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特:我们处理当事国解决不了的难题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文 / 小贝）
( 卡特 )
2007年初，《名利场》杂志邀请诺曼·梅勒回答著名的“普鲁斯特问卷”，其中一个问题是“还在世的人中你最钦佩谁？”梅勒的回答是“卡特”。跟诺曼·梅勒一样钦佩卡特的还有《沉默的羔羊》的导演乔纳森·戴米。戴米把卡特巡回宣传他的第24本书《牢墙内的巴勒斯坦》的过程拍成了纪录片《来自草原的人》，今年10月底开始在美国上映。
戴米说他喜欢当总统时的卡特，也钦佩他离开白宫之后取得的成就。《纽约时报》说:“影片中的卡特在不停地讲话，不是在汽车或飞机上讲话，就是在电视台或电台讲话。戴米从来没有加入谈话，但他通过每一幅图像、摄像的角度和图片剪辑来交流。他选择的素材讲了他希望人们了解的卡特:这位前总统乘坐普通客机，拉着自己的行李箱（一次他甚至推开了要帮助他的宾馆门童），每天跟妻子一起读《圣经》。”
卡特担任美国总统时的重要成就之一是促成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协议。这项协议为这两个曾经敌对的国家带来了持久的和平，卡特因此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和平奖。那段经历也激励卡特在总统卸任后的年代里将大部分精力奉献于推动世界和平。
2005年观察巴勒斯坦选举回到美国后，卡特前往白宫向布什做私人报告，布什重申他支持中东路线图，并且说新国务卿赖斯当天就职，不懈地、积极地谋求以巴和平将是她最优先的工作之一。但此后由于美国忙于应付伊拉克、伊朗、朝鲜或其他战略问题，巴以和平进程成了在美国极少被公开谈论的问题。为了提醒人们关注巴勒斯坦人民经受的苦难，关注巴以和平，卡特撰写了《牢墙内的巴勒斯坦》一书。
卡特曾多次访问过以色列。在回忆他1973年第一次访问以色列的经历时说，在耶路撒冷的最后几个小时，他得以参观以色列议会。当日的会议由女总理梅厄主持，会议厅到处有不准吸烟的牌子，除梅厄之外，别人都遵守。陪同他参观的工作人员解释说，他们必须做一个选择，要么不挂禁止吸烟的牌子，人人都吸烟;要么挂出牌子，只让一个人吸烟。显然一个人吸烟的情况不致太糟糕。
卡特有一个嗜好是观鸟。他2005年去巴勒斯坦观察选举时，选举结束的第二天他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主要鸟禽专家尤西·莱谢姆和伊马迪·阿特拉什会合。“我们开车到议会大楼旁侧小公园，观看撒网罩住候鸟，绑扎脚带，放它们飞向圣地天空，绕行地中海。见到以巴鸟禽专家合作无间，令人欣慰。”
在卡特看来，鸟儿能够在中东地区自由飞翔，巴勒斯坦人却生活在“牢墙”之内。他在书中写道:“以色列对所占领土的穆斯林教徒和基督徒强加一套部分撤出、封闭包围和种族隔离的制度。对两个民族强行隔离的动机与当年南非的动机不同——这是为了取得土地，不是推行种族主义。以色列一直坚决地、非常有效地把定居者同巴勒斯坦人隔开，以致犹太人能够从耶路撒冷经由不准巴勒斯坦人使用的公路深入西岸，到政府大量补贴建造的住房，途中完全不会接触到阿拉伯人生活的任何方面。屏障的问题是中东将来和平的关键。”
卡特在“后记”中强调，“历史表明，只有美国人扮演诚信调停人的传统角色，巴以和平才有可能取得进展。因为中东各方之间的仇恨和互不信任根深蒂固，自尊心都非常强烈，谁也不会贸然提出邀请或做出让步，免得遭到对方拒绝，这就需要一个第三方做调停人。和谈必须从美国得到大力支持，在此过程中，美国人不能偏向任何一方，比如，美国应当经常表示对以色列安全的承诺，但是美国政府领导人不能盲目支持以色列政府的每一项行动或政策，应避免受到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支配性影响”。
卡特在争取连任总统的竞选中失利后，于1981年离开白宫，回到家乡佐治亚州，创立了卡特中心，致力于推动和平、监督选举以及抗击疾病。
卡特中心目前很大一部分工作是在非洲，重点治疗一些发达国家里很多人几乎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疾病。卡特中心在65个国家实施扶贫项目，举办培训班教非洲农民如何生产更多的粮食，“3年前，我们开始教村民如何建厕所。在埃塞俄比亚，人们对新型厕所的反应使我们感到惊奇，修建厕所的主要动力来自妇女，原因是男人可以在白天随时随地大小便，但对女性来说这却是一个禁忌，除非在晚上。现在，妇女解放运动终于风起云涌，短时间内，埃塞俄比亚的一个地区就建成了8.95万个厕所”。
西北大学出版社日前出版了卡特的两本书——《我们濒危的价值观:美国道德危机》和《牢墙内的巴勒斯坦》。在前一本书中，卡特说，出于对“9·11”恐怖袭击的反应以及由于激进的基督教组织的得势，美国严重背离了传统的价值观:美国声明不接受国际组织的约束，不承认许多存在已久的全球公约，如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控制、环境保护、国际公正体系、战俘人道主义待遇等方面的国际协议。
美国出现道德危机的另一个反映是，“美国人愿意慷慨地帮助别人，并相信自己的政府将联邦预算的15%用于对外援助。但是，在所有的工业化国家中，我们实际上是最吝啬的国家。我们对突如其来的灾害比如东南亚海啸非常慷慨，但大多数人没有认识到，解除旷日持久的痛苦同样重要。我们外援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国内卖不出去的剩余粮食，剩下的为数不多的援助经费，很少直接到达当地人的手里，大部分流入到美国驻贫困国家的咨询机构”。
83岁的卡特在赶回美国参加孙女的博士论文答辩前回答了跟他的著作的中译本有关的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卡特中心如何决定在哪些国家开展工作、实施什么样的项目？
卡特：在推动和平方面，我们需要得到冲突双方的邀请。对于监督选举，我们也都是应邀前往。对于抗击疾病，我们不一定需要得到邀请，我们会从第三方得到一些数据，做出判断，然后主动提出前往协助解决。
三联生活周刊：在推动和平和抗击疾病的过程中，你们遇到了哪些挑战？
卡特：通常我们处理的都是一些当事国所不能解决的难题，包括健康、农业、民主和平进程等问题，这些国家邀请我们协助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对他们来说是难题，对我们卡特中心也是挑战。我最新的书《白宫之外》详细地描述了我们致力解决的事件。对中国读者来说，最熟知的也许是朝核问题。
三联生活周刊：自从您的《我们濒危的价值观》一书出版后，美国的道德危机是否有所改观？
卡特：恐怕没有。我们将会有一位新总统，我希望我书中讲述的问题在新总统上台之后将得到改进。事实上，我书中提到的问题因为布什政府的缘故已有了变化。解决这种价值观危机不仅要看民主党和民主党的政策，也要看共和党和他们的作为。
三联生活周刊：您认为您关于巴勒斯坦的著作是否是推动美国召开阿纳波利斯会议的力量之一？
卡特：也许我不能这么评价我的书。因为我不知道白宫在这个问题上的动机，不知道他们是如何考虑的。但毫无疑问，我的书激发了各方去推动和平谈判，而之前美国和联合国7年以来都没有倡导过和平谈判。从这点说，我的书也许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三联生活周刊：您本人在阿纳波利斯会议之后是否有机会出面调停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
卡特：我们在巴勒斯坦设有办事处。我们一直关注那里的形势、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但也许我们卡特中心不适合直接参与调停，因为这是美国政府参与的事务，我们不会僭越。但是如果我们卡特中心有机会提供协助，我们会的。■ 解决不了难题当事国中东局势处理卡特我们以色列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