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场“公共危机”

文/杭州富阳 流沙

前些天，遇上一位重庆民工，他在一家造纸厂打工。去年底，妻子从重庆来到杭州，也进了这家造纸厂。年后造纸厂开工，他和妻子却决定不在这家造纸厂做了。他给我算了一笔账，他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每月工资800元，平均每天只有27元。他说，早上到菜场看到早笋卖25元1斤，辛辛苦苦干一天只能买一根早笋，如果做成菜，最多只有几筷子。一家管桩厂聘了他，月工资1200元。他妻子在家政公司报了名，听说保姆的月工资已涨到900至1000元。他说如果遇上一个好东家，那做家政要比在工厂里上班轻松多了。

我算了算他们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最低成本，大概是：每月房租300元、水电煤气300元、伙食600元，加上通信费、出行费等杂费100多元，夫妻俩一年到头要存下钱来十分困难。他们还不能生病，如果上医院，挂瓶药水什么的，那一个月的工资肯定要入不敷出了。那位民工对我说，如果这物价再不降下去，他就准备回重庆了，家里还有3亩薄田，可以种蔬菜和粮食，至少不用背井离乡了。

这种心态其实已经影响到劳动力市场。许多企业招不到人，不是没人，而是开出的工资太低，民工们不愿干。但要提高工资，企业又做不到，因为许多企业靠的就是廉价劳动力，否则，企业就没有优势可言。这已是一种经济问题和发展问题。这一种“公关危机”到底该如何面对和破解？ 公共一场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