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墨小记

（文 / 黄裳）

( 各种样式的徽墨条  )

<p "="">春节到了又过去了。偶然想起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的旧习惯——元旦书红。就是说在一年开始的时候，要先用朱墨和笔写下一点什么，据说这是会给人们带来好运气的，这种想法很有点可笑，但也有趣。前些年我就玩过这种花样，元旦清早，取出一锭朱墨来，洗净了砚台，磨了起来，随后用朱笔在几本书上，随便写下点什么，也许可以算做题跋吧。至于这一年是否真的“万事亨通”了呢？却从来没有想过，忘记了。

这里又有一个有趣的故事传说，清代著名的文士翁方纲每逢元旦，总要（不知道是否用的是朱笔）在一颗芝麻上工整地写下“一片冰心在玉壶”七个字。《翁氏家事略记》卷末英和跋说：“先生最工蝇头细书。尝用文待诏故事，四旬后元旦用瓜仁一粒，书坡公《金殿当头紫阁重》绝句一首。六旬后又以胡麻十粒粘于红纸帖，每粒作‘天下太平’四字。至戊寅元旦，书至第七粒，目倦不能成书。先生叹曰‘吾其衰矣’，果以是年正月二十七日归道山。”

这是有关“元旦书红”有趣的文献记录，看起来似乎有点可笑，颇有“玩物丧志”的意味了。不过细想起来，一个人除了吃饭、睡觉、工作之外，总得还有点好玩的事做做才会觉得生活有滋味。而人类的文化生活就是大半因此而积累形成的。旧时代的文人，没有跳舞场可进、流行歌曲可听，他们也只能就近玩玩身边事物。“小摆设”就是他们的“玩具”。至于“文房四宝”，理所当然地就更受到重视。笔墨纸砚都是可以“玩”的，在它们的实用功能以外。

我曾玩过一个短时期的墨。那是在60年代初，旧书在市面上已经很少见了，看不到也无从去买。上海当时还有个古玩市场的门市部，墙上挂着一些名人字画，案上堆着一叠叠的册页、扇面、碑帖，柜橱里放着各色旧瓷器。这些都是古董，好的买不起，平常的、假的又不想要，也不过是看看而已。进门处放着一个小柜台，里面放着不少墨，时代不古，大约只是嘉道以后的东西，价钱也不贵，每锭不过数元。有时候就买两块来玩玩，就这样，开始收起墨来了。这当然是不足道的，比起藏墨家来，只不过是幼稚园的程度而已。

藏墨和藏书一样，必须看许多著录，这是入门的钥匙，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正像翻菜谱食单，能知道许多名目，但大半是不能见到的。我最先读到的是宋牧仲的《雪堂墨品》，后来又见到黄荛圃刻的万年少的《墨表》。自然还有徐子晋的《前尘梦影录》，其中也有许多古墨的纪事。这些都是极好的著录，不过万宋生于明末清初所记的许多墨品，都已无实物可见了，更不用说是在市场里。而且虽有记录，有的还颇为详尽（如《墨表》），但总不易揣想那真相。这就不能不想到叶恭绰等编著的《四家藏墨图录》，这是用珂罗版影印的，在拓片之外，还附有考证说明，从中可以看见明墨的真面目，是很好的一本图说，但对我的用处还是不大，就连他们所藏时代最晚的墨我也没有见过。所以也只是闲时看看而已。

( 《程氏墨苑》书影 )

后来因通讯认识了“四家”之一的张伯先生，他是在明墨之外还广收清代制品的，尤其重视墨史的研究。我向他借来了近代藏家如寿石工等数种藏墨目录，抄成副本。张先生还将他自著的墨录几大册见假，抄未及半，“文革”开始，来信索还，从此就更无消息。张先生已在“文革”中下世，他的藏墨大约已经保存在故宫博物院里了。

墨有什么可“玩”的呢？这个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回答得出。明墨自程君房、方于鲁以降，都有极精的作品，现在是百不存一了。但从程、方两家的墨谱中还可以看出那巨丽的规模来。直到清初，这种遗风依旧保持着，而且更有发扬光大之势。那代表是集锦套墨，真是别出心裁，花样繁复。墨产于徽州，而晚明徽州的木刻名手是多的。他们刻下了大量的精美版画，用其余力雕制墨模，更是得心应手。明墨多有在图案上加上金碧彩色的，这在《程氏墨苑》的五彩套印本上可以看出，真不愧为极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如“四家”之一的张子高所藏的“文彩双鸳鸯”大圆墨，就是明墨中这种富丽绝伦的标准制品。它们已经只有观赏而无实用价值，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清玩”了。

( 翁方纲  )

不过我觉得有趣的还是名人的自制墨。名人又包括了达官显宦和著名文士。钱牧斋、龚芝麓就都有这种名人制赠的墨。曹寅也有“兰台精英”墨，都是有名的精品。《前尘梦影录》的作者徐康是道咸中人，他说金冬心墨赝者极多，平生仅见真者大半段。我就没有见过他所制的“五百斤油”的真品，假的却不少，但只是光彩暗淡的墨色泥块而已。又如“轻胶十万杵”墨，面题“随园居士袁枚制于小仓山房”，我有汪节庵和胡爱棠两家所制同式二种，这是墨模易手了的缘故，当然不是袁氏原作了。这与旧书版片落入他人之手，增改序跋重印行世的情况一样，是藏墨者不能不注意的。

我曾买得“陆舫清赏”墨一匣二笏，一填金，一填蓝，题“雍正三年诚庵监制”。制作极精。据说清墨只顺治、雍正两朝有年款者绝少。因为顺治在清朝定鼎之初，制墨者大都是文人逸士，他们大抵都是遗民，不愿奉新朝正朔，再加兵燹之余，徽州墨业难免要受到影响，所以顺治年款的墨极少。雍正则只有13年，是短促的朝代，也是少有年款墨的原因。这两笏是“新安曹素功易水法墨”，可能是曹氏第三代的出品。后以一笏分赠藏墨家周绍良先生，承他在《清代名墨谈丛》里加以著录。此墨制者不知何人，“陆舫”是丁野鹤的斋名，但时代又不相及。生于清初的丁耀亢不可能在雍正中还在制墨。

( 《天工开物》——制墨、烧取松烟 )

赵之谦的墨我有好几笏。其一长方形，面题“人磨墨”三字，下双行题“芝岩氏选烟”，背题“不可同，非立异。凡百君子，顾名思义”，“光绪八年正月翁书”，是胡子卿所制。又一笏题“二金蝶堂书墨”，胡开文制。又一笏面题“赵氏墨专之一”，背题“时令方和”四字，亦胡开文制，曾试磨，墨色极佳，磨处光可鉴人。又一笏颇常见，作碑式。面“同治九年正月初吉”，背“绩溪胡甘伯会稽赵叔校经之墨”，边款“和鹿角胶捣十万杵法制”、“鉴莹斋珍藏”。看样子也是胡开文的制品。正书两行看来似是赵氏手笔，但周绍良先生以为是胡甘伯书。

另一笏有趣的墨是谭复堂（献）所制，面“复堂填词墨”，背“斜阳烟柳”。楼阁耸起水上，一人凭阑遥望。天上布满了浮云，落日只存其半，填金。下方是岸边的垂柳，布局、着墨都极有意思，特别是那填金的半角斜阳，更有画龙点睛之妙。在所见的名家墨中，可以算是上乘之作了。

( 徽墨坊的手工艺人正在制墨 )

三两年中陆续收得的旧墨，最早的是程公瑜的“尊胜幢”，汪时茂的“龙泉太阿”。乾嘉中制品所收也有一些，如汪心农、尺木堂、汪近圣、汪节庵等，都有上好的佳品。套墨有汪近圣的提梁墨，一只精致的楠木匣中，有四层抽屉，每层藏墨四笏。有“槐荫堂”圆墨，题“乾隆辛卯”，漆皮。“和州太守墨宝”圭璧光墨等。又乾隆元年曹素功艺粟斋墨一漆匣，面描金绘云影飞龙，中藏各种形式的墨十六挺，中有两种漆皮，真是富丽极了。看样子是进呈的贡品。但相比之下，还是那些文人自怡之品来得有趣。和买书一样，也总是物以人重的吧。

我的买墨前后不过三四年功夫，见闻不广，所得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说的东西。“文革”初起，抄家之风盛行。有一天深夜，不知道从哪里来了一群造反派，破门而入，翻箱倒柜，忽然发现了这一堆旧墨。带队的一位老工人（大约是工宣队员）说道：“墨有一两块用用就是了，弄这么一大堆做什么！”我真的是无词以对。看来这一发问直到今天我也还是回答不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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