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的春天来了吗？

张扬的最后一拨客人约在晚上9点。和徒弟柏小玲一起带着客人看完房子后，他到家已临近深夜。连轴转的日子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有时，他会从早上8点一直忙到晚上11点，期间带着不同的租房客在上海浦东的各个核心居住区穿梭。

张扬出生于1998年，但少年老成，时常被认为比真实年龄大十来岁。柏小玲比他晚出生一年，因为刚到公司，不善言辞，两天前被派来跟着张扬学习。

2016年高考过后，张扬考入江西应用技术学院，那是赣州当地一所公办高职院校。因为“觉得有意思”，张扬选了工业机器人专业，但后来他发现，这个专业要读下来其实很难，除了高数、C语言这些课程难，专业对英语的要求也很高，不少教材都是英译的。于是，他在学校度过了“翘课睡觉”的3年。

毕业后，张扬没有选择专业相关工作。经历过一段短暂而枯燥的餐饮工作后，他就转做了房屋中介，因为收入不错且足够“自由”。

实际上，在制造业推动数智化工厂的趋势下，张扬就读的“工业机器人”是一个相当热门的专业，行业人才紧缺。2019年，宁德时代曾为一位有6年工业机器人行业工作经验，并经过3个月专业培训的技术人才开出35万一年的高薪，岗位是资深技术管理岗。2015年教育部把工业机器人技术列入职业教育的专业目录，正是希望职业教育院校能填充这部分人才来源。

中国的教育分流机制与德国的学校教育系统构成

“这些技术工人大概有三种来源，一种是工业机器人本体制造商和系统集成商里有经验的工程师，但存量很少;一种是工业机器人培训机构，可以提供一些人才来源;第三种是职业学校。”许辉对《第一财经》杂志说，“岗位的需求量很大，所以会倒逼职业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量。”

许辉目前是德国耶拿大学的博士候选人，他的研究方向是劳动、产业与经济社会学。“这些工作与我们传统认知中单一操作的流水线工人不太一样。它需要你既有软件知识又有硬件知识，同时还要有通信和机械方面的经验，是很复合的人才需求。”许辉说。

许辉去一些学校调查过，在这个领域，职业教育院校普遍没有足够的老师。因为是新专业，很多老师并非该专业出身，“如何让职业教育更贴近企业的实际需求，其实需要一些时间。当下正是缺人的时候，但教育是个长期性问题，要慢慢才能看到效果。”许辉说。

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大多数职校毕业生从事的，是与自己专业并不相关的工作。和张扬一样，柏小玲也离自己就读的专业越来越远。从郑州一所高职的建筑设计专业毕业后，她做过老师，也去工厂当过文员。根据她的观察，身边真正去设计院的同学并不多，大多数都和自己一样，做着专业不对口的工作。这些工作往往是房产中介、销售、外卖员—随着互联网经济的蓬勃，大量门槛不高的工种出现。

2012年至2020年中等职业学校发展变化

在1990年代以前，中专和大专曾经受到人们的青睐。作为干部的预备役，一些中专学校的分数线比普通高中甚至重点高中都要高。但在高等教育扩招后，这些学历失去了原本的光环。

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19年的数据，中等职业学校比上年减少151所。近年来，高等教育的普及让职业学校的发展呈现低迷趋势。自2010年来，中职院校的招生人数逐年下降，直到2019年才有所回暖。然而，根据教育局统计，相比2010年，2019年中等职业学校的在校生数量也已经下降了29.6%。

在企业需求和人才供给之间，存在一道鸿沟。一方面，毕业生因为训练不足被产业筛选，无法得到好的机会;另一方面，企业则因为招不到合适人才，一度用工紧缺—这是一种双输局面。

2019年年初，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对职业教育动刀。这一方案的指导意见一共20条，因此又被称为“职教20条”。文件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并提出要在5至10年内让职业教育完成由“政府主导”向“政府统筹管理、社会多元化办学”的格局转变。可以说，产业侧的“用工荒”倒逼职业教育院校推进供给侧改革，蒙尘已久的职业教育又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提前分流，谁是受益者？

在“职教20条”中，“保持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的口号再次被强调。“职普比相当”并非新政策，早在2002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就首次提出了“职普比大体相当”的说法，只是之后这一目标始终维持地很艰难，大部分地区依然难以做到1：1。直到“职教20条”再次提起，家长们不得不认真思考对孩子未来道路的规划—在教育已经实现普及化的当下，一路高考、升学、换取好工作的路径已经不再那么理所当然。

《文凭社会》一书中，社会学家Randall Collins认为，在现代社会，教育是一种通货，可以用来交换工作机会。与其他所有通货一样，当供给不断增加而货物却有限时，教育通货的购买力会下降，作者称之为“文凭的通货膨胀”。因此，面临学历贬值，人们所能做的是通过进一步提升学历，以增强个人的就业竞争力。

要拿到高等院校门票，升入普通高中一度被视为唯一的机会，而普职比对半分导致高考的竞争压力进一步下移到初中，甚至小学。为了达成普职比例1：1的目标，一些地方政府在十多年前就划下严格的“中招红线”，只有达到一定的中考分数才能分流到普通高中。

学校和企业如何共建职业教育大环境？

许辉的家乡江苏就是严格执行地区之一，多年以来“分流最为严格”。在许辉读书的年代，中考录取率就已经不到50%，他的初中同学毕业后有一半以上的人要么进入本地职校，要么直接开始工作。从社会经济角度看，江苏的分流给地方产业提供了很好的人才支持，但同时也成为初中毕业生向上升学的拦路虎，将一些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初中毕业生拦在了普通高中的门外。

中国对学生的分流设计来自于对德国职业教育体系的参考，后者有效运作的职业教育体系被认为是支撑德国制造业发展的根基。在中国发展制造业的纲领之下，德国的成功经验成为了很好的学习对象。“德国的职业教育特色概括起来就是三个关键词，分流、双元制和转轨。”许辉对《第一财经》杂志说。

德国的学生从小学四年级起便要开始第一次分流。在分流前，会有一些职业探索课程供学生选择，以判断学生的个人潜能。按照成绩和个人兴趣，在小学毕业后，学生会进入到职业预校、实科中学或者文理中学。

按照对学生培养的不同定位，各类中学的学制、运作模式均有所不同。成绩稍弱的孩子会进入职业预校就读，学制5年，实科中学的学生可进可退，学制为6年。这两类学生是职业教育的主体，往上升学会进入应用类大学。文理中学学制最长，长达8年，学生毕业后会升入综合类大学。

“早分流对于行业和企业来讲是好事，较早地锁定未来员工，企业可以较早介入，投入相应的培训成本。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也会更高。晚分流就需要在前期打好文化基础，才能有利于后续的发展。”匡瑛说。匡瑛是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教授，研究方向是比较职业技术教育、职业教育政策等领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认为，分流制度是用“实惠置换梦想”，以实实在在的职业技能教育帮助学业稍弱的学生平稳过渡，进入职业社会，不用在无尽的考试中陪跑。虽然这一做法的代价有些残忍，它剪断了一些学生的高校梦想。

德国的职业教育制度设计之所以为人称赞，有部分原因是，选择职业教育方向的学生，可以从中职、高职，走向应用型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在升学路径上，职业性人才和研究性人才无异。

上海市实行的中本贯通就是一种既满足职业教育需求，又满足学生及家长的升学需求的创新模式。匡瑛参与了上海市贯通教育培养模式（包括中高贯通和中本贯通）的设计和论证。其中，中本贯通就是以中职教育和应用本科教育联合培养初中毕业生的培养模式，开始于2014年。在参加完3年中职阶段学习后，通过转段甄别，学生就可以进入到为期4年的应用本科阶段。

在培养方案中，中本贯通的中职不等同于普通中职，本科阶段也有别于普通本科。3年的中职阶段会加入本科的部分理论，4年本科阶段则会为学生延续中职贯穿的实践方式，二者共同构成一体化的培养体系。“7年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具复合性和高端性，学生有更多机会跟企业合作，以及做工学交替。”匡瑛说。如今，这一模式正受到一些担心孩子被分流的家长的欢迎。

2018年至2021年中国职业教育相关政策发布

据上海市临港科技学校校长张黎明的观察，近两年，招生情况明显好转，尤其在贯通教育模式的推动下，生源质量有了提升，“中本贯通的学生要达到区重点中学的分数线，中高贯通则要达到普通高中的分数线。”

生源质量的提升打破了过去对职校的偏见。职业教育院校一度被认为是“差生”聚集地，分流则往往被外界误读为是一种学生的“被迫选择”。在过去20年间，缺乏好生源、没有完整的培养体系，职业院校的办学效果一直不佳，从而对学生和家长更加缺乏吸引力，形成恶性循环。

但如今，在长三角和珠三角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新一批初中生和家长对职校的看法已经有了改观。除去中本贯通被一些上海家长认为是一种“曲线救国”式的本科升学通道，学生选择公立中职院校也会从性价比的角度来考量。

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的李宜珍正在备战明年的春季高考，这是属于高职类学生的高考，通过考试后她可以升入大专。李宜珍是随迁子女，3年前，由于没有深圳户口，在相同分数下，深户同学可以去公立高中，她却只能选择私立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