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罗伯－格里耶和新小说

( 阿兰·罗伯－格里耶  )

法兰西学院院士有个别名叫“永生者”（Immortels），不知道是对他们长寿的美好祝愿，还是因为每个当选者都著作等身，留下作品或思想在世间长存。法兰西学院院士是终身制，人数固定，只有当某位院士逝世后才能补选新院士。2004年，阿兰·罗伯－格里耶接替艺术史专家莫里斯·让斯当选院士时，贯穿他一生的反叛精神在仪式上也有所体现——拒绝佩剑，拒绝穿绿袍子，拒绝发表演说。4年后他空出了他的位子，2月18日凌晨，这位法国“新小说派 ”的代表作家因心脏病在法国西部城市卡昂的医院去世，享年85岁。就在去年，他还发表了作品《多愁善感的小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小说作为一个流派已经式微，格里耶也封笔数年，直到2001年，他又重出江湖，发表了小说《反复》，宣告了他的第二次文学生命的开始。

新小说的旗手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名字与“新小说”紧密相连。新小说发轫于“二战”以后，当时法国小说界涌现一股创新浪潮，以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比托尔、克洛德·西蒙等为代表的一批新作家，公开宣告与19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决裂，探索新小说领域，创造新的小说表现手法和语言，法国文学评论界称他们为“新小说派”或“反传统小说派”。刚出现时不为人们所理解，到了60年代后期，新小说派被承认为战后法国文学的一个重要流派。1985年克洛德·西蒙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标志着在世界文学界获得承认。

新小说的一个特点是追求描绘出客观事物的“真实”面貌。在传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读者只能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去看外面的世界，其实看到的并不是客观事物的本来面貌。在一些文学和写作课上，学生通常会被教育 “写小说要贴到人物写”，这在过去和现在都是一种比较主流的创作思路。而1960年前后出现的法国新小说派，则大张旗鼓主张放弃以塑造人物为小说创作的主要任务，以免一切从人物出发，影响了对客观世界的真实描写。当时他们的主要思路是，在现代电影和电视的冲击下，如果不开拓新领域，小说的存在将成为问题。新小说派的作家认为，每个时代的小说都应有自己的表现方式，19世纪盛行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已不适于表现现代人的思想感情和他们的生活环境，那种浮于生活表面的现实刻画，不能反映生活“深层的真实”。罗伯－格里耶提出小说家的主要任务是运用“非人格化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言，客观地、冷静地、准确地描绘事物和世界”。在他看来，“世界既不是有意义的，也不是荒谬的，它存在着，如此而已”。

在结构上，新小说派主张打破传统小说格式的限制。不遵守时间和空间的秩序。在他们看来，人只生活在永恒之中的一个瞬间，现实、想象、记忆、梦境、幻觉、潜意识的活动常常交叉或重叠。由于新小说派作家认为一切事物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此作者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新小说的情节结构也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有头有尾，结局也不具有必然性。所谓永远不变的就是变化，放弃关注相对存在的规律，转入绝对的客观现实层面。但在作者的想象里存在的仍然是一个主观现实，只能通过一些技巧尽量接近客观现实，比如他们反对作家通过人物性格的塑造、情节结构的安排、心理分析、情景描绘等，诱使读者进入一个虚构的世界。新小说派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在于干预生活，因此反对传统现实主义小说中常见的现象：通过人物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政治立场、道德观点等。在这一派的小说中，人物往往既没有典型的性格也没有清晰的特征，有时连姓名都没有，罗伯－格里耶认为，不应由作家通过人物来赋予客观存在的事物以意义，作家的任务是写眼前看见的事物，至于人物，只是表现某种心理因素或心理状态的“临时道具”。

( 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 )

阿兰·罗伯－格里耶1953年发表的成名作《橡皮》看似一部侦探小说，其实是故意借用侦探故事以揶揄传统现实主义善于制造的“真实幻觉”。摒弃按时间顺序发展情节的线索，让场景重复出现，而细节随着时间有所变动，从而表现各种人物的心理，不是人物支配情景，而是从物看到人。为了避免使读者产生如临其境的幻觉，他在每一场戏后，都用“橡皮”把情节的线索擦去，故意破坏小说虚构的连贯性和直线发展，这样读者就不会受作者思想支配。《妒嫉》发表于1957年，篇幅不长，只有几万字，但被认为是罗伯－格里耶艺术上写得最精致的一部小说。首先是一个现实的表层，故事发生在非洲的一个种植园中。但渐渐地读者发现在传统小说中那种无所不能的上帝般的第三人称的视角，在这部小说中带有极大的限定性。再展开，你不禁会怀疑，描述者是超乎这个环境和故事之外的作者吗？你会发现一些细节，比如在场景描述只有妻子和客人两个人的时候，桌上仍摆着三副刀叉，同时，你又发现，描述者并不超然于这个故事。等再深入下去，你发现他正是那位丈夫。这时你才进入最实质性的层面：一个丈夫以极大的关注在进行观察，小说的图景都是他观察所得。

电影情怀

( 1976年9月，阿兰·罗伯－格里耶（中）与演员马尔莱纳·约贝（左）和雅克·杜贝参加美国杜维尔电影节 )

说阿兰·罗伯－格里耶是新小说的旗手，一定程度上和他在1963年发表的奠基之作《为了一种新的小说》有关，他奋起反击那些攻击新小说者，善于辩论的特长得到了充分发挥。1985年，诺贝尔奖颁给了克洛德·西蒙，尽管西蒙也是同样优秀的新小说作家，但罗伯－格里耶的影响力显然更大一些。整个事情令人稍稍吃惊——好像是西蒙代组长领了奖，而把组长晾在一边，而这个奖意味着对这个小组的肯定，不太可能再颁给第二个人了。一个说法是可能因为罗伯－格里耶一度献身电影事业，不仅“背叛”文学且很“色情”而惹来争议。不过，对罗伯－格里耶不一定要用诺贝尔文学奖肯定其价值。

阿兰·罗伯－格里耶1921年生于法国布勒斯特，在成为专业作家以前，是一位农艺师。1945年他从法国国立农艺学院毕业后，在国家统计院及殖民地热带水果研究所工作，曾到非洲各地从事水果研究。《橡皮》这本小说是他因病从非洲回国途中在船上写成的。1955年以后，他在巴黎午夜出版社担任文学顾问，并审读稿件，所以他除了本人写作，对新小说的推动也起过很多作用。有一个时期，罗伯－格里耶迷上电影创作，他认为电影艺术比小说更适于客观地记录事物和世界，描绘现代人复杂多变的内心活动，表现时间的跳跃、空间的变化以及现实、想象、幻觉、梦境的交错。罗伯－格里耶也曾自己执导过一些电影，但和这个姓名联系起来的最响亮的片名还是《去年在马里昂巴》。

( 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剧照 )

这部“新浪潮”电影史的代表作品，剧本是罗伯－格里耶本人创作的。在同名书《去年在马里昂巴》中，他直接由分镜头剧本写起，讲一男一女心心相印的故事，一个追求，另一个抵制，但最终结合在一起，好像早就如此。但它肯定不会是一个普通的情感故事，其过程进行得十分诡异，那个叫X的男人不停地对与丈夫一同前来的女人说：“还记得那段爱情吗，去年在马里昂巴？”事实上他们从没见过面，但他不停地提醒她，最后连女人也相信他们之间似乎发生过什么了。电影给人留下很奇异的印象，光天化日下，所有的人和树都没有影子。除了男女主角，其他人行踪诡秘，形同摆设。偌大的古堡，人影幢幢，却带来很冰冷的感觉，令人窒息。看到罗伯－格里耶的文字，你才发现这都基于他的设计。可以看到罗伯－格里耶在书中具体而微地写到镜头怎么运动、场景怎么布置、演员什么样的表情，似乎一部电影已然在他脑中上映。导演阿伦·雷乃也是新浪潮的领军人物之一，他觉得这和他的想象完全符合，于是两个天才人物的合作导致了这部威尼斯金狮奖作品的诞生。创作者试图表明，我们的脑子能通过视觉和听觉当场拍摄所见所闻，而想象和回忆，就是我们拍摄的过去的、遥远的、未来的或纯粹虚幻的镜头，从而组成一部完整的电影。很难说一部电影哪部分是现实的，哪部分是虚幻的，而生活亦是如此。

午夜出版社

( 热罗姆·兰东  )

新小说作家写作技巧和内容各有千秋，简而言之，比如阿兰·罗伯－格里耶比较强调对物描写的非主观性，而西蒙则以画家般的想象，把画面融入时间流动中，但都可以纳入这样一个范畴：都是以不同的方式对传统小说，特别是对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传统提出了挑战。其作家还有个共同特征，即他们的小说主要在法国午夜出版社出版。说起新小说，不能不提一下午夜出版社和出版商热罗姆·兰东。在书店里，午夜出版社的书很好认，通常是一个简洁至极的白色或蓝色封面，而出版社和兰东本人更是个传奇。曾经在法国文艺电影中看到，当一位自视甚高的青涩作家带着他的手稿四处碰壁后，相信他最后的希望会是在午夜出版社，这应该就是法国社会对午夜出版社的印象。1945年，20岁的兰东担任午夜出版社的社长，在他任职的55年中，以出版萨缪尔·贝克特和阿兰·罗伯－格里耶等人的“新小说”著名，同时也因为坚持家庭式管理和独具慧眼而在出版业产生巨大反响。据说兰东人很倔，坚持自己的许多原则，正是这些原则使午夜出版社一直高昂着头，一次又一次经历它的光荣与挫折。他习惯出版一些不容易被读者接受的书，1950年出版贝克特的《莫洛伊》时，他都快破产了，用罗伯－格里耶的话说，他是“想在申报破产前，把这本被所有法国和英国出版商拒绝的书出了”。身为罗伯－格里耶的首要出版商，他们之间还维持着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2001年，兰东的去世在巴黎成为一个文化事件，人们谈到一个时代的将要结束，这次罗伯－格里耶去世，又提出来，看来是真结束了。

有些书大家爱读，有些书大家爱谈论，上面提到的种种特点使得新小说无疑会成为后一种。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罗伯－格里耶也是我国文学青年爱谈论、有时拿来标榜自己文学品位的作家，但私下里很多人都觉得晦涩。比如罗伯－格里耶会下笔千言描述一个房间的状况，床边摆着什么，墙上挂着什么……很难看着不烦。从理论上讲，新小说那种反传统的思路并不难理解，只是与我们长久以来的阅读习惯格格不入。这一派的作家娜塔丽·萨洛特说，读者必须改变阅读传统小说所养成的被动的习惯，积极参与到小说的创作过程中，与作者一起探索那“深层的真实”也就是潜意识底下的心理活动。她要求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从小说所提供的不断变化的形象中，抓住事物的真实面目，观察人物内心的奥秘。在译者余中先对罗伯－格里耶的一次早期访问中，他对读者的寄语是：“我愿读者们阅读时要有完全自由的思想，彻底忘却固有的观念。”某种程度上，罗伯－格里耶是墙内开花墙外香。《世界报》总结罗伯－格里耶在法国和国外的命运时说：“罗伯－格里耶在国外比在法国更为人喜爱，在法国，他受到尊敬，也受人嫉妒，但是不被爱戴，因为他的智慧是咄咄逼人的、好斗的。”在媒体上，罗伯－格里耶也常常表现得尖酸刻薄，讽刺别人的时候毫不留情，这些都不容易让他成为一个受人喜爱的人。

阿兰·罗伯－格里耶的出版物除了尚未来得及出版的最新之作，几乎都在中国出齐了，这对他这样一个为小众所接受的外国作家来说是很少见的。在拥抱新事物、充满探索热情的80年代的中国，罗伯－格里耶就受到了热情欢迎，成为小说新技法和新道路的领路人。上海译文出版社早在1979年就出版过他的《窥视者》。出得最多的则是湖南美术出版社，从小说到电影故事到论文，这套“实验艺术丛书”由陈侗主持策划，封面模仿法国午夜出版社的版本，做成“白皮书”的样子。据陈侗讲，罗伯－格里耶以及一系列新小说在中国的出版，和兰东健在时对这个项目的热情支持不无关系。2001年10月，罗伯－格里耶的《反复》在法国出版，几乎同时，湖南美术出版社出版了余中先翻译的译本。而他的其他几本有代表性的小说的版权在译林出版社，去年出版的那套经过重新包装设计的小说包括了《橡皮》、《窥视者》、《嫉妒》和《去年在马里昂巴》。

夫人的日记

就在上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刚推出了他的夫人卡特琳娜·罗伯－格里耶的《新娘日记》，记述1957至1962年他们的生活。那是阿兰·罗伯－格里耶生命中一个重要的时期，他从一个不名一文、前途未卜的作家逐渐成为新小说的旗手。参与翻译的余中先认为，这部卡特琳娜在故纸堆中“发现”的日记，“一半真实，一半矫情；一半是真心流露，一半为尊者讳”。卡特琳娜记录了新小说派成员之间的关系，这个小集团中人们之间的利害冲突，他们的争执和权力斗争，以及午夜出版社的堡垒作用。罗伯－格里耶跟午夜出版社老板热罗姆·兰东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甚至可以跟后者共同分享自己的妻子卡特琳娜。旗下的作家表面上团结在午夜出版社周围，但他们之间也钩心斗角。热罗姆·兰东的执著勇气、毅力和命令主义，娜塔丽·萨洛特的小心眼、自我折磨和絮絮叨叨，米歇尔·布托的“嫉妒”和不依不饶，克洛德·西蒙的与世无争，玛格丽特·杜拉斯则太知识分子气。她还写到丈夫的“非常隐私”，似乎是阳痿导致夫妇俩特殊的“婚姻契约”，以及这对夫妇再加上热罗姆·兰东的三角畸恋关系，还有卡特琳娜自己的种种外遇、种种一夜情和同性恋。而对罗伯－格里耶作品有研究兴趣的人，可能因此明白他的小说和电影中何以会有那么多的独具特色的“色情”场景。

这位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作家也被反对他的人认为是有着“资产阶级右翼作家”的典型特征——骄傲，自恋，脱离现实，趣味腐朽。卡特琳娜在日记中用自己的话替丈夫写下了思想自传：“我，我选择了艺术，我兴许是一个反动派，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不会把艺术放在为革命而斗争之上的。而且我也不是一个行动者，我从身体上和精神上过于懒惰。假如我是一个行动者的话，我在20岁时就会参加法国志愿军团了，然而，我什么都没有干。不过，我那时候还是很赞成纳粹党的，我相信这个党派，它对我来说代表了秩序、社会主义。法国志愿军团上了苏联前线，反对俄国人，而不做警察工作；既然连我的家庭都在推动着我参加，为什么我当时不参加它呢？解放时，当人们得知了集中营的存在，我很高兴我自己没有参加那些事。这一失望兴许对我此后的政治怀疑主义影响很大。法西斯主义曾刺激我，我相信过它，然后，我发现，它只会通向集中营。列宁的思想兴许值得赞扬，但是它只是通向了另一种独裁，列宁的思想被歪曲了。”

罗伯－格里耶曾经3次访华，最早一次是1984年，那时还在北京大学的法语文学专业读研究生的余中先陪同他参观故宫，他印象最深的是罗伯－格里耶的一双“毒眼”。在故宫他们看到两个人坐在台阶上聊天，年长的戴个草帽怎么看都像是常年风吹日晒的老农，而罗伯－格里耶就说他是搞艺术的，而且和同来的人是师徒关系，余中先过去一问还真是，一个是美术学院的老师，一个是学生。也许是他常年坚持从不断变化的形象中抓住事物的真实面目？余中先对他夫人的印象则是非常干练，负责安排他所有的活动和会见。他最近一次访华是在2005年秋来参加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小说阿兰罗伯格里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