套书真是漂亮，我每次出国都带着，到哪里都很震动”。

曲阜市2006年以政府名义参加台湾地区的“孔子文化节”，10人的队伍孔繁彪是唯一的孔姓艺术家。“我到了那里才给震撼到了，原来总说曲阜是中国文化的故乡，但台湾的孔庙是不售票的，而且还有免费开放的教室，有义工当老师，小朋友可以去做功课，不会可以问，还提供汽水。”以前三孔对曲阜人免费开放，现在取消了。曲阜的孔庙里挂满了几十块钱的红牌子，上面中文、日文、韩文都写着“大学”的字样。孔繁彪说自己还是从台湾祭孔典礼上拿到了“三牲”的毛，“装在小袋子里，也是免费的，回来我送给儿子。那种家族优越感在曲阜一点也不明显，但是我这几年走出去得多，在外面反而知道了自己姓孔”。

祭礼与吹埙人

孔世家族谱协会是一个文物局下属的单位，开放式，星期天也有人值班，想查找一个姓名和祖先“对接”不过5元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孔氏宗亲会”。虽然孔为峰也说“宗亲会”如何，指的是来参加家祭的外地孔姓人。在曲阜的人，像孔繁彪这样做生意，更与家族权力毫不沾边。自从末代衍生公孔德成前往台北，宗亲会这个权力机构在唯一的嫡传孔德成离开后就基本消失。曲阜的孔氏家族经过‘文革’冲击，仅剩下了极少数的近支，还散落在世界各地，现在几个长者在当地政府担任一些职务，就变成了类似于“长老”的角色，主持家祭和公祭。‘文革’后的孔庙祭礼是1984年正式恢复的，此前已经因为外事活动举行过祭祀。

尹茂亭拿出三个埙，“这个口风最好，那个适合晚上吹，那个要站在山上吹”。他自己做埙，是曲阜当地最早参加祭孔仪式的老人，到现在每年依然要吹打一个多月。他说出的来参加祭礼的名字是“基辛格、金日成、蓬皮杜”，以后再见到的人印象都不深了。基辛格访华是尹茂亭第一次参加祭礼，“穿着蓝色粗布的清朝衣服，马蹄袖，但是好看，头上戴着花的博士帽”。这个形象已经难以想象。尹茂亭的第一张彩照就是一个法国记者给照的，服装是清朝式样，“照完了没想到还真给我寄来了”。祭孔仪式到了‘文革’以后已经简化了很多，尹茂亭最早看到的曲谱是公尺谱，是孔府里祭祀的曲谱，曲子几千年来也有过许多变化，但是对于尹茂亭来说，都是一些“嘀里朗滴”的小调子。尹茂亭吹埙要独占一个麦克风，别人都是好几个人合用一个，“方便他们滥竽充数。我们穿着清朝的衣服，从杏坛两边绕着走，要是走多了，就多吹一会，也看不出来”。

上世纪80年代的祭礼还没有专门队伍。尹茂亭1962年考上了济宁青年艺校，因为吃不饱又回家务农了，但凡是吹的民族乐器都是他的强项。“那时候祭礼主要以曲阜当地的梆子剧团为主”，因为只有尹茂亭会吹埙，他属于外聘来的，工资稍高一点。“第一个，敲钟120下，然后大成殿书记官喊开始，我们就很斯文地走上去。然后乐生毕，礼生起，很多戴着牛头马面的人开始跳舞。”尹茂亭的回忆把繁杂的八佾舞简单化了。八佾舞是祭孔中最为明确的典礼仪式，但是现在的祭典都有导演，“导演让怎么跳，配什么乐器，每年都不一样，都有变动。有时候有《秋风辞》，有时候是《凤舞曲》，跳舞好看，可跟祭孔没什么关系”。

每年9月26日孔子诞辰日的曲阜祭孔大典已经搞了很多年。这个祭礼被称为“公祭”，官方出面，政府主持牵头。尹茂亭参加公祭20多年，直到2003年。“曲阜请了一个蒙古的表演团体，专门搞祭孔表演。”从清朝服装一直到明朝服装，到汉服，手里拿着雉鸡翎挥舞，专业的表演团队虽然越来越漂亮规范，但是尹茂亭们也并没有因此失业，各种名目的祭祀越来越多，来三孔朝拜的人也乐于自己举办仪式。孔为峰说，家祭是要行叩拜大礼的，无论表演者还是参与者穿的是统一的汉服，这一点和参加公祭穿现代服装鞠躬大不一样。“春夏秋都有家祭，而且旅游季节还有每天晚上的祭祀表演。”只不过尹茂亭只愿意挑几个去，他自己还开着中医诊所，“吹打一个月300元钱，我也就图个乐子”。

孔府菜的世俗今生

所有的饭馆里都有专门的招牌以“孔”为开头，但是写到后面就是“扒鸡”、“酥肉”、“豆腐”之类，真正官府菜难觅踪影。这种仅次于皇家饮食的高档菜肴在当地成了小饭馆招徕外地游客的低档货色。曲阜不仅没有特别好的餐馆，连当地人最喜欢去的也是一些粥店。“1981年济南大学的张廉明老师受商务部委托，找到了孔府最后两位老厨师，一位姓赵，一位姓葛，张老师查阅了很多档案，最后总结出《孔府名馔》，成为那时代的孔府菜教材。两位厨师，以及一直跟随张廉明学厨艺的赵兴兰当时共同操作，后来两位厨师离世，如今赵兴兰是孔府菜最有名的大菜厨师了。”赵兴兰在济南工作，曲阜当地尽管也有一些老孔府厨子的家人，但都没有做出来。名厨李志刚已经研究孔府菜20多年，自己有多个团队，“也能做几个菜”。

“神秘在于，孔府菜在孔府档案里只记载了菜名，究竟怎么做，谁也不知道，没有嫡传的菜谱。”李志刚说，孔府做菜大体分两派，“外厨专管公祭、招待大宴等等，每天进席开筵至少1000人吃饭。内厨是自家人吃饭。其实孔府菜厉害的还不是菜品，而是管理。衍圣公招待了几千年，每一个官阶来了都有特殊的代码，几个字一说，从上到下全知道。比如钦差来了，燕窝三大件，那么什么行菜、凉碟，一套一套全都是定好的了，谁该干什么一点不乱。府衙级的，鱼翅三大件，还有海参等等，一喊名头，配菜买菜全都搞定。”

孔府至今没有一个正宗的菜谱，与本身口味多变也有关系，“内厨三班倒，一个月上中下旬分着”。那时候工钱都用小米给，谁做得好了才有赏银，因此各班厨头不断聘请外地的名厨，互相竞争，所以很多济南、京城的名厨都给孔府做过菜。“虽然曲阜是一个小地方，孔府菜却是什么都吸收。”李志刚说自己只能做很少的几个孔府菜，“在曲阜当地2003年来了一批韩国人，说3万块钱一桌，定4桌，我还被请去设计过。可见一旦上了档次，大家都是心里没底的。”

曲阜的官员前往台湾拜会孔德成时还带了当时非常火爆的“孔府家酒”，但据说孔德成当时只轻轻说了句:“我们家没有这样的酒。”孔府真正的酒已经失传，“酒埋在泥窖里，泥里要掺入苹果酱、桃酱什么的，或者芝麻，这样出来的酒很淡，酒精度低，但是香味好”。酒已经失传，而高档孔府菜却以隐秘的方式流传。在这样信息发达的时代，孔府菜如今依然做得五花八门，“因为孔府菜追求名声好听，比如给虾中段留一圈壳，红得好漂亮，叫‘带子上朝’。这个路子走偏了，现在往往有很多怪异的创新，有的厨师为了得奖，把一个什么瓜刻成马车，取个名字叫‘周游列国’，这能叫孔府菜吗？”

在小饭馆里不可能吃到正宗孔府菜，是因为孔府菜有一个特别的“三套汤”，有人向李志刚订餐，“要提前3天”。因为一个汤要用八九只鸡，三四只鸭，还有两个后肘，“官府菜用料狠，不计成本，汤熬好，用鸡脯肉泥调香，用鸡腿肉泥调色，调6次，最后出来的汤像淡茶一样清亮”。孔府菜本来就是把高档材料当做拿手菜的，“‘文革’中把孔府的厨房翻出来给大家分，老百姓还嫌鱼翅难吃呢”。而官府菜里最讲究的燕、鲍、翅，现在走得远了，却又被粤菜抢了风头。“上世纪70年代末多少香港、广东的厨师来山东学习，你看鱼翅配的醋碟和掐菜（掐头去尾的豆芽），是孔府菜的特色啊！现在我们虽然也能做，但市场还是不如他们。”曲阜的饭店除非专门预订，只有高级酒店请李志刚，他才会派专门的人去做，“一般饭店里怎么可能吃到呢？”■

（实习生许木子资料提供）

曲阜的中轴线

曲阜现存殿庭的主要建筑物，除孔庙的杏坛外，都是雍正三年至八年的那次大规模重修所建的，而主体建筑群的平面是明弘治十三年至十七年间所形成，雍正重建一依旧制，庭院以大成门、100间廊庑和寝殿为周边，环绕大成殿和杏坛而形成闭合环境。

曲阜以孔庙为核心的中心建筑群，能在旧址上相对精确地重修，有赖于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到嘉靖元年（公元1522年）修城时形成的清晰的城市中轴。“三孔”依中轴布局，这使得后人重修和扩建时有章可循。

不过，建筑师们观察孔府的中轴线时发现它并不是正南北的，约北向东偏10度;也不是笔直的，其间有两处偏折，一是二堂的轴线向东偏20厘米，二是自内宅门开始，内宅的轴线北向东偏约14度——这显然是古建筑师的风水思想。相宅有分金之说，即住宅的轴线要偏离一些不吉利的方位，比如子午方位，因此孔府和孔林的轴线，都有明显的偏斜，就是忌讳南北子午正对，不犯子午冲。向东的偏折是借阳济阴的建筑思想，坎宅为男卦，阳少阴多，东为阳，故偏东。相宅分金也有规矩，一般说，一次性建成的宅第，其轴线只分金一次，中途不转折。由此，人们分析孔府中轴的偏离曲阜中轴线的转折可能是前后部分在不同的年代造成，因此形成的误差。

曲阜城中心的建筑布局对风水的考量非常具体而细致。根据《易经》之说，孔府属于坎宅离门，就中路轴线而言，大门为后堂楼所生，为向明之火;二门乘火之旺气以生仪门之土;大堂二堂联合成体，乘土之旺气生三堂之金;内宅门乘金之旺气生前上房之水;小内门乘水之旺气生前堂楼之木;后堂楼又乘木之旺气生大门之火。其大局生入生出，环而无端，所以为吉。在总体布局上，沿中轴线，孔府西路近邻孔庙，不可张大其势，西南之坤宫，西之兑宫皆属凶星，需历落萧疏，建筑师们在西南方向修了马王庙以压煞。东路东南之巽宫、东之震宫皆逢吉星，最喜高大以纳阳气，因此，建筑师们又修建瞭望楼、避难楼使得其看上去突出醒目，视觉上有种“吉星高照”的感觉。

现代建筑师们认为，这些前人造曲阜时的风水之说，从另一方面的确体现了中轴路布局思想和建筑群整体性和体量平衡的问题，而布局分寸正是中国古代建筑思想里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明弘治十二年孔庙火灾之后的扩建，尽管火灾并没有烧毁奎文阁，但主持工程的都御史司佥事黄绣认为，大成殿已经扩建为九间，奎文阁的五间书楼和大殿已经极不相称。虽然很多人出于建设资金考虑反对并拆掉奎文阁，但黄绣坚持扩建奎文阁，最终效果得到了皇帝的认可。从曲阜中轴线上的现有建筑和历史遗存看，每一次建筑群的扩建，都不仅是数量增多，也是体量增大的过程。■

（根据对古建筑学专家的采访整理） 曲阜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