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又旭：名士与表

文/于萍( 张又旭 )

几年前在一次酒会上，我遇到一位神秘的先生，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眼睛：停驻着自负、冷峻和机警。如果这样的眼睛长在一硬汉脸上，就很有攻击性。但他年纪不轻，脸圆润柔和，说起话来又是北京大爷式的礼数周全、语调缓慢，天生的恒山派，绵里藏针、暗蓄锋芒。那双眼睛下有两只巨大的眼袋，里面好像蓄满了酒精。这位先生既不派发名片也不自我介绍，自顾喝酒，酒到酣时就开始与东道主、从英国来的一威士忌家族传人呛起来，几轮争辩，酒会便成了二人的斗法场。旁边有帮衬的：“这一位可是大玩家，道行深了，从手表、哈雷车到雪茄、洋酒、茶，没他不玩、没他不懂的。”说话之际那位身着苏格兰传统服装的英国人已气力不支，满脸涨红，灯光下脑门上的汗珠粒粒可见。直到酒会结束，我也不知道这位爷是谁，大致定义为：咱们自己的名士。现在不论什么绅士做派名士风范都拿洋人说事儿，可这位老先生证明，越是民族的“大爷”，越是世界的名士。

今年又听说，有一位大玩家，岁数不小，身世神秘，而传闻又让那神秘更多了几层：他是中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国内哈雷车主会元老，画过微型油画，跑过赛车，号称家藏千壶千砚。最邪乎的是表，据说收了上千只古董、名牌表，拆了，只留机芯，好比买了汽车只留下发动机。于是打电话约了拜见，等见到，立刻认出他就是当年酒局上喝酒侃山的那位“神秘先生”。他名叫张又旭，坐在自家太师椅上品茶抽烟，一副悠闲姿态，笑说这最后一条传闻也太没道理，“我拆表是为了把玩、观摩机芯，发现其中细微的差异，之后又能毫发无损地装回去。能拆能装，懂得细节，才叫真的钟表爱好者”。再问他藏表的确切数目，他环顾四壁：“我从不记数，东西太多。”

那是间老别墅，除了进门处一尊“老子出关”翡翠雕立得清爽，其他地方都填满了玩意儿。雪茄、酒、相机、紫砂壶、烟具、茶盘、烟斗、玉石、古书籍、时尚杂志、雕花蛐蛐罐……地板上没一个地方不被什么东西覆盖上的，每一类都成群结队，错落无致，记录着主人不断变化的趣味历史。一间小门打开，还有个室内车库，里面是两辆老爷车和两辆哈雷摩托。就连半空中都不得清净，一只黑色鹩哥悬在那儿，一见溜达过来的猫就大叫“乖猫”。

表，隐身在一张工作台内。檀木打制，完全仿造AP表创始人使用过的一张工作台，连铜把手与边角都力求相仿，只是更宽大，“方便朋友来了欣赏把玩，显摆一番”。抽屉拉开，尘土飞扬，塞满了被装在小塑料袋里的旧式金壳怀表。随便抽了一只，唤作“国王的珍藏”的金壳三问表，造于约200年前的英国，仅此一只，号称价值抵得过百达翡丽的古董表，只是未经拍卖验证。不讲历史缘由，“三问”本身就是高档机械表的一项复杂功能，拨动表盘上的拨柄，三种簧音便可播报当时的时、刻、分。有限的空间内必须加入报时用的簧条装置，有时为了音色悠扬，还要配上三套甚至更多套锤簧。张又旭又取出一只被拆下的三问怀表机芯演示，锤簧如发丝一般细小，拿在手中微微震颤。这本是流行于英国庄园主中的旧物件，那时夜里黑灯瞎火，听声计时，现今倒成了高档表挖空心思的讲究，炫技的成分多于功用。

工作台里更多的，还是拆卸下的机芯。几十块一组存在格子盘内，乍一瞧有圆有方，细看也都差不多，盯着久了竟生出恶心来——它们真的很像一粒一粒的人脑。张又旭说机芯虽然是手表价值差异的核心，大抵却都差不多，拼的是特殊材质和精益求精的做工。摆轮平整度是关键，就是百达翡丽，也有摆轮不平的时候。他推崇德国牌子瑞宝，修高复杂古董表出身，机芯制造得堪称完美。他存放手表的架势，着实有违手表藏家的原则。这原则一是尽量不拆卸，许多表壳材质纤柔，细腻织物都会留下痕迹，何况工具扳撬；另一个是保持新整，古董表要是进了灰，表盘变色，或是有擦伤，那就坏了品相不值钱。张又旭并不在意，他说自己不是“收藏家”，仅仅是“玩儿”，只进不出，买回来就不关心升值与否，兴之所至，就拿出一块，观摩赏玩，久久凝视机芯的细微之处，简直称得上“研究”。有时候家藏宝物对有钱人来说是种负担，可在他这里倒成了惊喜，“搁几年突然翻出件宝贝，原来给忘这儿啦！跟白来似的”。说着突然想起了什么，从旁边一塑料箱里掏出两只表盒，“这里还有两块劳力士”。一块产自上世纪20年代，尚未起用皇冠标识。另一块是上世纪40年代的，已经有了劳力士百年不变的样子——圆形，钢壳，既无万年历也无日月盈亏，简单至极。

( “蝶恋花”银坯掐丝珐琅夹板陀飞轮表 )

“劳力士是我的至爱。”张又旭说，“因为我的第一块表就是劳力士。”他说那是1963年，他13岁。那个年份，少年张又旭一定很激荡。那一年他开始拆表，“家里拿了两块劳力士让我到亨得利去洗油，店员看我是一小孩儿，盘问了半天，看人的眼神也让人不舒服。我干脆不洗了，到东四隆福寺买了套洗油工具，拆开洗了洗，装上还能走”。他还拥有了第一辆哈雷摩托，“我四姨说，要骑摩托，就骑美国的Harley Davidson。我一打听，没有新的，只在天桥有两三辆国民党剩下的，350块钱，有皮套，能跑”。他买到平生第一款相机，“在西单商场的中国书店旁边，有一信托商店，我一看那款莱卡相机就喜欢上了，1700元，还收4%的手续费，我毫不犹豫地买下”。岁月为这些讲述蒙上油画质地的光彩，胡同口还有人骑黄包车，一群纨绔子弟浑身武装着时髦玩意儿，呼啸而去，好不意气风发。40年后，当年的一些老玩伴有的不在了，有的玩不动，岁月还平添了许多不忿，好忆古追思，瞧不上现如今。“好汉不提当年勇，何况已非好汉。”张又旭说，“我从不觉得自己老，我与时俱进，天一暖和就骑上哈雷，独来独往，一跑起来就不停，遇到好地儿就不走了。”可毕竟是老派人，对奢侈品也有些看法：“奢侈品不是什么好词，穷奢极糜。任何年代都以节俭勤奋作为主流价值观。玩儿和用是两个概念，为了贵而用很不适当。我用的都是好东西，但我有两个原则：一、虽然贵，但能使一辈子；二、绝不撺掇别人用。”

不撺掇别人用，却撺掇别人鼓捣。张又旭策划、北京手表厂制造的两块陀飞轮表在瑞士巴塞尔钟表展上声誉颇高。一块叫“游龙戏凤”，陀飞轮机芯由74岁的中国制表大师许耀南特制，PT950铂金表壳，从主夹板到机芯构架周身，再至淬火的所有螺钉，全部雕龙画凤，号称史无前例，展览后不久就被一藏家以108万元的价钱收走。另一块是“蝶恋花”，世界首创的银坯掐丝珐琅夹板陀飞轮腕表，机芯由加工工艺极差、成功率低下的白银和珐琅制成，制造中报废零件以百计，用白银5740克、金丝上百米。“把瑞士人都震住了！”张又旭说。这两块表的缘由何来，恐怕要到昌平东关环岛的一家火锅店去一探究竟。

( 由张又旭策划、北京手表厂出品的“游龙戏凤”陀飞轮表 )

夹杂火星冒着白烟的涮锅子四周，围坐着北京手表厂的核心人员：董事长，厂长兼总经理，产品开发中心主任。张又旭坐在主位，领受拥戴，极具风度。厂长苗洪波说，这又是一次“制表常委会”的例行会议，组织形式松散，夏天吃农家饭，冬天火锅店，喝着啤酒，就把一只表的创意给聊出来。手表厂生产复杂机芯，为的是显示工艺水平，拿到国际上参展。酒过几巡，张又旭提议2009年要造出一只自主生产的“滚动陀飞轮”。陀飞轮已经代表了机械表制作工艺的极高水平，内置摆轮和擒纵机构，在自身运行的同时还能一起做360度旋转，以最大限度减小地心引力的影响，提高走时精度，目前陀飞轮表上一次弦走时最长的为31天。“滚动陀飞轮”更几近神话，据说只有瑞士宝玑生产了3块，其中2块没人见过，另1块定了天价，四处展览，拒不售卖。张又旭提议的“滚动陀飞轮”力求超过瑞士宝玑，难度虽高却定能实现。有了这颗定心丸，董事长立刻拍板上设备。

梅花是张又旭的徒弟，中央美术学院学了11年油画，现在跟着师傅学制表。她那间小书房，工作台占了大半，灯光炽亮，打到一块雕刻了大半的纯金主夹板上：希腊战神左手护着剑柄，右手擎起和平鸽。这块表又是张又旭策划、北京手表厂出品，即将参加今年巴塞尔钟表展的作品。“深浮雕”是它的独特首创，梅花已经为它工作了将近10个月。此前的“游龙戏凤”和“蝶恋花”也都是费时的活儿，总计耗费了22个月。但这几块表被认为仅仅是“工艺品”，不可能进入工业生产流程，更不可能被纳入奢侈品的商业体系。这大概也是拿下诸多国际首创的原因吧，大多品牌都费不起那个人工与时力。北京手表厂厂长苗洪波说，最要感谢的是张又旭，他的创意与策划、他徒弟的全力参与，全部义务，分文不取，这也是几款表能面市的最大动因。“与张先生相识仅仅是萍水相逢，但他对北京手表厂倾注了极大热情。我们虽然搞这个专业，却见得太少，张先生家藏千表，见多识广，也是一位大师。”被尊称为“中华陀飞轮之父”的许耀南老先生也对张又旭赞许有加：“他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心怀民族产业！”

( 张又旭的部分藏表 )

张又旭却说得轻巧：“吹牛总要有本儿，说我们比瑞士人强，就造一个给你们看看。另外我出出主意，全手表厂都围着一块表转，我不能甩手不管呀。再者说，玩表也要玩得高级，你玩到认识几个修表的，我玩到认识一个表厂！”他还更擅长谈古论今，“现代钟表里的擒纵结构，早在我国北宋的水运仪象台里就出现了，却被欧洲人重新发明了一次，制成陀飞轮。在中国历史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所谓士农工商，唯士上品，而技术则沦为奇技淫巧，不受重视。清中期时拿破仑一世的特使就在给他们皇帝的信里说：‘如果中国人对他们制表的奴隶待遇好一点，那他们将造出超过我国大师的产品。’这就可以看出双方对待钟表工人的态度，在中国是奴隶，在西方则是大师”。谈笑间真有些大国信念和辽阔胸怀，俨然北京手表厂的精神导师。在他的撺掇下，北京手表厂这个原本的机芯生产厂转投高端产品，以陀飞轮为主打，树品牌形象。车间里有条生产线，将主夹板打磨上起伏错落的条纹，名为“日内瓦纹”，没有任何功用，仅为装饰，没纹的卖30元，有纹的就上万元。听上去好像抢钱，张又旭不以为然：“手表玩的就是这些没用的细节和附加值，‘三问’、陀飞轮，都是石英表出现之前的旧做法，可越复杂、越多讲究，越是身份标志。要说准，脖子上挂个手机最准。”

梅花曾悄悄对我说：“别看师傅爱玩闹，做起事来极认真。”这可能只有熟识的人才能了解。张又旭给人的印象，永远像喝了点酒，无所羁绊，活脱一个老范儿的北京少爷，还有点江湖气。我想起初次见面时他与英国绅士的对峙，好像一场东西名士较量的微型演习：一个穿戴无可挑剔，打着浆得绝对挺括的麻质领结，脚踏拷花皮鞋，每天都要打蜡上光，用傲慢势利、慵懒冷漠和刻意的浪漫主义当武器;另一个，随便地把毛衣塞在裤腰带里，穿一片儿鞋，甩出的是戏谑、调侃和市井味道包裹着的对骄傲的延续。这一幕每当张又旭喝多了时就会上演，他眯着眼睛讲起家传的宝物、“文革”时的灭顶之灾，以及呼朋唤友提笔作诗时的怡然自得。他并无子女绕膝，养了3只藏獒又意外死去，讲到这些还落下泪来。一屋子玩意儿，可他好像更留恋这众人捧场、一夜豪饮人人皆醉的时刻。敬一杯酒再敬杯茶又敬一根烟，不觉已东方鱼肚，凌晨3点，我实在困得不行，不顾礼数起身告辞，走到门口，那只黑鹩哥突然精神百倍地说了句整话：“晚上真好！”

( 由张又旭策划、北京手表厂出品的“游龙戏凤”陀飞轮表 ) 腕表奢侈品张又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