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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骁骅（上排）成立的“自由天空”团队 )

今年23岁的刘骁骅说，他的名字里有两个马，这可能就是他这么喜爱极限运动的原因。“也许我的思维有点偏激，常规的运动我是从来都不玩的。我喜欢的所有运动都是极限类运动，从16岁时候开始，我就练习自行车攀爬、自行车速降、单板滑雪追逐。”后来，他开始接触一项新的极限运动——跑酷。

尽管在还是高中生的时候，刘骁骅就看过了由法国专业跑酷团队出演的《企业战士》，但他当时以为电影中的闪转腾挪只不过是做出来的特技。2006年10月，因为了解他的爱好，刘骁骅的朋友向他推荐了《暴力街区》和跑酷运动。这一次，刘骁骅没有再错过跑酷。在看过电影后，刘骁骅觉得以自己的身体条件和素质，那些很炫的动作也不是完全不可行。于是，他在网上搜索了很多资料，看了很多视频，开始自己一个人练习。

“因为之前一直做各种运动，身体素质和反应能力都要相对好些，像自行车速降要从树丛间穿过去，练习了我的反应能力，而通过滑雪，又克服了我对速度和高度的恐惧，所以只用一个月，跑酷的新人和常规动作我就非常熟悉了。”在回忆开始训练跑酷时，刘骁骅这样说。在他跑酷的这一年多里，令他最为难忘的是练习墙上360度转体动作的那段时间，“我应该是北京市第一个做这个动作的人了，那真是在地上生生地摔了两个月。最初我还是买了4块废旧的席梦思床垫，可是我上午买的，练了一下午，晚上回家放到楼底下，第二天早上就发现垫子没了。所以我就改成干摔了，练这个动作我受了很多伤，尾椎裂过一次，左肩膀、右膝盖都有伤，后来终于摔出来了”。

在加入了当时成员并不多的北京跑酷社后，刘骁骅偶然发起了团队的第一次训练。从那以后，每周他都会带领一些队员和新人去训练。这样的习惯，刘骁骅一直保持到现在，即使是后来北京跑酷社解散了，他又成立了新的团队“自由天空”。现在的他，很少再有时间来自己练习高难度动作，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学员训练上，不仅要每周带新人进行练习，还要在北京城里寻找合适的训练场地，“北京的城市环境其实不适合训练，适合训练的场所不多，每个场地之间间隔又很大”。所以刘骁骅经过任何一个地方，首先想到的都是是否适合做训练场。“有一次坐300路经过安贞桥，看见安贞桥西北角的一个街区花园，觉得也许能合适，就在安贞里下车往回跑。”刘骁骅说，“每一个场地都是需要我先体验过的。”除了平时训练，刘骁骅还在编写跑酷教程。“因为成员越来越多，大家对跑酷的热情也越来越高。编写教程就是希望能让更多想要了解跑酷的新人更容易地了解跑酷。”刘骁骅这样说。

在“自由天空”跑酷团队里，刘骁骅有4个徒弟。刘骁骅说，这4个人都是比一般学员更快掌握跑酷并乐于为大家奉献的。北京体育大学武术散打专业大四的学生陈卓，就喊刘骁骅为“师傅”。陈卓说自己从来就不是一个安于现状的人，而他的经历听起来也和跑酷运动的创始人大卫·贝娄有几分相像。孩童时代就喜欢爬墙上树的陈卓最开始练的项目是足球，在什么位置都踢过后，大学期间转向了散打。大学的业余时间玩玩滑板，后来觉得大学也待腻了，大三时候就跑去内蒙古当了两年义务兵。去年10月，陈卓在电视上看到了《暴力街区》和跑酷的介绍，12月份退伍后便开始在网上查找资料，找到了“自由天空”。“因为之前有运动基础，我跑酷上手特别快，也就比较有成就感。”陈卓在说到跑酷带给自己的感觉时说道，“我之前就学体育，又当过兵，但只有跑酷满足了我对运动的所有心理需求。因为跑酷不仅要求挑战身体的极限，更要求训练者不断地克服心理障碍。在练习跑酷后，我觉得，没有什么是过不去的，没有什么能阻碍我。在生活中，我也希望会有这样的感觉。”

( “自由天空”团队成员每周都会聚到一起训练 )

当然，并不是“自由天空”中的所有成员都有良好的运动基础，用刘骁骅的话说就是，“团队300人中，胖的、瘦的、男的、女的都有”。“自由天空”唯一不接收的人群就是低于18岁的少年。今年19岁、在北京吉利大学影视动画专业学习的张德龙就是刚加入的新人。张德龙有一颗年轻人的好奇心，双节棍、滑板都能玩上几下。尽管他还并没有开始太多的身体训练，但对跑酷精神的领悟却不输于老队员。在张德龙看来，跑酷是一种内心表达，一种精神生活方式，他说：“跑酷和街舞、滑板一样，都是一种表达自我的方式，只不过我碰巧选择了它。”而对跑酷这种极限运动中随时可能出现的伤害，张德龙更是直接将它和生活联系在一起，“伤害本来就是任何一种运动中都不可或缺的部分，但是，我想，有准备并且选择去直面的伤害，也总比毫无知觉地受到的伤害要更有益于我们吧”。或许，就像跑酷创始人大卫·贝娄所说的，“生活中的障碍和伤害无所不在，克服它们，我们也就成就了自己”。 极限运动跑酷飘移头文字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