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久和平”梦

( 在 20 世纪频仍发生的战祸中，攻击行为的对象愈发以敌国的经济、基础建设及平民百姓为主要目标 )

如何更好地保护平民

英国左派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写道：“我们堕落的速度越来越快，甚至已经陷入我们19世纪的祖宗斥为野蛮的境地。我们已经忘记，当年的老革命者恩格斯，听说爱尔兰共和人士竟在英国国会大厅安置炸弹，不禁大受惊吓。因为身为一名老战士，他认为战争应该是向战斗人员，而非对着非战斗人员。在20世纪频仍发生的战祸中，攻击行为的对象愈发以敌国的经济、基础建设及平民百姓为主要目标。自从“一战”以来，所有交战国家里，不幸丧生于战火下的平民人数远比军事伤亡惨重。”

认为特定人群在战争中应该受保护的思想由来已久。在公元4世纪，圣奥古斯丁就提出了正义战争的原则，要保护平民、保持战争手段和目标之间的相称以及保持克制。类似原则被1949年的《日内瓦公约》和过去15年间建立的国际法庭铭记在心，但保护平民的观念仍只是少数人的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希望交战双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从空中轰炸平民或没有武装防护的城市。但到了1940年5月，因为丹麦、荷兰、比利时甚至法国都没能阻挡住德国的推进，英国就背弃了交战双方之间的这种谅解而开始使用炸弹。一步一步地，丘吉尔打破了战争的惯例。最开始遭轰炸的只是军事目标，不过允许这种轰炸造成对平民的附带损伤。10月，丘吉尔批准新的轰炸司令官阿瑟·哈里斯开始摧毁整个城市——包括城中的男人、女人还有儿童。据说，一天晚上，“投弹手”哈里斯在从伦敦往海威考姆勃的路上因超速行驶被警察抓到，警察批评他说：“长官，您这样开车会死人的！”哈里斯回答说：“警官，每天晚上死在我手里的人成千上万。”

人道倡议中心的首席学者雨果·斯科姆在《杀戮平民：方法、疯狂和战争中的道德》一书中考察了手无寸铁的平民屡屡成为战争受害者的原因。对于什么样的人算平民，国际法只提供了一个否定性的描述：那些不是武装力量的一员、不持有武器、没参加战争的人。这一描述是不够完善的。据估算，世界上60%的武器掌握在平民手中（比如猎人）。另一方面，很多没有武器或不穿军装的人可能为战争做了很多努力，比如军工厂的工人、搬运工、食物供应者等。大批男子和妇女被征召入伍后，发现他们从事的是本来的职业——如机械师、无线电报务员、天气预报员、女招待或厨子。还有进行意识形态宣传的以及为战争出了钱的纳税人。斯科姆承认，说在战争中所有的平民都是同样无辜的是一个悖谬，但他辩称，要想限制战争中的杀戮，这就是一个必须的悖谬。

斯科姆指出，虽然大多数人都反复说他们更希望没有暴力存在，但是普通人会很容易地被卷入有组织的暴力活动。心理学研究，像斯坦利·米尔格兰姆1974年发表的关于从众行为的研究表明，在一定条件下，80%的人要么会共谋，要么会直接参加暴力活动，只有10%的人会直接拒绝，另外10%的人积极反对。将普通人变成杀人魔王的情形包括：强迫、服从权威、将敌人妖魔化、仇恨、报复和自卫。酒精、仪式、出战前涂在身上的油彩甚至墨镜都会使人变得倾向于使用暴力。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说：“有了德军1914年入侵比利时这一根本的暴行，偶尔的射击和抢劫，任意破坏财产，饥饿疲乏的人们掠夺旅馆、饭馆和酒店，以及强奸纵火等等当然会跟着而来。只有那头脑极其简单的人才会相信，军队在战场上能维持像在国内安定的社会里那样高水平的诚实、端庄和公正。”

斯科姆说，仅仅反复说伤害平民违反国际法和不道德并不能阻止潜在的作恶者，应该诉诸他们自身的利益、公正感，乃至怜悯之心和光荣等传统美德，告诉他们残暴是懦弱的表现。

在前线学到的教训

在刚刚闭幕的第58届柏林电影节上，美国导演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执导的《标准操作流程》（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作为电影节历史上第一部入围竞赛单元的纪录片，赢得了评审团银熊奖。莫里斯花费两年时间采访了虐囚照片牵涉到的美军士兵。他在接受《明镜》周刊采访时说：“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虐囚丑闻暴露了美国人的态度和观念。我是反讽方面的内行，在这件事中有很多反讽。其中之一是：我们通过这场战争羞辱伊拉克人，通常是让美国女兵去羞辱他们，而这些虐囚行为的照片羞辱了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又导致美国政府进而去羞辱这些拍照的士兵并把他们投入监狱。”

《卫报》说：“《标准操作流程》不是那种模糊、摇晃的纪录片。它用宽银幕放映，清晰得令人感到窘迫。影片再现了让囚犯感到害怕的咆哮的狗和持枪的美国士兵。丹尼·艾夫曼的配乐跟他为《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做的配乐没什么两样。当林迪·英格兰等人出现在银幕上接受采访时，我们看到的是他们巨大、高清的面部特写。”当有人跟他说制作这部纪录片为时已晚时，他说那些士兵还应该表现出更多的悔意，他希望数位布什政府的人受到起诉。

齐泽克在《伊拉克：借来的壶》中嘲讽了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一些借口。他们说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是假如伊拉克拥有随时能够释放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么由于害怕己方伤亡过大，它或许就不会发起地面攻势，而是坚定不移地实施空中轰炸。“为什么美国坚持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唯一合适的答案是BBC网站上一名网友的说法：‘我们知道他有武器，我们向他出售过一些。’”

从军的经历一定程度上让数位美国总统对战争非常警惕。历史学家迈克尔·贝希洛斯(Michael Beschloss)说，有半数美国总统在就职前参过军，他们在前线学到了一些有益的教训。服役的经历对乔治·华盛顿、罗斯福等6位总统尤其有影响。在独立战争之后，乔治·华盛顿知道英国仍是对美国的一大威胁，就任总统后他跟英国签署了被认为有损美国的利益但能保障美国安全的《杰伊条约》。艾森豪威尔在欧洲服役时，得知指挥官们会抬高预算，所以在五角大楼要求增加国防预算时，他予以拒绝并保证预算的平衡。肯尼迪在“二战”期间的从军经历使他学会注意细节，明白了一步走错就会全盘皆输，这种警惕性帮他渡过了古巴导弹危机。老布什做空军飞行员的经历使他意识到了战争的危险（他驾驶的战机曾经被击落，机上两名飞行员丧命），这可能促使了他支持“鲍威尔准则”(在其他非暴力性政策手段皆失败之后才可诉诸武力等)。共和党总统竞选人麦凯恩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美军海军四星上将，当《新闻周刊》问这对他意味着什么时，他回答说：“我们都为服役感到自豪，但我们这些参加过战争的人都认为战争是最糟糕的事情。”

康德在《永久和平论》中说，在决定是否开战的问题上，公民的同意是必须的。而且，如果真的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最自然的结果是，他们会在开始这种可怕的游戏之前进行长时间的思考。永久和平无疑是人类的目标所在，这一要求也是权利理论在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全部目标和目的。

马丁·科恩在《101个人生悖论》中说，哲学家们找到的另一条实现永久和平的方式是全球化。亚当·斯密提出，追逐利益的动机可以成为武士冲动的解毒剂，如果允许在全世界人类能开展商业活动的地方开展商业活动，那就会消灭战争，从而使得各国政府现在的这种未开化的状态得到一场革命。1848年，密尔写道：“正是商业活动使战争很快成为一种过时的东西，因为它加强和丰富了那些与战争截然相反的兴趣。国际贸易巨大的规模和极快的增长速度已经成为某种极好的保护人类的理念、机构和品性不断进步的永久屏障。不幸的是，虽然全球贸易在19世纪是增长了，可是全球战争也在同步增长。”

吊诡的是，“二战”期间美军功勋卓著的空军轰炸大队指挥官劳埃德·乔丹上校在《飞行轰炸途中的启示》一文中表达了这样一种看法：“一天，在我驾驶轰炸机飞越战火纷飞的欧洲上空时，我突然开始相信人类的不朽。我下面是阿尔卑斯山脉，迦太基军队的统帅汉尼拔在战争期间穿越它的景象在我的脑海里闪过，我注视着身旁的轰炸机设备以及下面战场的摧毁标志，突然意识到这只不过是人类所经历过的无数战争中的一次，尽管如此，人类依然生生不息。” 和平军事历史永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