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熟的中国“飞特”

◎尚进　董璐   摄影◎蔡小川

“我想做些能留下痕迹的事情，就是做那些创造性的工作，能有自己的作品。”董雅童说。就在一小时前，她还说要在目前所在公司坚持做到一定的成就，让老爸老妈安心。这位1982年出生的北京女孩，从小到大都是让家长省心、同学羡慕的好学生，2005年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贸系毕业，很快找到了在中国交通银行的工作。第一年的实习期，她被分到望京的一家支行。因为离家远，父母还特意给她买了辆白色的凯越HRV，但在银行接柜的工作，被董雅童形容成:“无聊、耗费时间;楼上的信贷部老给我们添麻烦;环境不好，还有蟑螂;每个人工作都不快乐，没有凝聚力。每月才不到2000元的薪水，最主要的是心理上没有成就感。”结果不难预料，4个月后她便离开交行。如今她已经换到了第4份工作，这期间她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和好朋友一起去玉渊潭看樱花、开车去怀柔吃虹鳟鱼、在明媚阳光下喝下午茶。

“开个网上的小店我又不乐意，在西单找个店铺卖衣服很挣钱，可还得成天盯着。毕业那会儿连四大会计事务所我都没有投简历，因为听说非常辛苦。”董雅童抱怨道。她身边有一大批和她同样不想打工的人，都有意凑在一起做个创意工作室，但这也许只是一种宽慰自己的想法。对老一辈人来说，他们希望看到年轻人有创造力和责任感，会把这类挑剔看成是“好吃懒做，娇气，不靠谱”。

上海一位财经专业的硕士毕业生，倒是对董雅童的状态颇为理解:“我毕业以后，正常有三条出路:一是高校老师，二是公务员，三是进入金融企业。后两条路我没兴趣，前一条路走起来很困难，所以三条路都不行。我对自己的专业失去了兴趣，想换个方向发展。”他的兴趣是开发网站，“如果网站不成功，或者我的存款不能维持下去了，我就会去工作。在这之前，我想尝试自己做一些事情，看看能不能养活自己。总的说，我很相信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那篇演说，必须去做那些你爱做的事情。另一方面，在当今这个时代，如果不讲究物质条件，那么应该说‘活下去’还是不难的，犯不着为了一点点报酬而出卖自由。”

中国的城市中正在出现这样一群热衷打零工的青年，他们并不是慵懒颓废的无业游民，也不是鄙视体力劳动的轻浮分子，他们有自己的收入来源和娱乐方式，不需要那么稳定的工作，却需要一种自己认同的生活。在他们看来，内心的生活安逸要比金钱财物上的安稳更好。这无疑与整个中国社会人们对于财富的极端追求格格不入，却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年轻人的追求相一致。在中国社会经济还没有达到可以全民慵懒之前，一些年轻人就试图以自己的方式，让这种经济过度发达之后的社会现象在中国提前上演。

2002年，日本公司为了应对经济衰退，当终生雇佣制这项20世纪最后的铁饭碗终于不保的时候，一个被称为“Freeter”的词语曾成为全球的焦点。这个来自英文free和德文arbeiter的混合词语，融合了自由和工人的词义，同时也显示了一种新的工作和生活潮流在影响很多人。Freeter被译为飞特族，专指那些走出校门后，并没有固定工作，找一份工作干几个月就走，花光了积蓄再找新工作的年轻人。飞特们都拒绝接受长期固定职业，以实现自我追求而非生活稳定，甚至仍然在经济上对家庭有所依赖。这些人各具特色，但却都怀揣着一种追求自由生活的乌托邦式理想。

国际关系学院学生谢正龙说:“飞特族在西方早就有了。我以前的一个外教老师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在乎挣很多钱，在一个城市工作一段时间再去另一个，但一定会在乎一种新鲜的体验和生活方式。当然，他也不乏责任，现在他在联合国某组织在中国的一个分部工作。中国人一直生活在一种压抑中，这种压抑在当今很大一部分中，就是来自对‘人上人’的追求，来自于对未来不确定因素的畏惧，因此我们就不惜代价为明天不断累积资本。”

在南京扬子伊士曼化工有限公司工作的刘建红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飞特”的状态:“频繁地跳动工作，意味着每次从头做起。一次次从底层往上走，始终无法超越，久了自己也会疲倦、抱怨。做做短期的‘飞特’也许不错，比如找一个工作，赚够几个月的花费辞职，专心备考。考注册会计师，或者考英语，上了一个台阶之后再工作。”

或许不少人是沿着这条道路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飞特”只是他们的暂时状态。但飞特一族的存在，显示出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5年前我可能算是典型的‘宅男’，足不出户沉迷于游戏和网络。但是大学生活的磨砺和毕业后的迷茫，已经让我进入了一个难以形容的人生状态。”24岁的刘阳端坐在股市大盘图形前，如此评价自己。由于过分迷恋电视游戏，他20岁才考上大学，上了5年的高中。经历了三次高考，让刘阳变得与同龄人不同。他热衷电视游戏，无师自通地通过游戏对白学会日语，最后上了北京工业大学日语专业，毕业后直接选择了“退休”。

“我是在即将精神崩溃的时候才侥幸混入大学，然后在即将彻底滑入社会的时候跑回了家。”刘阳如此形容自己的选择，他2007年4月初正式进入股市，就用他爸10年前炒股留下的老账户里的闲散资金，再加上家里面的一点资助，打算靠这8万元，搏杀出自己的生存方式。折腾半年下来，也才拿到了50%的收益，与那些一块毕业的同学相比，刘阳却自认为生活状态挺好，也不缺钱花。

“至少我不用改变学生时代的作息时间，照样早上8点半以前起床，股市下午3点关门等于下午上了两节课。”与大多数新股民对股市暴富的憧憬一样，刘阳最初也有过想入非非的时候，但是他很快就明白，自己选择毕业做股民就是为了生活。“其实在依靠股市生存之前，我也考虑过毕业的出路问题，最早打算考研究生以后当老师，但是后来觉得自己就被教育制度耽误过了，不能再误人子弟。我也不是没参加过毕业面试，面试让把日文翻译成英文，一看参加考试面试的学生得够一个连，个个都拼了命一样，为何要把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用在竞争一个没多少薪水的工作岗位上呢？”

中国飞特族之于中国社会现状，绝对是早熟的一代，可2006年中国43%的资本再投资率，以及人民币与美元接近一比二的货币购买力平价，从实际经济现状上成为催生中国飞特族的营养剂。中国父母对于子女、房子的超前性投资，以及中国家庭特有的储蓄观念，都在默默支持着中国飞特族的崛起。正是20年来父母一代的长期积累，让中国飞特族们有了保持“飞特”状态的本钱。混在英国的范志伟是我们最初接触到的典型飞特族。“为什么要上班呢？”他说，“就算在物价指数最变态的英国，我不是照样活得很好。”2006年跑去英国读书的范志伟已经快26岁，除了去的机票和第一笔学费，他没有像大多数跑去英国读书的中国学生一样吃父母。就算10英镑一盒的555香烟，范志伟照样抽，而不像其他留学生那样买烟丝自己卷。作为英国留学潮中的一员，范志伟自己并没有多少学习的兴趣，更多是来自家庭对于未来的期望。不过范志伟自认为除了上学，他实际上还在兼职工作，只不过干的是一份金融市场的散户兼职。除了依靠国内股市的红火，范志伟还有自己的盘算:“不可能股市永远好，投资控制风险可以保证我的生活质量，人民币的升值是最没有风险的方向，这个大趋势足够我获利3年了。反正我也没什么物质上的企图。每天通过互联网就可以遥控我所有的工作，这远比那些SOHU族或者‘啃老族’更轻松。”

飞特族的确有自己生活下去的能力，有些人维持打短工的状态，工作一段休息一段，有些人依靠互联网找到自己的经济来源。刘阳似乎把生活看得很透彻:“人跟人都差不多，不必把别人看得那么愚蠢，把自己看得如何高大，我觉得生活就是量力而为。上学可以吃父母，现在毕业了就得养活自己，但是现实社会太恶心了，大学毕业找个正经工作，不少上来就要先签约3年，那人不就废了吗？找个工作也无非是给老板打杂的命儿，还不如在家自己把握生活。”“在中国社会做飞特族需要很多勇气，家庭的压力太可怕了。这个世界财务自由的人只占5%，大部分人都是不得不找个工作，给自己一种有安稳工作的麻痹性安全感”。■

治愈“飞特”

拒绝长大，拒绝成人社会，这是个重复已久的话题。18岁的佩卡·埃里克·奥维宁在芬兰校园制造枪杀案，他说:“我受够了，我不想成为这个狗屁社会的一部分。”与这种极端事例相对应，“飞特”似乎是一种阴柔的抗拒。

◎朱布冲   摄影◎蔡小川

2003年6月18日的日文版《新闻周刊》，封面人物选择了著名漫画家原哲夫作品《花之庆次》的主人公，战国时代的传奇游侠前田庆次。这似乎在宣告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日本乃至东亚的确立。“如果我能像庆次一样逍遥就好了。”这不仅是漫画中各路人物时常吐露的一句对白，似乎也是在东亚乃至全世界逐渐壮大的飞特族的共同心声。

实际上这种人群的出现，与美国在后嬉皮士文化中的X一代有些近似，同样是打零工，同样是追求自由化的生活。不同的是，美国的X一代存在着很大的人口因素，“二战”后婴儿潮的人口压力，让整个20世纪70年代并不缺少劳动者，大量的固定工作机会都被占据，后来的孩子们不得不走向了非固定工作的境地。而日本的飞特族则明显带有经济色彩，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高速经济热潮，让整个日本人将自己的生活预期抬高了很多，吃苦耐劳和集体主义传统被高收入冲昏了头脑。进入21世纪的年轻一代直接遭遇了经济衰退，以往那条考名牌大学，进超级大公司，步步高升的宽阔仕途一夜间成了独木桥。与其努力不如混着，这种经历社会衰退期的现实主义情绪，不再是少数极端自由主义者的特权。如果算上美国的“twixter”（青少年眷恋族），法国的“坦圭综合症患者”，德国的“赖巢族”，乃至中国带有贬义的“家里蹲”，那么全球至少有超过1亿的15至32岁青年，决绝地加入了“飞特”行列。正如《时代》在2005年1月的封面故事《迟迟不肯长大》中所预言的那样，这种与以往传统彻底断裂的生存方式最终将导致一场社会革命。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以及以3口之家为基础结构的人口方式，中国的飞特族在短短两年内大量出现。抛开各国地域特色和民族气质，飞特族崇尚生活自由的情绪是一致的，不同的则是各国的时代特点和经济特征。之所以飞特一族在以日本为首的东亚地区最先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东亚社会结构和经济变迁有隐秘的勾连。

董雅童 频繁更换工作，已经成为了董雅童生活的一部分，在她看来，试用期永远是一道不需要迈过去的门槛。与其“朝九晚五”，不如过无拘无束的生活。

日本的飞特族最初出现于90年代中期日本乃至亚洲遭遇集体经济危机之后。“日本的主导权已经从战后创立起工业日本的一代，转移到了构造文化日本的Y时代边缘青年手中。”美国斯坦福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所长中村伊知哉说，“经济泡沫带来的并非单纯的幻灭，而是多元选择的未来主义;萧条不但削弱了财阀与跨国公司对于经济文化生活的控制，也丰富了新一代日本人的人生选择”。以AV导演起家，拍摄Cult风格电影的三池崇史，以及出身兼职DJ的Bape品牌创始者Nigo，无疑是崇尚自由生活热潮的典型代表，对他们来说，利用消费生活中的经验从事创造性的事业，远远胜于死板地从大学直接进入不景气的政府机关或写字楼。而小到廉价零售机构如“7-11”、无印良品和Uniqlo的出现，大至日元汇率的不断增高等因素，也使生活必需品在整体消费中的比例不断降低，从而让青年一代能在不必大肆提升个人收入的同时能够掌握相对充裕的可支配个人开支。

基本生活成本的廉价也是“飞特”现象涌现的一个重要社会基础，不论日本还是美国，每月每人的食物开销只需要占据社会平均工资的1/12，活着相对变得很容易。同样在中国，食物开销早已经在城市居民看来微不足道，反而是交通支出和社交支出更昂贵。而在飞特族看来，交通和社交都可以被排除在日常生活之外，足不出户是飞特们最崇尚的时间表，网络聊天要比去集体泡酒吧更能沟通感情。中国的飞特们根本不在乎未来的养老金来自何方，也不在乎自己有无连贯的医疗保障，在他们看来这些与固定工作挂钩的福利，根本无法与可怕的税收相比。

如果说灵活与个人主义是全球飞特们在就业领域的主要特征，那么“下流”则是“飞特”人对待人生的整体态度。“三浦展”在那本增印了14次、售出了100万册的《下流社会》中以没有固定职业、年收入不足自己年龄10倍（20岁对应200万日元）、不考虑将来、生活不规整、不修边幅、喜欢独处、在家中面对电子游戏或网络一天以上也不会厌倦等12个标准，勾勒出“下流阶层”的轮廓。按照这个标准，“三浦展”在将日本社会多达500万人的自由职业者和至少60万人的“Neet”族（既不接受学校教育也不工作者）列入了所谓的“下流一代”中。实际上，塑造飞特族身份的另一社会意识根源，即在于东亚新一代在社会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对外向性社会发展的恐惧:就业后高等教育附加值的逐渐消退，即受过高等教育与否在薪酬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也使得Y时代青少年，特别在东亚，拒绝接受父辈传统的教育，坚守大公司的长期职位，以及建立家庭的固定生活模式。不仅是日本，整个东亚传统社会和父辈重视血缘纽带的特征，也为飞特族眷恋家庭，迟迟不肯作为独立个体迈入社会提供了温床。在中国台湾地区，16至31岁之间，自命为飞特族的人数也快速攀升至200万左右，其中将近60%选择了与父母同居。

对外向型竞争，与社会身份提升兴趣的淡漠，也使许多飞特族转而热衷于虚拟化生存，在这一点上，许多飞特族同时也是“御宅”爱好者。三浦生动地以“5P”，即个人电脑、PSP、手机、罐装饮料和方便零食，来总结飞特族基本的生活要素构成。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技术与个人主动性研究中心的谢丽·特科在《屏幕生存:互联网时代的身份认同》中争辩说，网络生存可以让青少年以相对轻松、免责的代价尝试各种不同的身份，并提供了一个与生活平行的空间。这些角色扮演的例行公事成为每一位玩家生活中的一部分，它轻松地混淆了自我和游戏、现实和仿真的界线:“现实不过是屏幕上众多弹出窗口中的一个，而且不是最好的一个。”对于e时代缺乏归属感，个人意识高涨的青少年来说，网络不仅放大了个体的孤独感，又利用创造的技术空间使这种孤独感本身成为共同语言。2003年威尼斯艺术双年展上，日本国家馆以“御宅族”作为主题，展示了被漫画、DVD、家用游戏机、电脑、人偶玩具、Cosplay时装拥挤得如同盒饭一样的“未来居住空间”，这似乎完全是飞特一族，而非传统中产阶级家庭的选择取向。

当然，无论是亚洲还是欧美的飞特族，并非永远安于做一个徘徊在社会主流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外的边缘人。亚洲飞特族从某种意义上也是美国硅谷新经济刺激下的产物，永远一身套头毛衣、牛仔裤加阿迪达斯慢跑鞋，23岁的美国哈佛大学学生大卫·祖克伯格在2004年创立Facebook时，也许根本没想到这个网络同学录式的东西将被誉为Web2.0时代重塑全球社会关系的数字地图，当今年10月底，微软耗资2.4亿美元收购其1.6%股份，将其市值定价为150亿美元后，祖克伯格也顺理成章地成为全球新的数字偶像，甚至2006年活力门创始人崛江贵文的陨落并没有让这种期望变得黯淡。“东亚飞特族对于网络、PC和艺术设计的特殊口味使得他们将未来的寄托放在了这些更新更灵活的新兴产业上。”美国《新闻周刊》记者黛博拉·霍奇逊在2006年一篇《飞特横行东亚》的报道中说，“除了传统的日本游戏动漫工作室和时装设计公司，甲骨文、暴雪、Google是他们青睐的新一代跨国企业。”

不过，媒体和社会研究者对于“飞特”的未来仍然是忧虑大于乐观，尽管美国人威廉·布里奇那本《新工作潮》中乐观十足地预言未来将是一半人每天工作12小时，一半人将没有固定职业的时代，企业将是不设固定岗位和员工编制的“自由人联合体”。但《经济学人》却在去年将飞特族称为“迷失的一代”，预言他们中的绝大多数缺乏能够保障持续就业的专业技能，没有储蓄意识，拒绝组织家庭与参与社会福利体系来保障晚年生活。“电子游戏、弹子房、卡啦OK、Cosplay与父母住在一起，只做兼职工作，都明白无误地表达着一个概念——拒绝长大。”《纽约客》专栏作家瑞贝卡·米德说，“缤纷颜色的背后是新一代对于家庭与社会责任的抵制，那里也许有难处的父母、背叛的朋友和无穷的压力。”为了治愈许多飞特族在工作与社会责任上的淡漠，村上龙甚至煞费苦心地写了一本《13岁的Hello Work》，试图为那些丧失了未来就业规划和动力的Y时代青少年提供一份职业选择清单和“择业体检”，而游戏软件制作室Digital Entertainment甚至以这本手册为蓝本，制作了同名NDS养成游戏:玩家将操纵来自未来世界的少女Mico，在虚拟都市中寻找并体验各种职业，并由人气女优北乃纪伊担任Mico的声优，试图唤起玩家对于就业的好奇与热情。■

施逢时:想保持拧巴的状态

◎陈小艺   摄影◎蔡小川

施逢时每天的生活从中午12点起床，打开电脑开始，延续到凌晨3点。工作内容用他自己的话说，“好听点叫互联网广告推广行业，说不好听就是互联网欺诈”。与传统媒体广告不同的是，互联网以流量或者推荐人数计算广告费用。

他的目标客户基本上都是国外的网站，当年淘宝网进行推广时候推荐一个注册用户返8块钱，而国外的基本上3美元起步。

互联网切实地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也降低了体力劳动的强度，尤其是对于那些以往更多时间被迫浪费在路途上的人。像施逢时这样的互联网投机分子，恰恰在互联网提高的生存效率上捡到了便宜。

这是互联网的“服务”行业，还有一类是卖东西为生的，人数也不少，比如在网上卖iPhone。由技术狂、产品论坛、黑客组织构建而成的民间“技术研发中心”几乎每天都有破解软件更新，并提供无偿下载，这使iPhone的使用突破原本的地域限制，进而形成产业链，iPhone贩子的生意极其火爆，同样情况也发生在各种游戏机上。但整体说，人数最多的还是互联网广告推销员。

在这行如果想月收入超过100美元，至少你要英语过关。去年施逢时8个月的时间都在昏天黑地打“魔兽”，错过了一个大活，有个中专生在40天内就刷出20万美元。这个行业，运气很重要，遇上一大活，很可能一夜暴富。在同行之间，他们也会组成小团队，共享资源，一起测试网站是否付费，是否有漏洞。

2003年毕业于北方交大信息通讯专业，施逢时的同学大多进了中国移动、中国联通、爱立信这样的单位。他却选择了上海的一家民营家族企业做电器配套销售，就是因为销售比技术在时间控制上更灵活。“刚毕业时候还有点冲劲，想干出点事情来，那时候很忙，累得人都神经衰弱。”一年后他回到北京，又陆续干过两份短期的销售工作，觉得上班真没意思，便辞职在家。在网上已经有些门路的他投资了200美元，结果被骗了。“那是最穷最惨的日子，跟朋友借了2000块钱又杀回去，从最累最苦的死活干起，一天十几个小时。”没几个月，月收入就超过了1000美元，现在他每天真正工作不超过两小时，但他比较懒散，也没有太强的物质欲，每个月刷够1万块钱就不想再动弹。

这份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时间完全自由控制，而不规律的生活对于一个懒散的人来说恰恰是快乐所在。施逢时坚定地认为，自己追求的是生活质量，重要的是每天都过得很爽。对于这样一个读着《在路上》、《麦田里的守望者》长大的孩子，上班是如此可怕。“就是那种感觉，一旦朝九晚五了，你就不可避免地平庸下去。”选择这份职业是偶然也是必然，作为一种对抗社会的方式，“想保持拧巴的状态，我不是‘愤青’，只是不想走安排好的道路”。

在他的概念里，理想的生活是现在已经结婚了，别的照旧。施逢时的女友是律师，月薪3万元。他说本质上他们是同一种人，都不想朝九晚五，她每个月20天都要加班，努力地工作，为了将来有一天可以不工作。在他的计划内，只要再做笔大的，女朋友以后就不用上班了。为了得到丈母娘认同，他准备重新穿上西装上班去，这套西服通常的用处是他老爸进京探望儿子时，被拉出来充门面，老人家一直以为儿子还在北大青鸟做销售。“我就想找个牌子硬一点，说出去体面一点的工作，哪怕一个月发我400块钱工资，先把婚结了。”■

非摄影青年的非正常生活

◎朱布冲   摄影◎蔡小川

刚刚过了自己20岁生日的车向原住在鼓楼附近一间月租900块钱的平房里，她说自己每天最大的乐趣和战斗就是清扫院子里的树叶，以及如何把炉子点着，并让房间的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然后就开始熬绿豆粥，看电影听音乐并时刻准备背起摄影包和三脚架冲出去，奔向下一个拍摄对象，下一份临时工作。两年前，和大多数对未来充满太多欲望、不安分的青少年一样，17岁的车向原从山东济南跑到了北京，然后有了一份、也是目前为止唯一一份相对固定的无趣工作——在某个礼品公司担任摄影师:“每天的任务就是拍各种乱七八糟的、所有你能想到称之为礼品的东西，从金银琉璃的工艺品，到钥匙链和福娃绒毛玩具。头一年不坐班的时候每个月拿1000块钱，坐班的时候涨到2000块钱，但是干私活的时间就没有了，摄影变成了一件毫无意思的体力活，通常是在发货之前一两个小时狂拍，还有负责灯光和东西的摆放。”对于她来说，辞职原因很简单，“一想到自己的青春就要耗费在如何让乡镇企业生产的背包站得直，看起来好看，就控制不住地崩溃掉”。

车向原说，拒绝被贴上标签并纳入某个社会流水线分支几乎是她的本能:“小时候总在家待着，是因为不小心得了心肌炎。在小学的6年里，也就五、六年级基本全勤，剩下时间就是在家歇着。然后期末去考个试，每天的日程就是早起去医院打针打到下午，回家睡觉，胡玩，吃晚饭，再睡觉。”在大多数既有幸生而健康、又不幸未得其所的孩子看来，这样的生活仍然显得很奢侈，因为病情，车向原很庆幸自己能够拥有一个自己完全支配操控的童年，“在家里整天百无聊赖，做纸手工，听格林、豪夫和王尔德的童话故事磁带，然后每周翻两三次课本”。最终，对这种自由的无节制沉溺让她索性在2001年上初一的时候宣布退学，因为她发现，“如果还要像小学时代做一个好学生，就要朝六晚九，披星戴月，写作业，一点也不值得”。

对于一个13岁的孩子来说，对付这种生活方式的彻底改变确实有点难，幸运的是她找到了摄影。“我爸有个老的美能达胶卷相机，一直不许我动，后来辍学在家，终于能够如愿以偿，就趁他上班的时候把相机拿出去乱拍。一开始完全是胡来，拍出来的东西要么一片黑，要么就是偏移、红眼、曝光过度，一个月150块零花钱，全都花费在胶卷上。从而留下后遗症，就是现在用数码相机，还是非常小心地构图、选景，总感觉一按快门几块钱就没了。”车向原回忆说，这种“地下摄影活动”一直持续了很久，直到2003年才被父亲发现，然而那时她已经无师自通地把照片拍得有模有样，所以结果是得到了一台尼康4500而非责难或暴打，“尽管有效像素仅仅只有400万，在当时也要卖到4000块钱，已经是一件很奢侈很奢侈的装备了”。

车向原说她从来不把“成为摄影师”当做一个目标，也并不指望通过相机镜头获得某种社会承认，尽管她最值钱的家当就是一台尼康FM3A。在论坛里，她无情地用摄影不能致富，只能“致负”这样的话语来打击向自己讨教的相机发烧友，她说自己的偶像是黛安·阿伯斯，因为她喜欢用不加修饰的镜头语言表现社会边缘人群，更因为阿伯斯说过一句很剽悍的话:“我一直羞于赚钱，而当我真的靠某张照片赚了钱，我就立即断定这未必是张好照片。”确实，车向原虽然在来北京后也给一些杂志拍过王小帅和步非烟，并因为拍摄“美女与私房菜”栏目而小有名气，但是她“始终对光鲜时髦的东西缺乏兴趣”。今年8月，她曾因朋友的不情之请，兼“迫于生计”，给某杂志拍了一组4个男模拿着MP3的广告照片，最终没有被采用，原因当然是“对这个完全没有感觉”。在车向原自己摄影博客贴出的作品里，人物题材非常少，更多是儿童、流浪猫、蛛网、废弃的工业车间和陈旧电子产品被夸张的细部。当被问到喜欢的侯麦、岩井俊二、詹姆斯·温和安哲洛普罗斯对她的摄影有什么影响时，她立刻回答:“一个真正对摄影有感觉的人，随时会发现周边世界里面一些最细微，然而惊心动魄的细节，从一只蚂蚁，到在街道上随风飘荡的塑料袋。”

为了早日摆脱让父母负担房租的尴尬境地，车向原整天在以一种自称“剽悍”的姿态生活，自己换锁，换灯泡，修下水道，在给黄群的独立电影《自首》昼夜颠倒地拍了一个多月剧照后杀回北京，为“十一”的摩登天空音乐节打杂。包括做喷绘，送快递，给小舞台的音响设备做布线，间或还会做出骑自行车、背着登山包去唐山旅行的惊人之举。她解释说，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试图找一份能够让自己完全投入其中的工作，然后把摄影当做纯粹的兴趣。这种精神上急躁不安的状态，则是“10年之后也将如此”。■ 早熟大学生飞特就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