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生失败者”的命运形成

国内还是有几位把写小说当做艺术来做的人，比如最近新出版了小说的韩东和鲁羊，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都生活在南京。在南京生活的作家相对集中。生活在南京的文艺批评家李小山说:“如果说南京的艺术和文学有什么典型性，这种典型性就是这个城市的典型性:文雅、精致、讲究趣味，缺乏激情和冒险精神，含有一点没落的情调。”这似乎和我作为一个外来者观察到的这座城市的气质也很匹配——夏天蓊郁的梧桐让她显得很有诗意，但挡不住大太阳把人都晒蔫儿了;冬天的天空通常是阴郁和沉闷的，生活是缓慢的，呆板的，充满温情。但那句话是李小山在几年前说的，在本周接受采访时候，他有了新的想法。李小山是一位对南京作家有长期深入了解的文艺批评家。这两年的南京让他看到，“市场经济、体制对个人的影响力最终导致了南京文化生态产生变化。生活节奏相对以前加快了，原先理想化的想法慢慢剥落，城市之间只有个性没有共性。写作在生活当中的作用正在大大降低，对个人来说，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带来自赎的满足感，而是信仰对象化，也就是说，写作就是写作本身，你必须有这个信仰。南京的作者普遍对写作的定位比较高，南京的作家不写畅销书，也就意味着被边缘化。高端写作在这个时代被边缘化得很厉害”。虽然说“高端不意味着不畅销”，但如果离开些距离看那座城市，发现至少她的典型性中，就有些东西阻碍着两者统一。李小山并不否认城市的典型性仍然在南京的作家身上发生作用，“每一个记忆都有文化积累的惯性，这种文化必然在写作者身上延续”。如果不能统一，选择高端也是好的。

韩东的后脑勺上长着一块“反骨”，让人很容易制造一种因果关系，因为他为人也的确恰好有反权威的倾向。他对哲学思辨的爱好，与其说是体制内接受教育的结果，不如说是出于天性。韩东一直对“将作家作为自己唯一的职业”这一选择很坚定。当他周围有相同文学趣味的人迫于时代的焦虑，生存形式上做了一些策略调整，不太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时候，他则将自我选择带来的贫寒、动荡和挫折一一承受下来。李小山的一篇文章里说:“作协曾经向他招手，但他原则性地放弃了这种庇护。”而韩东并不觉得这意味着什么，他仅将此看做一种个人选择。这么做的结果是，他可以集中精力写作，拥有相对自由的心灵，但要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

但生存压力也不会让他把出版速度加快，尽管他每天都在写。2000年后开始写长篇小说，有了一定的读者，压力减缓。在几次采访中，他愿意让我感觉到的他的压力，永远是写作本身面临的追求真理的压力。生活中，韩东成了被朋友们保护的对象。饭桌上，他经常是中心人物，但并非通过哗众取宠或高屋建瓴的言论。韩东的朋友吴宇清说:“他一直把文学看做是人生的一个实践，并不把文学过度神圣化。他看向人的内心，而且目光深远，逻辑缜密，熟人纷纷将他视为‘智者’，也愿意聆听。”以前去南京，以为作家的聚会是家常便饭，但韩东说那是我的错觉，现在“一个月也赶不上一回了”。

韩东的《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是他于2006年创作的，今年上半年花了半年修改，即将于近日由世纪文景公司出版。《小城好汉》是韩东的第三部长篇，少年时随父母下放江苏农村的经历，第二次成了他的创作素材。与2003年出版的《扎根》不同，这次他主要描写县城中学生的生活，几个青涩少年在校园的经历，还有县城各色人等的遭遇和故事，校园亦是社会的缩写。少年们个性相异，遭遇不同，朱红军为人刚直不阿，有自己的一套“正义”标准，面对强手从不退缩，为人十分仗义，敢为朋友两肋插刀。他就是小说的主角，叙述者少年时敬仰的“小城好汉”。就跟1968年北京江湖上的“小混蛋”一样，这种性格使得他成年后，几乎是不可避免地沦落为社会意义下的“天生失败者”，在如今这个时代，只能在传说和小说中唱唱主角。丁小海家境不好，一直为生存而战。“我”则从小喜欢画画，比较懦弱和自我，梦想当一名艺术家。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朱红军被“严打”了，进入2000年，丁小海在短暂的发达之后又沦为穷人，而“我”则成为艺术家，最终名利双收。■

专访韩东:“英特迈往”是个好词儿，可我们都忘了

( 韩东与《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封面（暂定） )

三联生活周刊:书名为什么叫“英特迈往”，“小城好汉之”意味着这将会是一个系列吗？

韩东:开始叫“小城好汉”，后来觉得不过瘾，然后碰见了“英特迈往”，就再无怀疑了。出书时候叫“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是怕读者对“英特迈往”这个成语过于生疏。我觉得“英特迈往”是个好词儿，应该恢复使用，这4个字单看十分漂亮，组合在一起也铿锵有力，值得普及。很多朋友不知道它是成语，还以为是外语音译呢，他们猜测是不是英特网？有人联想起“英特纳雄耐尔”，这些误会都很有意思（英特迈往，成语，形容一个人英俊威武、超越以往——编注）。

三联生活周刊:当初是什么驱使你写这部小说？

韩东:因为这是一个好故事，三个县城少年，出身、性情皆不相同，穿越岁月或年代，而那些个岁月又是如此现实（就是我们的历史）和怪诞。我对现实感兴趣，对怪诞，也就是现实的戏剧性感兴趣，对人的命运或度过时间感兴趣，于是就写了这本书。

三联生活周刊:男主角张早这个人物，对当今社会有什么寓意吗？还是带着个人化的忏悔？

韩东:既无寓意，也不是个人忏悔，我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边哭边笑，边吃边干，当然还有思考。人度过时间，而时间也非质量不变的，它也在剧烈而奇异的变化中。犹如地球围绕太阳转动，地球也在自转。这种种的运动带来了传奇或故事，是值得加以品尝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这部小说里多了很多诙谐的笔法，你以前好像并不注重营造这样一种气氛？

韩东:我一直很幽默啊，别人说我冷峻，那实在是一种幽默。当然如果对方感觉不出来，我的幽默就失败了。也许，这一次的幽默比较热情一些，外在一些。从某种意义上说，幽默即是小说的灵魂。幽默近人，我们的生活需要幽默。有种小说叫做“严肃小说”我觉得很奇怪，如果生活里有人强调他是个严肃的人，那多滑稽呀。当然不是故意制造幽默，而是发现可能的幽默，是发现，不是制造。为搞笑而搞笑比较低级，会心一笑只可能出现在被理解力照亮的地方。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扎根》后记中说，你所理解的虚构不是“把假的写真，而是把真的写假。写飘起来，落实到假”。《小城好汉》有的段落就挺飘的，它和素材的关系还是秉承这一点吗？

韩东:我没有那么教条，“把真的写假”只是一种说法，用来说明我的小说方式。小说需要在“真”与“假”之间构成张力，一味地“虚构”并非是小说的究竟。“真”、“假”的调配、构成、组合是一门艺术，并且没有预定的配方。因人而异，也因想法而异，而且主要依赖的是直觉而非理论。如果这本小说具有“艺术之真”，就已经足够了。

三联生活周刊:小说似乎对描写男孩青春期的性骚动，死亡的意象很迷恋？还有一些很容易把人吸引但读着又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写这些？

韩东:绝没有渲染这些东西，青春期的骚动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题目，对死亡的感受也是如此。这本小说是综合性的，并没有强调这些孤立的因素。当然，你可以总结出这些，就像有些读者可能会总结有关的政治因素、下层生活的因素??整体上，我要说的还是人的命运、度过时间，细节则应该奇异和鲜活。我不想故意吸引读者，也不想让他们不舒服，当然，也不只是想着让他们舒服。

三联生活周刊:朱红军小时候的样子让人期待他长大后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但为什么偏那样设计他的死法？

韩东:朱红军必死无疑，你不觉得吗？不是我安排了他的死。在我们的时代，干出惊天动地大事来的会是朱红军这样的家伙吗？刑事犯罪引发的震动不会太大，除非加上变态，朱红军没有变态的潜质。在今天，惊天动地意味着成功，朱红军却是一个天生的失败者。如果我不写这本书，这样的人或人生如何会和“英雄”沾边呢？如何会成为主角？■ 文学小说韩东李小山作家天生失败者形成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