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禁烟与和谐社会

1922年的某一天，郭沫若还是一个穷苦的留日学生，他在福冈转悠，从兜里摸出8个铜板买了一盒烟，待在街角吸烟，感叹“中日两国互相轻蔑的心理，好像成了慢性的疾患，真是无法医治呢”。我穿越时空相问:“郭老何来此叹呢？”郭老把半截烟屁股扔到地上，说:“日本人爱干净，并且把这当做西洋既无，东洋亦无的国民特质，其实日本的城镇也不是那么干净，街道一下雨就成了烂泥塘。”

多年之后我站在帝国饭店门口抽烟，发现地上很干净，周围更没有垃圾桶、烟灰缸，门童和我打招呼，将我引领到饭店里面的一个吸烟区。后来我又在银座转悠，发现大街上摆着几个专门供人吸烟的大烟灰缸，最近得到消息说，东京的大街上不能抽烟了。出租车里也不能抽烟了，一位东京出租车司机说:“好多人打车，就是为了能在车里抽一支烟，现在这个戒烟法令让我们的生意不好做了。”

3年前，有日本出租车司机打官司，说“二手烟有损健康，国家怠慢了推行车内禁烟的措施”，要求国家赔偿。东京地方法院否定了该要求，但以此为契机，推动了日本社会的禁烟意识，出租车内禁烟的趋势从神奈川县、名古屋、长野县等地迅速扩大到日本全国。我这里并不是想说抽烟的问题，而是关心外国的立法问题，北京的出租车为了迎接奥运会，早就规定不许在车里抽烟，这规定怎么出台的？没人征询过我的意见，所以我只能关心外国的立法，比如，几个月前，德国议会有人提出，德国的高速公路应该限速，最高时速不能超过120公里。我对此提案就非常有意见，果然，德国议会里就有人反驳，德国高速公路不限速，是德国高品质汽车工业的象征，我们生产的汽车操控性好，大家开车又讲规矩，即便是大卡车也能以90公里的时速巡航，限速是没道理的。我觉得这位德国议员就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在新干线列车的吸烟车厢里，我想起一个旧新闻，是2005年的一次日本火车事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火车要是晚了90秒可以被当成准点来看。但在日本，许多上班族必须在几分钟之内换车。那年4月的一天，一辆火车要在9点20分抵达尼崎，旅客们才可以赶上另一辆9点23分出发的列车，火车慢了90秒，司机要抢回来这90秒，他超速驾驶，拐弯的时候出轨，撞进铁路边一座公寓，造成90多人死亡。

事故相对简单，报道中有许多目击者和专家的分析，其中一个目击者说，这个灾难来自日本的文明。此话怎讲？日本人对自己的铁路技术极端自信，所以某些地方，铁轨边上一米就是房屋。日本人死脑筋，只要上了火车，就认为一定会准时到达。这个社会没有灵活性，每个人也没有灵活性。日本工作压力大，列车时刻表排得很满，飞机火车一旦误点，老板就要出来道歉谢罪。西日本铁路公司在出事的那个月刚给职员发了通告，说火车晚点意味着背叛消费者，火车司机才23岁，刚参加工作，但他对公司极端忠诚。在上面那个报道里，一位67岁的目击者说，每个日本人都要对这起火车事故负责。这句话让我毛骨悚然。

回过头来再说街道上的禁烟令，有人分析，一个成年人在大街上抽烟，他拿烟的手自然不会总放在嘴边，手一垂下，这个动作加上风的作用力，就会让烟灰飞散，这个高度正是一个儿童的身高，于是，烟灰就会飞到小朋友的眼睛里，我们要保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所以就要在大街上禁烟。这番分析说得我心服口服。

早就在一些文化分析的书上看到，说日本人如何讲究集体主义，如何顾及他人。1998年世界杯，日本球迷跑到法国去看球，他们坐的看台不留下任何垃圾，每个人都带着个小垃圾袋，把自己的瓜果皮核装好。我们的电视主持人感叹：“日本足球可敬，日本球迷的表现更可敬。”白岩松在日本采访，回国后感叹:日本荒郊野外的厕所里都有卫生纸。我们在札幌的高速公路旁的一个卫生间里也大发感叹，每个隔断里居然放着四大卷卫生纸，更重要的是，每个马桶都有加热和局部冲洗的坐垫。北京一家报纸的老编辑感叹:“1993年，东京市政府送给北京市政府两个马桶垫当礼物，我们的副市长自己安了一个，想不到这小日本的公共厕所里都安上了这么个玩意儿，要想赶超他们可真不容易。”

但我想，模仿日本上述做法是否有让我们做“顺民”的嫌疑？比如日本政府一说现在能源紧张，号召要节约用汽油，第二天日本汽油用量就减少25%。再比如有日本人不听政府的话，跑到伊拉克、阿富汗这样危险的地方，被绑架了，国内就一片批评: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这么让政府操心呢？要大家都学成那样，统治和管理起来就容易多了。

我觉得，现在的禁烟法令，其根源是1000多年前的“圣德宪法”，那时候的“圣德宪法”第一条就说了，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是“和谐”，每个人都要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以求一个全社会看来都合理如意的结论。第二条又说要宣传佛教，大家都要学佛法，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禁烟和谐社会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