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芽沟纪事

( 这里是距离草芽沟最近的取水点，村民带牲畜来此饮水来回需要一个小时 )

甘肃通渭，草芽沟。从定西牛谷河边的马营镇开始，夹在一片黄土高坡中间，一条宽约20米、深约10米的沟壑蜿蜒向北，即草芽沟。沿沟逆行7公里后，到达其发源地——华家岭乡新站村草芽沟社。

这是一个只有40户人家的山间小村，与中国西北黄土丘陵沟壑区的诸多村子一样，这里正常年份降水量不足400毫米，蒸发量却超过2000毫米，是中国最干旱的地区之一。有所不同的是，相比中下游沿沟而居的6个村庄，地处发源地的草芽沟村，缺水最为严重。

3月21日，农历二月十四，月圆的日子。清晨6点，天还没放亮，窗外的月光有些皎洁。这里海拔2325米，气温要比通渭县城低5摄氏度左右，树上挂满了霜。

15岁的哥哥余恒已经为家里的两头老黄牛拌好了一槽草料。他穿着单薄的棉衣，提上水桶来到门前的水窖打了两桶水，倒进牛槽中。12岁的弟弟余穿一双单布鞋，蹲在灶膛边，一边填柴火一边抹眼泪。正在一旁擀面条的奶奶解释说：“他昨晚做了噩梦，梦到被生人拉走，吓哭了。”父亲余连林负责打扫院子。如果不是因为有记者在，他多半会去牛圈除粪，“隔两天就能拉一车”。

草芽沟人一天的生活，开始了。

( 村民余连林和潘锋在放牧 )

水井

早饭是冬麦面条。就着自家腌制的酸菜，弟兄俩每人吃了一大碗。村里人的生活习惯与农业节气息息相关，在“五一”之前，每天只吃早晚两顿饭，早饭吃饱非常重要。饭后，两人用仅能覆盖脸盆底的一点凉水抹了把脸，背起书包出了屋子。余告诉记者，由于离华家岭小学只有15分钟路程，草芽沟的孩子们还可以多睡会儿，山背面的孩子来上学要走至少50分钟山路，天不亮就得出发。

( 华家岭小学六年级学生余建强今年春节一个人去了趟兰州，他是班里47个学生中走得最远的 )

老余用脸盆里已经变成泥浆颜色的剩水也抹了一把脸。他告诉记者，“现在还不到缺水的季节，洗把脸总不成问题”。余家门前有一口10米深的水井，是老余十几年前挖的，“现在底下已经塌了，水位也在下降，就快没水了”。旁边一个1米见方、深四五米的水池，是用于储水的水窖。上世纪90年代后期，由当地政府资助每家20袋水泥修建，几乎家家都有。每年雨季到来，就把院子打扫干净，让雨水注满水窖，可维持几个月的人畜饮用。

雨水充沛的年头还好办，一旦遇上旱年，水窖变成了无水之源，水井才是更珍贵的财富。挖井，是村民们世代相传的家庭大事。但由于各家居住的地势不同，有的人家年年挖也挖不到水。村里40户人家，只有14口井，另外26户的吃水，除自家水窖的备水以外，更多依靠买水。由此，成就了草芽沟的名人——“大鬼”。

( “大鬼”王建军检查自家水井 )

“大鬼”是王建军的外号，“因为他脑子活，会赚钱”。老余带记者来到他家时，他正在喂牛。听到有人喊自己外号，他并不介意，只是笑着摇摇头，摆摆手。最多的时候养了70只羊，每年能换回八九千元，种了13亩土豆，收成也有2万多元，这使他成为村里最早拥有三轮农用车的人家。8年前，“大鬼”开始挖井，前后挖了5口，有的甚至挖到地下20米，也没挖到水。但“大鬼”之所以成为“大鬼”，不仅因为他会根据地势判断水源。

2004年，一口挖到24米深的水井，让“大鬼”看到了希望。“看到石头上有水珠，信心大增，每天凿20厘米，七八天就把岩石层凿开了，两股清水冒出来。”从此，“大鬼”的经济来源又多了一项——卖水。“天旱的时候，1块钱1桶，1立方米的水能倒60多桶。现在就便宜，1立方米的水才5块钱。”即便如此，每天也有四五十元的收入。午后，村里就会陆续有人来找“大鬼”买水，如果用他的三轮车运送，价钱还要翻倍。

( 马营镇的铁匠铺 )

当然，也有人舍不得买水，只好去沟里挑水。沿着村前的草芽沟向下走约20分钟，看到沟底有一个水洼。余连林告诉记者，这里的水从地下渗出来，常年不断，不过到了旱季，就不得不半夜来排队担水吃。潘锋赶了家里的3头驴来饮水，往返要走近1个小时。坐在山坡上，他一脸满足地看着驴儿喝饱，一边向记者感慨：“这是离我们村最近的取水点了。旱季时，人都快吃不上了，牲口要喝水只能继续往下游走。”

土地

( 村民余连林刚刚把去年收的碗豆卖给粮贩，母亲石秀花心疼地将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捡起 )

潘锋的驴子刚走，“大鬼”媳妇也赶着自家的30只羊来喂水。由于现在实行封山禁牧，“大鬼”养羊的规模有所缩减，“但他仍然是村里的富裕户”。老余笑着打趣道：“村里能养这么多羊的只有两家。”对绝大多数村民来说，种地依然是最主要的经济来源。站在沟边放眼望去，除了个别坡度大的山坡之外，满眼一片梯田。

76岁的王继组告诉记者，解放初期，村里只有13户人家，周围也都是荒山。1958年，通渭县搞“大战华家岭”，发动全县人来开山种田，把大块山坡改为小块田地，固土固沙。但那时候这里的水也多，“生产队挖了30口井，只有一口没有挖到水，一般挖到五六米深就见水了”，王继组感慨，“那时候是水多地少吃不饱，现在地多了，水又少了”。

多种地，也是无奈之举。“黄土地里种庄稼，产量本来就不高，如果遇到旱天，基本没什么收成。”老余用浓重的方言努力解释着，“靠天吃饭的地方，不多种点就更没收成了。”余家原先有40多亩地，父亲曾是县水利局的技术员，那时候日子过得还不赖。但由于家里孩子多，1983年，初中未毕业的老余还是选择了去兰州打工。后来，他去了县运输公司上班并办了“农转非”，两个妹妹也都因为考学相继外迁，家里一下子少了3口人的地。加之2002年开始实行的退耕还林，又让老余退掉7亩，现在只剩下10亩地，“化肥也贵了，种地能吃饱饭就不错了。去年大旱，连化肥和种子钱都没换回来”。

老余还在县汽车站上班，虽然工资从最初的每个月8元，涨到了现在的500元。不过要供两个孩子读书，赡养一个70岁的老母亲，日子已大不如前。老婆嫌弃日子穷，早在5年前就选择了离婚。45岁的老余已经是花白头发，说起自己的婚姻大事，他有些害羞，“不找了，盼着给娃儿找个好的就行了”。

3月22日是农历二月十五，也是华家岭的赶集日。集市设在华家岭乡的街道上，每逢农历一、五、七就有一个，10天3集。但这天来赶集的人并不多，熟人见面寒暄的话多半是问“种了吗”而不是“吃了吗”。老余告诉记者，再过两天就要种豌豆了，这是播种之前的最后一个赶集日。牲畜交易市场和卖农具的摊位是最热闹的地方，一只一个月大的小猪仔卖到将近500元，让来买的村民犹豫观望，“自从去年猪肉涨价以后，这里的猪圈基本就空了”。

从集市上回家，正巧赶上有粮贩到村里来收粮食。老余抬出去年收的豌豆过秤，留下300斤做种子，还剩458斤，卖了687元。捏着几张百元大钞迎着阳光看了好一阵子，在确认不是假币后，他长舒了一口气：“去年的收成不好，4亩多地才收了这些，往年风雨好的时候，一亩地就能收400斤。”

种地只能解决温饱，大多数人家里并没有存款，“有个几百块钱也是用来种地周转，有时候甚至是卖了粮食还化肥款，根本不敢生病”。这几年，村里到外面打工的人开始陆续多起来。记者在草芽沟的两天时间里，只见到过两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问起为什么没出去打工，回答是一样的：“家里没人种地，等过两天播种后就走。”但在外打工也并非一帆风顺，拖欠工资的事情时有发生。老余的大姐余杜林带着几十个乡亲到内蒙古的一家砖厂干活，结果被老板拖欠工资高达13万多元，官司早在2005年就打赢了，可直到现在也没要回1分钱。这3年来，余杜林只好一边打工，一边还钱给乡亲们，等于是白干。

信仰

直到结束对余杜林家1个多小时的采访，她和丈夫也没有完全相信记者的身份。在草芽沟的两天两夜，记者走访了十几户人家，每到一处，都会有三五村民闻讯赶来，或低头不语，或静静观察。走在村中小路上，也时常会有村民站在远处久久观望。起初，记者理解为这是村民们对外来人本能的好奇，直到最后，才有胆子大的村民向记者揭开谜底。原来，很多村民怀疑记者是政府派来暗中调查计划生育的，因为计生委的工作人员经常会到村里暗访，抓住超生的人家，或者罚款，或者拉粮食和家具。显然，在草芽沟，吃水困难早已成为习惯，计划生育才是更为敏感和重要的事情。

记者发现，村里很少有独生子女户，每家至少也要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不生儿子怎么传宗接代？”几乎每个被问到的人都这样回答。由于村里房子基本都是土坯做的，跟周围的黄土高坡是相同颜色，站在山顶远望，如果不仔细看，甚至很难判断哪里才是房屋。每当此时，粉刷在黄色土墙上用来宣传计划生育的红色标语便成为比较显眼的参照物。

虽然生活贫苦，但草芽沟的人受了通渭县“中国书画艺术之乡”的熏陶，也大都喜爱字画。再破败的土坯房里，正房中堂上挂的不是财神像，而是毛笔字，大都出自乡邻之手。值得一提的是，这幅字的书写者必须要满足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身体不能有残缺，二是下代不能没有儿子。

除了对生儿生女的关心外，还有一个可以团结村民的朴素信仰——对丰收的祈祷。据村民们介绍，每年旱季到来前的四五月份，风水先生选一个黄道吉日，由村里抽签选出来的头人，带领大家一起到5公里外的卧虎山圣母宫烧香祈雨。此后，还要举行验山仪式：全村人用轿子抬着圣母宫里的神像，步行4个多小时，到附近的双墩梁山顶上，磕头烧香、祈求丰收。村民们杀一只公鸡，将鸡血蘸在白、红、黄、绿、蓝五色纸上，用剪刀剪成小旗子的形状，插到地里，将公鸡头埋到草芽沟的源头处，隐喻神仙“收油、收面、收钱，保佑风调雨顺，防冰防雹”。此外，每年丰收季节来临之时，村民们还会杀一只母鸡，也将蘸有鸡血的五色纸小旗帜插到自家庄稼地里，隐喻“防止虫咬”。

老余一脸认真地跟记者坦言，因为有一次父亲生病求神后立竿见影，所以他对神灵深信不疑。为了赶着烧新年的第一炷香，每年除夕夜，老余都会领上小儿子余前半夜就出发，赶1个多小时山路到达卧虎山圣母宫，烧完香后在下半夜赶回来。从来不舍得吃不舍得穿的老余，每次初一或十五路过圣母宫的时候都会进去上香，捐上50元或100元，以示诚意。

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圣母宫，位于草芽沟畔的卧虎山。3月22日正值农历十五，前来圣母宫烧香的人也不少。寺庙的首事人李子林告诉记者，附近二十几个村子共用这一个圣母宫，每年农历六月一日是这里的庙会，“要唱4天戏，很热闹”。圣母宫前的石碑上刻着一首诗：“圣母宫殿玉炉香，香烟缭绕达上苍。藏龙卧虎沾雨露，雨露田花遍十方。”

从通渭县城到草芽沟的路上，有一座中林仙山，因李白有诗提到而得名。老余告诉记者，每年高考前，当地学生家长一般都会来这里烧香磕头，祈求自己孩子可以考上大学。草芽沟第一个大学生潘娟，采取读半年书、打半年工的方式，在高中读了5年，于1999年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此后，利用暑假去新疆拾棉花挣钱，靠助学贷款完成学业。有村民悄悄告诉记者，当年潘娟的父亲潘德升就是到中林仙山许了愿。后来，为了还愿，潘德升咬牙拿出6000元，包了4天4夜的戏班。

理想

潘娟，已经成为草芽沟的父母们教育孩子时必然要提到的一个榜样。对村里人来讲，他们的理想除了儿孙满堂、风调雨顺、庄稼丰收外，更重的分量都寄托在孩子身上。3月21日早晨，记者赶在第一堂课之前，来到华家岭小学。

王芸芳是13位老师中唯一一位代课教师。今年已经43岁的她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自从与丈夫离婚后，就一个人带着他们从十几公里外的马营镇来到华家岭小学，当起了代课教师。一晃10年过去，最初每个月只有80元工资，直到去年才涨到300元。两个孩子都在定西读高三，为了供他们读书，王芸芳已经向银行贷款4万多元，还向学校借了2000多元。

高中毕业的王芸芳说自己喜欢做老师，是因为“自己从小就喜欢读书，喜欢读小说”，她最近刚看了好几遍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传记。说到自己的一对儿女，她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满足，指着床前挂着的几串千纸鹤告诉记者，“这是我儿子和女儿一块为我折的”。即便是说到辛酸的借款和代课教师的落差，王芸芳也显得很淡定。但当问及跟孩子多久见一面时，笑容在一瞬间消失，“我很想他们，好想啊”，她捂住脸，流了泪。

9点20分，王芸芳站到了二年级教室的讲台上。虽然眼圈通红，但她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讲起了本堂的新内容——有余数的除法。

不远处的六年级教室里，语文老师王建民正在上作文课。他告诉记者，从四年级开始，他就要求学生们写日记，到现在，能通过日记表达自己心情的学生已经达到2/3。余已经写满了两本日记，但他既不给老师看，也不给父亲看。在老余眼里，“老二很聪明，爱看‘焦点访谈’和央视的‘法制频道’”。

见到记者进来，王建民执意要把讲台让给记者。47个孩子个个坐得笔直，齐刷刷地喊着“好！”于是便有了下面的对话——

记者：“谁来告诉我，今天早晨你都做了什么？”

坐在教室最后一排的一个男生站起来答道：“我叫郑虎强，今年15岁。今天早晨，我6点钟起床，先帮妈妈挑了两桶水，又帮奶奶做饭，然后吃饭、洗脸、上学。”大家纷纷点头表示认可。

记者：“谁来告诉我，你最远去过什么地方？”

坐在教室第一排的一个男生站起来答道：“我叫范伟东，今年11岁。我最远去过定西，今年春节跟爸爸去的。”旁边另外一个男孩似乎有些不服气：“我叫余建强，13岁。我今年春节去了兰州。我妈妈在兰州打工，奶奶把我送上车，我一个人去的。”后面的孩子发出一片赞叹声。

记者：“谁来告诉我，你的理想是什么？”

教室里一下子活跃起来，20多双手齐刷刷地举起来。孩子们争先恐后站起来回答：“我想当乒乓球运动员，将来要当奥运冠军。”“我想当老师，像我们班主任一样。”“我想当医生，可以救人。”“我想当一名厨师，为穷人做好吃的饭菜。”一个小女孩的回答引来一阵笑声，她并不害羞，而是接着说，“我从三年级就会做饭，五年级就会做菜了。”紧接着，一个小男孩的回答把全班的气氛推向了高潮：“我想当一名军人，保卫国家，像许三多一样。”大伙纷纷响应。

记者：“为什么喜欢许三多？”

教室里安静下来，每个人都在小声地嘟囔着。坐在后排的余慢慢站了起来，“因为许三多……”在大家的注视下，他有些紧张。1分钟的沉默后，他低声而坚定地说出了四个字——“勇于坚持”。■

“三西”地区扶贫移民的变迁

以定西为代表的甘肃中部地区、河西走廊地区以及宁夏南部西海固地区，是我国最早实施扶贫项目的地区。1982年，“三西”地区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旱，赤壁千里。时任国务院领导提出建立“三西资金”，每年拿2亿元来搞扶贫，成立了“三西”指挥部。

据国务院扶贫办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刘福合介绍，国务院扶贫办的前身就是“三西”扶贫建设总指挥部。“实际上，中国扶贫开发的先河就是从‘三西’开始的。但‘三西’扶贫一开始提出的目标也没有实现，现在搞了20多年，‘三西’地区的贫困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现在国家除了常规的扶贫投入外，20多年每年2亿多元的扶贫专项资金一直保证，“实际现在不止2亿元”。

由于“三西”地区生态资源环境比较差，气候恶劣，属不适合人类居住区域。有些地方少数民族人口占多数，社会发育程度比较低。“如果采取就地开发扶贫的方式，所需成本特别高，难度也比较大。”据中国农业大学朱启臻教授介绍，早在上世纪50年代，为解决个别极贫困地区人口的温饱问题，一些地方政府就尝试过扶贫移民，但当时国家还没有明确提出扶贫移民的概念。

甘肃省扶贫办副主任张森告诉记者，“三西”地区的扶贫移民遵循“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都走不通就另找出路”的原则，主要是把定西缺水区居民迁往河西灌区，把沿黄干线缺水区居民迁到黄河两岸灌区，“甘肃的扶贫工作必须两头抓——一头抓河西开发，一头抓中部扶持”。

但至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水灌区人口的饱和，可利用水资源已经不多，以往把缺水区居民迁往水灌区的做法已经出现困难。“况且当时每人只分2亩水浇地，后来也显示出局限性，限制了规模农业的发展和农民收入的增长空间。”张森说。从2001年开始，国家开始实施生态移民，成为扶贫移民的间接补充。对甘肃来说，整体扶贫搬迁性移民结束，重点开始转向劳务移民。“通过劳务输出的形式，主要是向新疆建设兵团输送，每年稳定在2万人左右。”甘肃省扶贫办移民安置处处长李坚介绍说。

在朱启臻的研究里，国际上的类似经验倒不是很多，还找不到哪个国家或地区出现过大规模有组织的扶贫式搬迁。“‘三西’移民初期有一些教训，因为谁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我们也是在摸索。”刘福合告诉记者。现在看，资金不足也成为制约扶贫移民的一个重要因素。甘肃省用于扶贫移民的资金只占到整个扶贫资金的6%左右，刘福合也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扶贫移民搬迁人均最少要1万元人民币。今年国家安排是167亿元扶贫资金，满足不了我们大规模的移民搬迁。而且，这167亿元还不能完全用于扶贫移民，因为移民基本上是吃不上饭的，还有好几千万的低收入人口也要管。”

（实习生梁德学对本文亦有贡献） 王芸芳纪事大鬼草芽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