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古玩

( 王同仁 )

1949年以前

“民国时候家里就有电话、冰箱、电扇了，卫生间里使的是抽水马桶，洗澡还有浴盆。我想那会儿我家应该算得上是中产阶级吧。”

王同仁出生在1952年，那一年他父亲整60岁，老来得子，对他的宠爱自然是不必多说。虽然那时王家的家境已不如早先，可王同仁过的日子还可用“奢华”二字来形容。“那会儿我们家在炭儿胡同住，从27号到30号这4个院子都是我们家的。小时候，我就喜欢在自己家的院子里骑脚踏车玩，玩具基本都是进口货。”

王同仁的父亲人称“王七爷”，在古玩行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王七爷”原名王栋廷，哥儿七个他最小，所以大家都爱喊他“王七”或“小王七”。王家祖上就经营古董生意，到王栋廷已是第四代了。“我父亲打小就跟在我爷爷身边学徒，我二叔、四叔、六叔也都是干的这一行。当时店铺在东四牌楼那儿，叫辅聚斋。”王栋廷的父亲去世得早，他也就由几个哥哥拉扯大，直到27岁（1923年）那年才自立门户，在琉璃厂开了家“乐古山房”古玩铺。

不到一年光景，王栋廷的生意做得初具规模，还在琉璃厂旁边的炭儿胡同买下了27号院。“那会儿的古玩铺大多都属‘连家铺’的形式，就是经营和居住都在一起。胡同里住的基本没有外人，都是干这行的，货存家里。“彬记”的大掌柜岳彬就住我家前边。”能在炭儿胡同住的古玩商都非等闲之辈。

( 孙瀛洲之子孙洪琦 )

王栋廷虽然个儿不高，可说话气派十足，他常声称古玩行里“只有一个半人”。他自己算一个整人，岳彬才算半个人。王栋廷有这底气，自有他的根源。

1929年春，北平古玩商会“窜货”场上，摆出一件宋代钧窑花盆。这花盆是长方形带六棱，工艺特殊、精致，瓷胎为深灰色，胎质坚密，芝麻酱底，底端刻有“九”字。有经验的老古玩行家都认为，这是北宋宫廷瓷。同行在公开场合买卖议价，习用百余年传下来的老规矩，采用“袖内拉手”的方式。“后来听我父亲说，当时卖这个钧窑花盆的是大观斋的徒弟、自己夹包做古玩生意的李茂亭。当时现场人特别多，所有人都冲上去抢套袖，人多手多，反正谁也伸不进去，据说最后是商会会长崔耀庭提出改用封货的方式才得以进行。”

( 1956年孙瀛洲捐献的宋哥窑弦纹瓶 )

“封货”是古玩交易的另一种方式，即价值较高的古玩文物因买方众多，无法用袖内拉手的方式讲价还价，就采用密封投标。投标完毕，当众拆封唱标。若遇标价相同，则以抽签决定卖给谁。“当时只要有点实力的古玩商铺都去投标了。唱标报价时，琉璃厂博韫斋、雅文斋合伙写了5000元，东四牌楼的天和斋、敦华斋和保粹斋合伙写了7000元。”就在人们认为，这个数可能是最高价时，出乎大家意料的事情出现了，拆封到最后，是以王栋廷标价9606元得标。从此王栋廷的名字在古玩界里一炮打响，“小王七”的称呼从此改成了“七爷”。

此时的王栋廷已是古玩行里响当当的人物，可另一位古玩铺的掌柜还在艰难地经营着自己的生意。

( 孙瀛洲 )

“我父亲是靠走街串巷打鼓儿创业的。”“打鼓儿”是京师里旧货商的一种营生，有两类:打大鼓儿的是收旧货、破烂的，挑两个筐。打小鼓儿的是夹一个包，走宅门串大户，有谁家需要卖东西换钱，他们就去收。这位靠着打小鼓儿起家的掌柜叫孙瀛洲。孙洪琦是孙瀛洲的小儿子，虽然出生在1942年，但对父亲早年的事情并不陌生。“我父亲出生在河北冀县的一个雇农家庭，为谋生计到的北京。能做到后来那么大的家业，完全是他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所以他常常会跟我们说起早年的这些事，让我们知道这份家业来得不容易。”那会儿孙瀛洲将收完的货卖给古玩商会或者卖给其他的古玩店，赚取中间的一个差价，“走了好几年‘宅门’，我父亲才在东四牌楼那儿开的敦华斋”。

虽然有了铺面，但经营的都是一些价值不高的小玩意儿。直到1924年，孙瀛洲认识了当时的交通部长叶恭绰，生意才稍见起色。到30年代末，敦华斋虽然在东四牌楼的古玩铺中已小有名气，但生意却依然不温不火。好在孙瀛洲善于理财，生意虽小，也攒下了一些钱。

这时，西华门延古斋的张式如想同他合伙，在烟袋斜街开间小古玩铺，买卖没开成，倒使得孙瀛洲在北京的古玩行里不好露面了。于是他将敦华斋交给六弟孙蓬洲经营，自己则带着在北京没有开成的那家古玩铺的资金，去上海准备同孙公寿、耿朝珍合作“窜货”。孙公寿是当时伪南京政府一位内务部长的表兄弟，在上海有门路，吃得开。耿朝珍眼力好，除了字画，其他的都不在话下。这时又赶上抗战爆发，上海古董商原想出口的货物难以运出。天时、地利、人和全都占齐了，想不发财都难。

孙瀛洲在上海同行手中买到上好的货品后，再运回北京“窜货”。几趟下来，从中得利不少。不久，孙瀛洲还在上海开了一家分店，以备货源用。有了上海的根基和货源做后备力量，再回到北京扩大敦华斋的经营，已是一件极为简单轻松的事情了。

“40年代初，是家里状况最好的时候，光徒弟就有20多人，每个月进出的货能达到几万件，库存能有一万来件。”也许是孙瀛洲从小经历了太多苦日子，所以即使生意做到如此之大，生活却依旧很简单。“父亲很少吃肉，每星期只吃一回，而且就买二两猪头肉，还是从东四弓箭大院口摊上买的。我在旁边看着，他就夹一片给我送到嘴里。父亲很少在外面的饭馆吃饭，要是吃，也是在摊上吃一碗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是店里的伙计，他把钱全部用来收购古董了。那会儿父亲不出门，都会有很多人把东西送来。赵嘉章是我父亲的大徒弟，负责收货，根本就没有闲下来的时候。”敦华斋从此一跃成为北京城里数一数二的古玩铺，而古玩界里则又多了位“孙四爷”。

此时，北平成为全国古玩最集中的地方，对于那些好收藏的人士来说，这里无疑是他们的天堂。

“1948年底父亲应毛主席之邀，舍弃香港的企业秘密北上，参与筹备新政协。父亲是在圣诞节那天离开香港的，辗转北上，先来到沈阳，等待政协会议召开。那一段时间，东北流传着很多文物，都是当初溥仪带出宫的，父亲收集了一些，但不成系统。后来到了北京，父亲基本上每天都会去那几个古玩市场买东西。即便不买，也会去看看。后来他跟我们说，北平的古玩质量在全国来说还是最好的，货也是最多的。”这位准备参与筹备新政协的人士就是当年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在儿子章立凡的眼中，父亲那些藏品也是自己童年最好的“玩具”。

“我那时最喜欢做的事，就是把家中的橱柜一个接一个打开，轮番捧着锦盒中的古物，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朝代和来历，他每次都不厌其烦地耐心讲解，还不时找出一些他认为有代表性的器物展示。渐渐我被熏染出一种好古之癖，但出于儿童心理，最感兴趣的是古兵器，不时戴上父亲收藏的古代头盔，挥动沉重的青铜剑，把自己想象成一位有万夫不当之勇的大将军。”

章乃器常去的几个市场之一是位于东大地的“鬼市”（现在的红桥市场往东）。所谓的“鬼市”就是半夜三更“撂地摊儿”的买卖，对于古董文玩来说，在这儿可就是“奇货可居”了。人称这里有“三鬼”:梁上君子偷来的货，因为怕犯官司不敢白天“见光”，就半夜拿到这里甩卖，而且是从来不敢要高价，此曰一鬼也。一些名门贵胄有家道中落者，因为断了钱粮而变卖家财，怕丢人现眼所以才半夜行事，此曰二鬼也。至于仿真造假的赝品，更是见不得人的买卖，当然是半夜来半夜走，此曰三鬼也。在这儿就比较考眼力了。另外，章乃器也会去琉璃厂、东四牌楼和隆福寺这几个大的古玩市场，只是这里的东西要比鬼市贵上许多。

“父亲对文物的关注，始于30年代在上海办中国征信所的时候。不过那会儿只是有兴趣，并没有收藏，他真正开始系统化地收藏是到了北京之后。”章乃器爱好文物考古众人皆知，1948年在香港时，他曾资助史学家翦伯赞、叶灵凤他们在船寮地区进行考古发掘，并亲率自己创办的南方学院的学生参加。

在北京时，章乃器因为常常去逛那些古玩市场，加上也常买东西，一来二去，和不少古玩商成了朋友。“那时经常帮父亲掌眼的，是北京古玩界有名的前辈孙瀛洲老先生，以及逊清内务府大臣之后赵振京先生。近邻的叶恭绰老先生有时也参与鉴赏。”在孙瀛洲的敦华斋内，经常可以看到章乃器的身影，“孙先生倘若收了好东西，常常就给父亲留着了”。从1949到1953年，章乃器收藏了不少古玩，总共有6000多件。藏品从青铜器到明清官窑，门类齐全，几乎涉及古玩的各个方面。由于藏品太多，所以当时一部分存放在家中，另外一部分则存放在钱庄保管。

公私合营

1952年章乃器一家从原来居住的大羊宜宾胡同搬到灯草胡同30号的四合院。这里原来住的是陈叔通，后来搬走了，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就把房子分配给章乃器居住。

“父亲收藏这些古玩的时候就说过，最终是要将它们捐献给国家的。当时刚好要搬家，想来这些古玩搬来搬去终究不是个事，所以父亲当时写信给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表达了捐献的愿望。郑振铎从故宫派来6名专家，父亲将所有的橱柜门全部打开，任其挑选，最后筛选出1000多件精品运走。”紧接着，1953年，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召开，章乃器又捐献出2000多件古玩。这一次捐献甚至没有造册，没有留下任何的书面记录。

“对于个人收藏，父亲曾对粮食部的党内同事说过，在工作上是百分之百属于公的。在欣赏古董上，现在只能做到以公为主以私为辅，还是有点个人考虑。我已经向国家文物局和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捐献了3000多件古董，自己也总得留一部分，去见马克思时再全部捐献给国家。我是把这些古董看做中国的文化艺术来欣赏研究的，它是我精神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当时，也有人提出质疑：你章乃器乃一介国家干部，哪来这么多钱去搞收藏？其实，在抗战时期，章乃器曾与上海银行的陈光甫合作，创办上川实业公司，从事酒精酿造、发电机、畜牧和铸造。章乃器任总经理，在他主持之下，资产迅速扩张，其后又投资联华影艺社及昆仑影片公司，拍摄了《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等风靡一时的影片。由于在经营方略上与陈光甫意见不合，章乃器抽出自己的资金，于1947年春到香港创办港九地产公司。不过在加入政协前，为将公事与私事分开，他将香港的公司及物业全部卖掉，进入政协的时候，已经无任何经营了。后来的收藏，一部分用的是这块资金，还有一部分则是生活开支后的节余。“父亲自1949年参加政府工作后，基本上没做什么新衣服，所穿的毛料中山装，大部分是用旧西服改制的。我至今保留着两件这样的中山装，一对上衣兜的面料，是从西服下兜上挖取的（这两个洞用其他布料衬补）;两个下衣兜则是用西服背心改制后，盖在挖过的地方。无论从哪一头都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新政权部长的行头，而此人曾做过上海银行家和香港地产商。”章立凡说。

“父亲与大多数‘右派’的情况有一点不同，对他的批判实际从1950年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1957年被罢职，中间基本上没间断过。”章乃器是一个有言必说、心口如一的人，对于一些问题的看法，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这在当时是难以被接受的。1957年，章乃器被打成右派，又恰逢官司缠身，虽然没有最终判决，但是剩下的3000多件文物全部冻结，不允许流通。

在章乃器1952和1953年两次捐献给国家3000余件文物后，1956年，章乃器的良师益友——孙瀛洲也将自己家中所有古玩捐献给了故宫。

解放后，百废待兴，人们忙着重建这个遭受了多年战争之苦的国家，古玩行的生意是越来越难做，孙瀛洲所经营的敦华斋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况下，他将徒弟伙计们都遣散回家，让敦华斋歇了业。

1956年1月，全国各大城市相继掀起了公私合营高潮。“我父亲没有合营，我父亲很爱国，所以要把东西捐给国家。公司合营和捐给国家是两个概念，合营的属于私方，属于资本家，我父亲属于一个开明爱国士绅。解放初期，彭真到的第一家古玩店就是我们敦华斋和宝粹斋，他们很聊得来，所以我父亲说将来要把东西捐给国家，这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捐的时候，我父亲也和我母亲商量了，他们都决心把家里的古董捐给国家，因为捐给国家是一条出路。不捐的话，给子女留下这么多遗产有什么好处？”

很快孙瀛洲便与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联系上，故宫当即派出了十几位工作人员对孙瀛洲的所有古玩进行登记造册，然后运回故宫。前后整整花费了一个多月时间清点运送，可想而知当时古董数目之多。其实解放前曾有人劝孙瀛洲，让他带着这些古玩快点离开国内，可孙瀛洲坚决不走，还在1950年将自己的两个孩子送去参加解放军。

在孙瀛洲向故宫捐赠藏品后不久，1956年4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吴仲超邀请他去故宫工作。“到故宫一上班就等于参加了革命，他就不是资本家了，他就属于国家干部了。”在故宫博物院1964年7月8日颁发给孙瀛洲的捐赠文物凭证上，我们清楚地看到，1956年捐赠宋元明清瓷器及雕刻工艺品共2375件，犀角杯32件，瓷器资料497件。在1957年又捐赠清康熙、乾隆瓷器10件。1964年又捐赠明清瓷器及工艺品64件，瓷器资料9件。总计2987件。

“乐古山房”的“王七爷”——王栋廷，当时则加入到了公私合营大潮中。当时对古玩行的政策是小店合并保留大店，私方人员也就是古玩铺的人员一批归到文物商店，一批归到“特艺”（北京市工艺品美术公司）。王家的店并到了北京市文物商店，随后王栋廷成为文物商店一名普通营业员。

“刚解放的时候，国家鼓励私营业主出来工作，发展经济。见些成效后，就需要团结加改造，也就是公私合营。我们家一开始并没有合营，1956年那会儿，可以公私合营，你也可以要求私营，这都是允许的。到1957年割资本主义尾巴就不允许了，只有公私合营和国营，再经营就违法了。后来想合，人家就不要你了，我父亲找了不少关系才合成。当时将东西折价后算成股份并到公家一起，公方派工作人员来拿走账单，拿走了所有的古玩，整整半个多月才全部运走。国家是给我们算钱的，每年给我们股息，10年付清。不过到‘文革’时候也就不了了之了，那会儿东西作价就更便宜了。”王同仁说，“那时公、私两方都会各有一名经理。公方派经理来，可能是军人或是党员干部。私方经理，一种是比较积极又懂业务的，另一种是股份比较大的，其他的人则做营业员。那会儿还有老人在，学徒也会合营到这里来，古玩行里又是讲究辈分的传承，最后经常出现原来的掌柜和徒弟都成了营业员，所以有时也弄得挺尴尬。”

其实在那时，公私合营后，文物商店主要还是向博物馆提供藏品，经营已经退居次位，大部分古玩都是无偿地从商店里调拨至博物馆的。

王栋廷的古玩铺合营了，每月只能拿到固定工资，每年年底发下的股息也并不多。“到1958年，我们把炭儿胡同28号的房子也卖了，买了一处小房子。”

“文化大革命”

“文革”中，灯草胡同旧宅有一段时期被红卫兵组织的“公安队”占做总部，入冬后“小将”们为了烧火取暖，便拆散家里的明清硬木家具，充做燃料。章乃器一家则从灯草胡同的四合院搬到了位于东郊的呼家楼19号楼，家中剩下的文物，在康生的圈点下，最后装上6辆大卡车全部运走。

“父亲原来烟瘾很大，后来改为每天只抽一支香烟。他解释说之所以还抽上一支，就要表明自己不是禁欲主义者。至于饭食，除了日常的米面蔬菜之外，他不时到菜市场买些下水、猪肺之类价格便宜的东西，兴致勃勃地下厨做成溜肥肠、酱猪肚、猪肺汤等菜肴。”

1968年北京展览馆曾举办过一次“红卫兵造反战果展览”，章立凡在那儿见到了父亲的藏品，“我在展厅里见到了父亲及张效彬、孙照、关祖章等收藏名家的藏品。这些文物‘革命小将’们没敢‘沾包’，‘革命老将’们却一点不手软。素有文物鉴赏家之名的康生最内行，胃口也最大。他以其妻曹轶欧名义掠走的黄山谷字卷,即宋代黄庭坚的稀世墨宝《梅花三咏》，只象征性地付了5元钱。至于其余所列，均为父亲重视的文物”。

“文革”结束后，据国家文物局提供的数字，红卫兵抄家上缴的章乃器文物为1464件;而到1980年北京市文物局发还时仅为1134件。

而章乃器的老朋友孙瀛洲，在“文革”时被定为“走资派”，1966年老人没能熬过这一关，在9月去世。在北京文物商店工作的儿子孙洪琦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1967年去了山西，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后才回到北京。

三位老人中，只有当上了营业员的王同仁的父亲王栋廷没有遭受冲击。“我父亲是1965年退休的，那时他已经是72岁的老人了，已然不能‘兴风作浪’了。再说也可能是人缘好吧，所以‘文革’时没有受到冲击。那会儿打击的是初期派来的公方代表，斗的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过那会儿警察、街道上的人还是会用敌对的眼光来看我们。”

当时为了争当“红五类”，“文革”开始时，王栋廷和儿子一起将家里使用的明清硬木家具全部上交。“那会儿我们属于有新潮思想的年轻人。父亲跟我说古玩方面的事，我躲都躲不及，不爱听。不过要是早知道现在是这样，我肯定削尖了脑袋往里钻了。”

三位老人如今都已作古，相同的故事不会再有，他们都变成了历史，永远停留在那里。■ 文物章乃器孙瀛洲父亲王栋古玩交易古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