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真相的真相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米兰
( 凯特·莫斯身穿黑色紧身衣，头发凌乱，脸上没有任何化妆 )
弗雷德·阿斯泰尔和奥黛丽·赫本在1956年主演的电影《甜姐儿》（Funny Face）是一部温和讽刺那个浮华任性的时尚世界的老电影，影片中，赫本扮演一个在曼哈顿一家书店当职员的年轻女孩，天真、坏脾气而且很有学问，被弗雷德·阿斯泰尔出演的时装摄影师迪克·艾弗里发现，作为美丽、知性的代表推荐给美国女性时尚杂志《品质》，后来她成了出色的职业模特。
这部电影原是弗雷德·阿斯泰尔1927年主演的一出百老汇音乐舞台剧，到了1956年，电影中那个向来要别人唯命是从的《品质》女主编玛姬·柏丝考特就松散地以当时《Haper's Bazaar》的时装编辑戴安娜·维兰德（Diana Vreeland）为原型（维兰德后来成为美国版《Vogue》的主编）。在电影中，摄影师有次对赫本说：“我们从来不和玛姬·柏丝考特说话，我们只是聆听。”另一个场景是柏丝考特冲着她的编辑们在叫喊：“全美国的杰出女性都赤裸着站在那里，等待我告诉她们该如何穿着！”
其实，艾弗里是另一个现实生活中有迹可寻的角色，那就是当时33岁的时装摄影师理查德·阿维顿（Richard Avedon），舞王阿斯泰尔那时候的实际年龄比这位生活中的原型大了24岁。阿维顿自己还为《甜姐儿》担任了视觉顾问的职务，他后来回忆说：“我不得不教弗雷德·阿斯泰尔如何成为我，虽然在我的整个一生中，我都想成为他。”
在2月份的2008/2009米兰秋冬时装周上，因为正在米兰国际摄影中心Forma举行的一场展览“Richard Avedon，Photographs 1946?2004”，理查德·阿维顿这个名字重新成为媒体上的大字标题。展览展出了他50多年摄影生涯中的250多幅作品，从1946年在战后罗马拍下的第一张重要相片开始，到2004年他为《纽约客》拍摄的歌星比约克（Bjork）。那年10月1日，他突然患脑溢血去世时，也是正在得克萨斯州为《纽约客》拍摄一组和美国大选有关的专辑。
就像《甜姐儿》的人物原型是一种名声彰显一样，阿维顿的知名度最初来自时装摄影。1946年开始，他成为《Harper's Bazaar》的签约摄影师并为那本杂志工作了20年，随后和美国版《Vogue》杂志又合作了24年。他一直被称为重新界定时装摄影的人，在他之前，时装摄影一直被几乎毫无生命的冷感所控制，模特们只是有体温的完美人体模型。阿维顿打破了所有的规则，他用夸张的变形、模糊的图像和复杂的润饰手段来获得他想要的效果，他把模特带出影棚进入到现实生活的场景中，用鲜活的动作代替了千篇一律的冷漠摆姿。
( 作为“亚当夏娃”的赤裸的史泰龙和克劳迪亚·希弗 )
Forma摄影中心的展览是Versace赞助的，这家意大利时装公司也和阿维顿合作了18年。尤其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作为“亚当和夏娃”的赤裸的史泰龙和克劳迪亚·希弗，一身红裙、被倒置的辛迪·克劳馥，身穿黑色紧身衣、头发凌乱、脸上没有任何化妆的凯特·莫斯，这些Versace广告几乎是那个年代的代表性墙纸。
据多娜泰拉·范思哲说，当年阿维顿和詹尼·范思哲要好得像亲兄弟一样，但阿维顿无法忍受詹尼·范思哲出现在广告拍摄现场，这会让他神经紧张。所以，詹尼每次只能从后门偷偷地溜进去，躲在后面靠一面镜子来观看影棚里的进展，把他的建议悄悄地告诉被允许坐在里面的妹妹多娜泰拉，她再转告阿维顿的助手，每次都是这样一个异常复杂的过程。
( 一身红裙、被倒置的辛迪·克劳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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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德·阿维顿于1923年5月15日在纽约出生，他的父亲是来自俄罗斯的犹太移民，在美国创立了一家女装公司，后来成为著名的“第五大道的阿维顿”。阿维顿是个身材消瘦的小个子男人，一头蓬乱的头发从中间分开。他有点近视，一辈子都戴着一副有黑色边框的眼镜，检查照片时就将眼镜推到前额上，这几乎成了他的标志。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曼哈顿上东区那个办公室兼摄影棚兼家的地方度过的，在那里，他可以控制他的灯光、模特和摄影对象。
在开始摄影生涯时，阿维顿试着让他的妹妹路易丝当他的时装模特。路易丝比他小两岁，据说是位早熟的美人，很年轻就患了严重的精神病，42岁死在一家精神病院里。阿维顿好像一直无法对路易丝超凡的美貌和过早的死亡感到释怀，在一次采访中他曾说：“路易丝实在太美了，她的美毁灭了她的生活。所以，从玛丽娜·阿涅利到奥黛丽·赫本，我最初的模特们都和路易丝一样有着深棕色的眼睛、高挺的鼻梁和修长的头颈，她们都是我对妹妹的一种追忆。”
( 这张范思哲 1994 年的广告也是那个年代的著名墙纸 )
在《甜姐儿》中，有个情节是摄影师和年轻的女店员探讨“同情”与“移情”这两个概念的不同。女店员告诉他，同情仅仅是理解对方的感觉，而移情却是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达到与对方感同身受的效果。可能，阿维顿对他的模特就有着不同寻常的移情，因为他总是将她们视为一群“发育不良、担惊受怕、缺乏安全感的女人”。他也说过：“在某种意义上，我必须爱上我的模特们。但时装摄影可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你不能同时性交和拍照。”
到了1958年，阿维顿的摄影已经从单纯地追求视觉效果转向追求艺术风格，凭借他的人像摄影在那个艺术世界获得一席之地。他几乎拍摄过全世界所有的名人——安迪·沃霍、玛丽莲·梦露、索尔·贝娄、奥黛丽·赫本、W.H.奥登、艾克·艾森豪威尔、杰奎琳·肯尼迪、希拉里·克林顿……他最让人难忘的人像摄影之一是侧卧着的、全裸的德国影星娜塔莎·金斯基，她的身上盘桓着一条巨大的蟒蛇。
( 早先叫“Prince”、后来频繁改名的歌星 )
阿维顿的人像摄影绝大多数是黑白的，他总是喜欢从正面拍摄他的被摄对象，让他们背靠纯粹的白色背景，这成了他的标志性风格。照片上没有道具和装饰，没有其他的背景环境，没有任何让人分心的东西，除了人物的容貌、身体轮廓和脸部表情所表达的一切。他这样拍过头发浓密的诗人埃拉兹·庞德尖叫着冲向镜头的样子，或者作家毛姆肮脏而疲惫不堪的神态，神情不亚于警察追捕的逃犯。对于梦露这样习惯于小心翼翼地建立自己形象的女演员，他放弃采用她浪漫的姿态，而展现出她万般苦恼的模样。
阿维顿常常向人讲起的一个故事是关于查理·卓别林的。1952年的一天，他在家中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里的声音说：“我是查理·卓别林。”阿维顿回答说：“哦，那我是罗斯福总统。”说完就把电话挂了，5分钟之后电话重新响起，“我真的是查理·卓别林！”
( 《多维玛和大象》是阿维顿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模特身上是当时年轻的圣罗兰为迪奥公司设计的晚礼服 )
当时的卓别林是共产党嫌疑犯，在阿维顿位于纽约东五十八街的摄影室里，卓别林弯下腰，脸上带着狂笑的表情，竖起两根食指放在他的脑袋两侧，像是一对魔鬼的角。拍完这张照片的第二天，卓别林迫于麦卡锡议员的“共产党法案”压力离开美国，他留给美国的最后一句话是——“看我是怎样的魔鬼！”
另一个阿维顿津津乐道的故事是他如何拍摄到那张温莎公爵夫妇吃惊表情的肖像的，他经常靠人为制造出被摄对象某个精神紧张、焦虑或者富有戏剧感的时刻，来得到他所要寻找的状态。那天，阿维顿走进他们的公寓，架起相机，公爵夫妇两人也仔细地打扮着。“很抱歉我来晚了。”阿维顿低声嘟哝，“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乘坐的出租车碾死了一只狗。”公爵夫妇两位都是狗的钟爱者，他们都倒吸了一口冷气，“哎呀！”这时他的快门启动了。
( 理查德·阿维顿 )
那张残酷而诚实的温莎公爵夫妇肖像摄于1957年，公爵夫人身上没有任何她习惯性的首饰玩意儿，她的脸上是化得很浓的倒挂的黑色眉毛，瘦瘠的脖子垂下一圈圈深重的颈纹，而她的丈夫用他乏味的眼神凝视着镜头，看起来有点神色悲伤。这张“偶像破坏”的著名肖像当时激怒了保皇派，一位《Harper's Bazaar》的编辑说：“公爵夫人看起来像只癞蛤蟆。”
与那些欢乐而且充满魅惑力的时装摄影不同，阿维顿的人物肖像确实经常与天真的美国式乐观主义发生冲突，他一直在记录着美国文化和生活中不断增长的幻灭感。从一开始，他似乎就打算剥下名人们华丽的外衣，来展示隐藏在下面的通常缺乏安全感的普通人性。现在看来，那些人像作品有一种让人动容的怜悯情感，也许是对名人们孤独混乱的生活状态的一种很深的同情，这大概也是阿维顿摄影的力量所在。
( 卡罗琳·肯尼迪正在亲吻她的弟弟小约翰·肯尼迪（摄于 1961 年 2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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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那时，那些照片让人震惊和反感，批评家们指责阿维顿把名人们表现得如同反常的怪物。《时代》周刊的评论家曾写道：“阿维顿的镜头是一件极其灵敏的破坏工具，它那爱挖苦人的残忍程度，超过了任何讽刺漫画家的画笔。”
他仅仅在讲述关于一个人的真相，这是阿维顿本人的反驳。比如，他让桃丽丝·帕克看起来像个酒鬼，那是因为她就是一个酒鬼。他认为“脸是我们人生阅历的总账本”，他相信一幅肖像照片除非讲述了某个故事，或者至少试图表达某种事实，否则毫无意义。
但是，阿维顿也有过截然不同的表述，“名人们的面孔早就被人们熟识，他们的成就使他们的脸‘精致’得失去了真相”。所以他说，“肖像不需要相像，当一种情绪或者事实被转化成摄影时，它就不再是事实而成为了观点。在摄影中没有错误，所有的照片都是准确的，但没有一张是真相”。 弗雷德·阿斯泰尔甜姐儿范思哲真相没有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