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道”的格局变迁

( 什刹海两岸的古老民居、周边的王府和名人故居都富有浓浓的京味，吸引了许多观光休闲客 )

“行政中心”位置的争议

对长安街的规划，距今最近的政府行为是2002年。在《北京城市总体规划(1990年?2010年)》中，这条7公里长的“政治、文化中心性质的重要地段”，被定位为“北京的现代化横轴”。

北京市规划部门和北京市城市规划学会在2002年组织专家设计研究，针对长安街南侧未建的10个楼座，确定其建筑性质和艺术风格。参与规划的北京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赵知敬说，长安街及延长线是新中国成立50多年来典型的历史文化缩影，它几乎承载了北京市所有的功能，所以怎样让剩下的楼座与长安街风格统一，是长安街规划最核心的。赵中枢说，“西单图书大厦大家比较认可，就是因为建筑师非常明白，它紧邻着故宫，要做的是怎样服从故宫，怎样协调一致，而不是突出自己”。

2002年开始的长安街规划设想，将“2008年奥运会”与“2009年建国60周年”作为最迫切的时间点。再往前追溯，关于长安街的规划则早在1985年、1964年与建国之初。早期关于“长安街”的讨论，更多体现着“中国第一街”代表国家形象的功能。

建国之初，北京成为首都，百废俱兴，首要问题是北京要建成什么样？第一步往哪里迈？行政中心放在何处？而这个结构一旦形成，就要世代延续下去，很难有所改变。因而这个问题在建国后，开始研究城市总体规划时就被提出来，并引起激烈争论。

( 东方广场、新东安市场的进入是王府井商业街整体提升的一个开始 )

根据北京城市规划设计院原院长董光器的研究，当时存在两种意见:一种主张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区内，持这种意见的主要由当时市政府请来帮助研究规划与建设的苏联专家阿布拉莫夫和巴兰尼科夫等，还有华南圭、朱兆雪、赵冬日等中国专家。他们的理由:一是经济，二是美观。虽然旧城内人口过密，但会因经济之发展，无业与专业人口迁出就业而自然解决。

另一种意见主张把行政中心放在月坛至公主坟之间。持这种意见的主要是梁思成和陈占祥等，他们认为在旧城内建筑政府中心的困难与缺点主要来自两方面:一是旧城布局系统完整，难以插入庞大的工作中心区，二是用地不允许。行政中心在城区安排，势必要大量拆迁，初步估算要拆除13万间房，迁出18.2万人。这样做不仅增加投资，破坏了原有环境，而且工作人员只能住城外，远距离进城上班，增加交通复杂性。

( 红墙黄瓦，这不仅是故宫的象征，也是北京城的象征。皇城根下成为人们遛弯纳凉之处 )

最早建设长安街的设想是苏联专家团于1949年底提出来的，对长安街规划研究一直是和天安门广场规划连在一起进行的。梁思成、陈占祥当时并不认同将行政中心放在长安街，一则是因为旧城规模有限，“假定以东单广场的空址为出发点，由崇文门起，沿东西长安街，公安街，绕西皮市道府右街，沿街建筑高至五层的高楼，以容纳大数量政府人员办公。第一个实际估计应看在数量上他们能否解决问题，所得结论是，建筑物的总数所能解决的机关房屋只是政府机关总数的1/5，其他部分仍需另寻它址”。

另外，从行政机关过于集中的效果看，“以为无数政府行政大厦列成蛇形蜿蜒长线，或夹道而立，或环绕极大广场之周围，使各单位沿着同一干道长线排列，车辆不断在这一带流动，不断流量是不合理的增加，停车不便也会很严重。这就是基本产生欧洲街型的交通问题，这样模仿了欧洲建筑习惯的市容，背弃我们不改北京外貌的原则。在体形外貌上，交通系统上，完全将北京的中国民族形式的和谐加以破坏，是没有必要的。并且各办公楼本身就面向着嘈杂的交通干道，同车声尘土为伍，不得安宁，是非常妨碍工作和健康的”。

董光器介绍说，今天人们谈到北京城市规划出现一些问题，总归咎于当时没有采纳“梁陈方案”。但是建国初期的经济现实，使北京不可能脱离旧城，完全建立一个新城。梁陈提出在西郊建立行政机关的方案，也随着三里河一带“四部一会”的建立，部分得到实现。由于建国后中央机关急需用房，在长安街南侧空地上建房，花费最少，工作联系又最为方便，因而部分采纳了苏联专家的建议，陆续在东长安街南侧建筑了公安、煤炭、纺织和外贸各部，北京饭店也进行了扩建，而建筑层数则考虑了“梁陈建议”定位三层。鉴于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规划方案正在研究中，市政府对苏联专家建议持慎重态度，在天安门广场和崇文门至东单建房的建议没被采纳，因而对后来长安街造成的影响有限。

董光器认为，现在看来“梁陈建议”有不少可贵之处，他们反对政府办公楼一字排开夹道而立，这些理念非常正确，但在当时条件下很难被广泛重视的。从20世纪50年代的规划方案看，建筑形式还是以沿街长蛇形布局为主。

长安街的马路宽度问题，曾是中国建国初期编制城市规划的一大争论。它打上明显的仿苏痕迹，却又有中国自身特色。据董光器的研究，建国初期的北京市委和市政府，参考了伦敦、东京、巴黎、纽约等一些大城市交通拥挤的状况，也考虑到战备的需要，主张把马路搞得宽一点。

到底多宽的马路，才能代表新中国的国家形象？建国初期，在东长安街南侧建办公楼时，长安街的规划红线尚未确定。当时从长安街北侧红墙至新建的公安部和纺织部办公楼的宽度为90米，当时认为是过窄了。因此，从1953年提出的第一稿上报中央的规划总图上就规定了东西长安街的宽度为100米，1956年定为100?110米，最后又加宽到100?120米。1953年提出东单至西单的大街宽为90米，有人批评这是“大马路主义”，但是当时一年两度的庆祝游行也希望长安街宽敞一点，也因为游行的需要，在街心堵一个双塔寺自然难以成立了。因此，尽管当时规划人员一直把双塔寺保留在街心，把它作为长安街的景观标志而迟迟未拆，但在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市政府经过反复研究，最后还是不得不忍痛决定拆除。

20世纪50年代最早的规划图体现了苏联专家团的建议，而且只计划在长安街南侧安排建筑，规划范围从东单至府右街。在1954年编制的天安门广场的15个方案中，实际也包含了长安街规划方案，规划范围延伸至东单、西单。大体上除中南海和紫禁城南侧不安排新建设外，其他地段都进行新建设，建筑布局除了沿街长条形建房外，在天安门广场及其西至府右街段采用类似中国传统院落式的布置。1956年在苏联专家组的指导下，编制了以天安门广场为中心，长安街和南北中轴线的规划方案。长安街延长至建国门和复兴门。1958年，中央决定扩建天安门广场，并建设十大建筑，在长安街上选定各项公共建筑的位置。

几种力量控制下的“中国第一街”

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的长安街规划，在国家统一安排下逐步细化。1964年长安街和天安门广场的规划编制是北京经过三年困难时期和三年调整时期后来提出的。随着国民经济进入一个新发展时期，首都建设有了新的转机。这时在长安街上新建的大楼大多选在北侧。在李富春的报告中建议，“沿街要多建一些办公楼和大型公共建筑。但是，其他城市不得仿效”。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后，北京市决定对长安街上原安排国庆工程时已通过拆迁腾出的两片空地（西单东北角和方巾巷东科技馆原址）首先建百货大楼和办公楼。

1964年4月10日至18日的规划会议，邀集了全国各地和在京专家数十人参加评审，在国际饭店进行讨论。当时专家意见，已不再将长安街局限于50年代的政治功能。陈植、赵深、梁思成等老一辈专家发言，探讨的是如何让长安街更加大众化。关于建设内容，多数专家认为除了办公楼外，可多摆一些商业、服务业，长安戏院、东单菜市场也要保留下来。陈植说:“这条街应该更好地组织人民生活，若是都搞办公楼，晚上黑洞洞，星期天冷清清。”这条街上“可以有大量办公楼和文化，商业，服务型设施”，“绿化地带还可放些茶室，说书场，画廊等”，“内容多样化了，形式也丰富了，街景必然活泼了，性质也就大众化了”。董光器回忆老西单的形成，形态非常多样化，有菜市场、商场、南北风味的各色饭馆，逛街看戏都能满足，“历史形成的社会结构自有它的道理，而今天的西单太过单一化了，成了外来游客的聚集地，本地人都不爱逛了”。

在建筑布局上，多数人提出长安街的布局要有连续性和完整性，其轮廓应简单、整齐，不要有急剧的高低变化，建筑轴线过多会冲淡天安门的主轴线。建筑风格讨论上，主要是民族化和现代化的问题。一般认为要在现代化基础上民族化，简洁而不繁琐，轻快而不笨重，大方而不庸俗，明朗而不沉闷。建筑标准的问题引起了争论，多数人认为北京是首都，这条街的标准应高一些，要盖就盖好一些。

1964年的规划方案除了决定在西单建百货大楼，方巾巷科技馆原址建综合办公楼外，其他地段主要安排办公楼，少量安排大型文化设施，在西单、东单和北京站个别地段安排商业和旅馆等服务设施和住宅，但没有明确具体项目。对于长安街早期的规划，北京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工王东说，“国家对长安街的规划有比较完整的想法，周总理看得很远，强调国家图书馆和国家大剧院的建设，只是那时候是‘有意识、没钱’”。

1985年以后长安街，提到“东单、西单、王府井”三个地段商业中心的建设。董光器说，原本规划的商业性更多是体现便民性，不然宽大的长安街两侧既买不到吃喝的，也难以休息，非常不方便。

自上世纪80年代长安街延长线上的国贸大厦动工始，北京长安街进入一个新的规划建设时期，商业性力量开始入侵。“长安街几十年的规划史事实上也是一部斗争史，不同的力量在这里汇合或妥协，决定了长安街最后的面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赵中枢提到，上世纪90年代东方广场在建设过程中就受到了强烈质疑与反对，占地面积庞大，占据两条重要街区，高度将近80米，远超过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度。

有专家说，此后出现的建筑大多以庞大体积与张扬视觉效果为主，绝大多数系玻璃幕墙设计，先后有东方广场、恒基大厦、工商银行大厦、西单文化广场、时代广场等，此外还包括东西两端延长线上几年间兴起的房地产商业项目，一轮标新立异的建筑设计竞赛序幕被全面拉开。

从20世纪90年代初房地产政策开发后，长安街的商业性被一再开发。街面上的写字楼租金和售价达到全市最高，据董光器的调查，一些国家机关办公楼和大型文化设施却因难以承受拆迁费用而纷纷躲出长安街。在1985年以后，在长安街上规划建设的国家机关办公楼共有中国海关、交通部、全国妇联、外经贸部、公安部、组织部、国家旅游局等，加上原来的商业部、纺织部、煤炭部、社科院等办公楼共有11处，其中:纺织部、煤炭部原规划在远期要拆除和迁移的，现在保留了下来。西长安街上原规划教育部和纺织部的位置也让位于商务写字楼，教育部在原办公楼北沿展宽后的辟才胡同新建。原规划西长安街新建的首都博物馆，后来选在复兴门外大街原一机部汽车局建设。

首都博物馆与国家大剧院项目的实施，让公众看到了长安街大型文化设施的逐步落实。新馆选址有两个地方可供选择:第一个方案是在北中轴线，第二方案就是现在长安街西延长线。两个馆址各有利弊，第一个方案文化气息相对浓一点，但由于当时拆迁费用过高，没能实现。第二方案则和世纪坛、军事博物馆，以及天安门、民族文化宫构成一个西延长线的文化带。首博业主办公室委员会主任魏三纲提到，当时这个馆址用地应该是机械部老汽车局的旧址，通常讲也就是“央产”。时任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做了非常大的努力，土地置换，为首都博物馆新馆建设做好了用地准备。新馆占地2.9万平方米，土地置换费4.5亿人民币。“每一亩地大约1000多万元，可谓寸土寸金。”土地和建设两项费用加起来12.3亿元，从而保证了首都博物馆新馆在硬件设施上达到了国际先进、国内一流。

新落成的首都博物馆，无论从外观还是内容都较之前的博物馆有了很多变化，中央美术学院教授费箐认为，首博的公共性虽然得到强调，却仍然缺乏足够的公共意识。“入口从复兴门外大街后退很远，一眼望不到头的台阶，看着累。站在博物馆外围，往四下里找，也无法找到像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那样从路边方便进出的残障人入口。相比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从便道上一扭身就进了门厅，如同逛商店，没有这种居高临下的架势。也许设计者认为，博物馆是文化殿堂，不能平易近人，非得绕到正脸中轴线位置，得高高在上。”

费箐建议，在可能的时候，文化设施也要扎堆儿，把文化公共性当做外交来做。“在纽约，中央公园东侧第五大道沿线绰号‘黄金海岸’，因为那里有‘博物馆英里’，犹太人博物馆、古根海姆博物馆、库柏休伊特博物馆、傅瑞克收藏馆、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等等，以前的苏荷和近年的切尔西以及中城57街一带，画廊云集。在华盛顿，从国会山到波托马克河畔林肯纪念堂，围着大草坪两翼，差不多全是文化设施，场馆办讲座，讲政治讲外交，免费。柏林，干脆形成了博物馆岛。这样用心的规划不胜枚举，长安街也很适合担当起文化大街的功能。”

“非”字形的商业大道

对长安街进行过一年多市场调研的“超视通”顾问总经理李沐天提到：“长安街从理论上讲是一个政治文化中心，但是长安街地块存在开发的趋势。从东往西，国贸商圈、王府井商圈、西单商圈，是目前已经成熟的、而且是呈上升态势的商业地产。”而长安街商业的核心部分已经从早年的王府井、西单、东单扩展到国贸、公主坟、复兴门，复兴门往北到阜成门等大范围，“沿线几公里的地段都是受到这条街的商业辐射”。

研究商业地产的戴德梁行高级助理董事张家鹏接触到非常多的开发商，“他们都想在长安街边有自己的物业，这是对自己公司一个形象上的大提升”。随着这些年商业力量进入，长安街由过去政治意义上的“国家大道”，更多变成了一条商业和形象的大道。在多方商业力量角逐下，早期都是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商业力量进入长安街，比如开发出来的国贸、东方新天地、百盛等。

张家鹏说，长安街地位的重要性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北京目前租金最高的商圈，全部集中在长安街沿线。从东边往西边数，分布着国贸商圈、王府井商圈、金融街、公主坟商圈等。国贸是北京近些年打造起来的成功商业区域。王府井则是百年老街注入新的活力，东方广场、新东安市场的进入是王府井商业街整体提升的一个开始。金融街的形成，最早因为它是便利的交通节点，二环的交汇处并且有复兴门地铁的便利。现在金融街也在开发购物中心，增加娱乐购物功能。城乡贸易中心、公主坟一带以前是城乡结合部，大量人口聚集使它形成了商业圈，如今这个商圈正在升级的过程中。“长安街像串糖球一样，把一个个活跃的商圈串了起来。”

即将亮相西单商圈的香港喜来广场最近对长安街的商业价值进行调研。南丰中国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麦耀祖告诉记者，对于选择西单商圈投资开发项目，其实也正是看重这一区域未来巨大的保值升值潜力。“在我们看来，北京有一个核心区域:以天安门为中心，以7.4里原始长安街为横向轴线，以传统中轴线为纵向轴线。东至东四南大街、东单北大街、崇文门内大街;西至西四南大街、西单北大街、宣武门内大街;南至宣武门东大街、前门西大街、前门东大街;北至西安门大街、文津街、景山前街、五四大街、东四西大街。”

从投资商的角度，这一区域拥有国家级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交通的核心价值，不同于CBD、金融街、中关村的单一产业链;也不同于亚奥商圈、朝阳公园的单一价值点;是代表着国家的综合价值板块，是国家的核心圈。如同美国纽约的曼哈顿、日本东京的新宿，都属国家核心圈的代言者。国家核心圈的发展是有条件的:优越的地理区位、发达而开放的城市经济、便捷的交通通信、完善的基础设施，其形成已经是多年的积累。喜来广场所处的位置就具备地铁1、2、4号线三轨交通的优势，附近银行、医院、学校、俱乐部、影院、剧院等等都格外齐全，购物更是异常便捷。

“在这样的国家核心区域，土地极度稀缺，但对办公、居住、购物等各个方面的需求却并不会随着稀缺性而减少。”

其实从单纯的地理因素，张家鹏认为，长安街对商业发展有利有弊，长安街过于宽阔，人们横向跨越的难度太大，两旁的商铺几乎不可能交流。发展商业的地方交通必须方便，路口要左转或右转，但是长安街上不能随便开路口，这些都是不利因素。目前的商圈并不是长安街的临街一条路，而是从长安街上有路口的地方延伸，往纵身发展，形成了一条“非”字形的商业道路。

“从中期看，长安街沿线仍然是北京商业发展的重点地段。但是随着北京多中心组团式发展，长安街上发展商铺的价值不会再有大的提升。”从张家鹏商业地产的角度分析，现在长安街两旁几乎不剩地块了，所以商业进入也就是目前形态，长安街的格局也基本定了。

对于“国家大道”的提法，张家鹏并不太称赞。“与国外的建筑师交流，现在成熟的城市反而不会去强化所谓国家大道的概念。比如多中心的城市，每个格局里有不同功能的搭配，并不会往一条街道上去聚集。”美国的一些城市甚至过了多中心时期，多中心的格局已经衰败了。比如洛杉矶，由于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郊区化居住，甚至现在也开始郊区化办公、购物，不愿意去拥挤的市中心。这就造成市中心地价大跌，反而成为乞丐的聚集地。“现在北京的发展也开始多中心，比如望京的写字楼在增加，望京科技园也在建设，那么以后望京自己就可以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小循环，这正是新城的概念。”■

（本文部分资料来源于董光器先生，实习记者胡洵对本文亦有贡献） 大道长安街西单格局商业长安街西延国家建筑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