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京”中的新朝阳

( 2007 年 1 月，建设中的北京首都机场 3 号候机楼 )

与世界相会

对北京涉外经济的发展，许多人的回忆都必然会提到国贸，董玉梅便是其中一位。“那时北京高档写字楼寥寥无几，国外大公司若想入驻中国，国贸是它们的首选。”原在北京市朝阳区商业局工作的董玉梅长期关注500强企业在中国的落户情况，她的发现是，落户国贸无形中成了外资身份的象征。董玉梅回忆，当时日本佳能公司一下子与国贸签了3年合同，在国贸打出一个巨大的“Canon”标志，久而久之，它取得了认同:这是一家国际大公司。在达到预期目的后，因为企业扩张或需要降低成本，佳能公司很快搬离了国贸，到租金相对便宜的地带去。

董玉梅观察到的“佳能模式”，其他进驻中国的国外著名公司不断重复:进驻国贸，取得“身份验证”后，再搬离出去，“我们称之为‘溢出效应’”。经过十几年发展，有所变化的是，被外资企业视为“身份象征物”的，也由国贸这一单一体，拓展到整个CBD区域。

作为北京市商务中心区发展处处长，董玉梅最高兴的莫过于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公司选择CBD作为进驻中国的着陆点。朝阳区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在驻京的160多家世界500强企业中，其中有2/3在CBD地区，仅国贸中心就聚集了60多家。国贸、嘉里、汉威等众多高档写字楼内汇集了摩托罗拉、惠普、福特、三星、巴黎银行、瑞士银行等数百家著名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

1985年动工的国贸中心位于长安街东延线与东三环交叉口，在它西边不远，就是有“对外开放第一个窗口”之称的国际大厦。位于东长安街的国际大厦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了地标式建筑，因其深褐色而被北京人亲切地称为“巧克力大厦”。虽然直至今日，在长安街东延线一带日渐高耸与摩登的建筑中，已看不出昔日“辉煌”。

( 现代游乐园的出现代表着城市功能逐步健全 )

参与投建国际大厦的原中信公司董事吴光汉回忆，1980年，中信公司董事长荣毅仁争取到了建30层的国际大厦的项目，而30层已经是当时北京市规划局允许的最大高度。建成后的国际大厦成了那个年代里，北京唯一的涉外办公+住宅式建筑。在租金上，“我们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租金等于成本加一定利润率的惯例，决定采用按市场定价的办法”，国际大厦的租金定在办公房每平方米每天1.2美元，公寓房每平方米每天1.3美元，这在当时还引起不小争议。但事实证明客户还是可以接受的，前来询问者特别踊跃，“这使我们有可能按需要的国别挑选租户，使大厦成为名副其实的‘国际大厦’”。

1990年建成的国贸，将国际大厦开启的与世界交往的“窗口”继续向东延长。据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院前任院长柯焕章回忆，当时对要建38层的国贸是否太高也有争论，当时国家领导人说:北京也可以有几个超高建筑，让外国人看看我们的技术，于是东三环一带后来也悄然而起了几幢超高写字楼。浓重的商务氛围由此而逐渐蔓延，成为外资进入中国的首选之地。在北京市整体规划中，朝阳区被定位于“国际交往的重要窗口，中国与世界经济联系的重要节点”。在朝阳区政府提供的资料中，不无骄傲地列出一系列数字:“跨国公司65%的驻华代表处和95%的驻京代表处、90%的外国银行在京分行都在此落户。”此外还吸引了65%的北京白领、80%的海归高层经理人。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里，是北京与世界距离最近处。

( 建设中的中央电视台主楼 )

朝阳的角色转换

2008年5月，朝阳区将迎来50岁生日。半个世纪，也正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缩影。

( 高楼大厦逐渐成为北京的新标志 )

朝阳区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1925年，当时称为“东郊区”。建国后这一行政区划也曾多次发生变更，直到1958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更名为朝阳区。此前，北京只有4个区:东城、西城、崇文和宣武。“那时的北京，市区和农业区划分十分明显”，而朝阳的身份是地道的“郊区”，是北京的“米袋子”和“菜篮子”。据曾在朝阳区宣传部供职多年的芮青山介绍，作为“农业特色区”之一，朝阳区当时归农委管辖。

进入50年代，在苏联专家帮助下，中国开始了向工业化的努力，而地面平坦、交通便利的朝阳区由此成为当时的北京工业化的起点。“市里要在这个区建几个大的工业托拉斯，所以五六十年代起，这里陆续建起了纺织、电子、化工和机械4个工业区。”朝阳区成为北京传统工业的聚集地，第一机床厂、第二印染厂、雪花冰箱厂、北京吉普车厂，北京人脱口叫得出名字的工厂，几乎都坐落于此，高耸林立的烟囱似乎成了它的标志物。

与此同时，另一个变化也悄然发生着:朝阳区成为外国使馆或企业进驻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

50年代，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国庆10点钟》，讲述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境外敌对势力相勾结、意欲借国庆期间用迫击炮轰炸天安门广场、大陆公安人员在国庆前一天一举擒获了破坏分子的故事。据朝阳区委宣传部的芮青山介绍，这部电影实际上是根据一个真实案件改编的，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自督办。此后不久，驻华外国使馆曾进行一次大规模迁移，作为结果，使馆区从原来距天安门较近的东交民巷一带，陆续迁到日坛附近，逐渐形成了今日以美国使馆为主的第一使馆区。其后，随着建交国家增多，又逐渐形成了以三里屯为中心的第二使馆区及以燕莎为中心的第三使馆区，正在兴建的第四使馆区也毫无意外地落在朝阳区。

使馆区选择朝阳，深究起来又与首都机场坐落于此有关，“为北京找到了一个出口”。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前院长柯焕章说，相对而言，机场选址更复杂、牵涉面更广，但它带来的影响和效益也是巨量的，这也是如今河北与天津两地都在积极争取北京第二机场的原因。

在中国打开国门、对外交往增多后，机场与使馆区的资源结合，更加突出了朝阳的优势，而那时，朝阳区的工作中心已转到城市建设上。为了交往方便，许多大酒店在华投资也都选在朝阳，涉外机构进入朝阳，这里也成为北京对外开放的第一站。据朝阳区政府提供的资料，朝阳区内共有涉外高档宾馆60余家，数量为全市之冠。全市32家五星级饭店中，有10家在朝阳区，所有这一切使得朝阳成为全球跨国企业进入中国的桥头堡。

“其实朝阳区商业的发展，从某种角度上说，也是随着使馆迁移而发展的。”芮青山说，因为第一使馆区的兴建，秀水和雅宝路一带商业发展起来。随着三里屯一带外籍人员的增多，90年代中期，这里零零散散出现了很多小摊，出于安全和交通考虑，区里希望他们能搬到一起统一管理，恰好这附近有个麒麟饭店濒临倒闭，经过改造，这便成了今日的雅秀。秀水和雅秀是朝阳区利用其涉外资源发展第三产业的案例之一。

第三产业占GDP比重是反映城市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据朝阳区委宣传部提供的资料:纽约达到83%，东京达到81%，虽然北京市总体偏低，低于60%，而朝阳区却远高于北京市平均水平，达到73%，逐渐接近国际中等发达水平，表明朝阳区是北京市第三产业高度发达的地区。2006年，朝阳区区域税收达到405亿元人民币，占中国税收的1.4%左右。

“目前朝阳区的产业结构已经基本适应北京市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要求。”朝阳区委书记陈刚说，朝阳区的第三产业已经达到了76.1%，制造业达到23.6%，农业则降到了0.3%，“这个比例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大城市的产业结构”。

从“铁十字”到“金十字”

柯焕章办公室的一面墙上，挂着几幅大大小小的北京市地图。作为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前任院长，柯焕章对北京城市规划的每一步都烂熟于胸，而作为CBD规划委员会的总顾问，这块只有3.99平方公里的区域更仿佛生长在他心里。

“对于北京CBD，最早是1990年组织的那轮北京城市规划里提出来的。当时对北京城市性质的认识，认为北京本身没有资源，也缺水，不应再搞重工、化工企业，而明确提出要发展适合首都特点的经济。”柯焕章回忆。

柯焕章说，CBD（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于上世纪20年代提出，“现在世界上有一些CBD已经发展得很成熟了，像纽约曼哈顿、东京新宿、巴黎的拉德方斯等等，在这些中央商务区中集中了大量金融、商业、贸易、信息及中介服务机构等。它们都具有一些直观特征，如建筑密度最高、商务活动最集中等”。虽然大家习惯于将其直译成“中央商务区”，但初期提出时，也有人对“中央”的译法有些看法，所以CBD正式的官方称谓是“商务中心区”。

当时，大多数人对“商务区”的理解还停留在将之等同于“购物中心”的阶段，在对北京CBD最早的讨论中，曾将目光放在王府井、西单、前门等这些传统的商业地带，但这种想法立即被否定。“那几个地方虽然已经有浓重的商业氛围，但是对旧城改造的压力比较大，用地条件也受限制。”柯焕章回忆，那时的另一个考虑是将CBD放在北边一带，后来也被否定，“北边的地都在中轴线一带，那时还没有申办‘奥运’，但大家普遍的感觉是要让这么一大块地成为‘压轴之作’，建一个大型的文化办公设施”。也有人建议放在南城，借以改善北京南北发展不均的局面，大红门一带有木材厂、家具厂，也可以置换用地，但缺点是基础设施薄弱，尤其是交通条件比较差。

几经权衡，现今CBD所在的区域便逐渐成为最终锁定的目标，“它位于三环路边上，距天安门5.7公里，离东二环也有2公里，一方面离开了旧城，避免了旧城保护的矛盾;另一方面，与城市中心又不是很远，这一带的基础设施很好，市政基础设施都已成形，不需要另起炉灶、重新架构，与涉外资源也方便结合”。

当时这一带聚集了北京很多传统的老工厂，金属结构厂、印染厂、制药厂、北汽摩厂等，大部分企业效益不好、设备陈旧、产品落后，又缺乏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也在寻找出路，这样一拍即合，土地置换。

关于CBD的整体规划在1992年确定以后，次年得到了国务院的肯定，“遗憾的是，当时北京各个部门对CBD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认识不够，或者说没有取得共识”。那时北京尽管上马建设了很多商务设施，但到CBD的并不多。

1996年底，柯焕章组织规划司调查北京商务设施的建设情况。数据拿回来后，柯焕章形容自己“吓了一跳”，当时北京正在建设的、已经报批的或者计委已经立项的有2000多万平方米，包括高档写字楼、公寓、酒店等，量特别大，但缺乏统一规划，“随便找地”，大多分散在北京东西南北各个角落，既无序又不成规模。与此相对应的是，在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已经开始“有计划、有目标、有完整规划、有组织地进行建设”。

柯焕章很快上交一份报告，再次敦请市政府赶快建设CBD。北京市政府也很快将此事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柯焕章回忆，关于CBD的办公会讨论得很好，“市长们从来没有那么意见一致过”，其间也有领导流露惋惜之意，“我们晚了5?10年”。这种认识变化，或许缘于上海陆家嘴金融已形成的示范效应，也是因为对北京未来的发展方向认识得越来越清晰。

随着金融风暴结束，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开始有了转机，2000年初，柯焕章第三次递交了建设CBD的报告。“更加明确了这是未来发展的方向”，2000年6月初召开市长会议，完全赞成这个报告。8月份市长办公会讨论决定，成立商务中心领导小组，柯焕章回忆，市政府的规划委、计委、经贸委、土地局等一把手都参与，也显示出北京市领导层对此的重视程度。

2001年，朝阳区主办了第一届国际商务节，“CBD”的概念和构想第一次被推出台面。市政府当时明确提出:北京CBD的建设，一定要跟国际接轨，“我们研究国际招标这个做法也有一定的问题，所以我们就选择了一些规划单位进行征集方案这样的办法来做”。

柯焕章回忆，在已经形成的8个方案中，“各有特点，各有缺陷”。各个方案都十分重视以商务办公为主的功能，有空间形态设计，城市形态设计上也下了很多功夫，在综合各个方案的基础上，2001年9月，CBD整体规划方案正式出台。

北京商务中心区管委会发展处处长董玉梅告诉记者这样一组数字:3.99平方公里的CBD，只占朝阳区面积的0.85%，而人口安置就业占16.9%，平均每平方公里就业人口达3万人;税收达到36亿多元，占整个朝阳区近1/5。“我们CBD建设虽然时间不长，但能量巨大。”以前高碑店宣传自己的招牌是“CBD后花园”，后来变成了通州的口号、又变了燕郊，最近甚至连山东威海也打出“CBD后花园”的旗号，董玉梅笑着说:“不过这也说明了CBD功能发挥很明显。”

仅仅在十几年前，以大北窑为中心、以长安街和东三环为横轴和竖轴形成的区域，还是以机器制造为中心的“铁十字”。那时候在还没有立交桥的大北窑十字路口四周，集中着北京第一机床厂、北京齿轮厂、北京内燃机厂、北京汽车制造厂和金属构件厂??如今这一带已形成以高端服务业为核心的CBD，至今已有1000多亿元人民币投入其中，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金十字”，从制造中心到商务中心，从“铁十字”到“金十字”，其中变迁，也正是北京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的演变。

海拔高度与庞然大物

330米，北京城市的“海拔高度”在2007年又得到了一次刷新——当刚刚封顶的总高为249.9米的北京银泰中心工程刷新了原来由京广中心保持的209米的“北京第一高楼”纪录时，即将竣工的国贸三期又以330米的高度让北京第一高楼重新命名。这个耗资8亿美元建成的项目，也将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贸易综合体。这些你追我赶的建筑物，都集中在北京的CBD区。

柯焕章毫不讳言有的发展商不同程度存在比高心理，“毕竟都想成为这里的地标式建筑”，另外，“本身地就那么小，也只能向高处发展”。CBD规划委员会对空间形态也有严格控制。CBD规划明确提出建国门外大街两侧往北500米往南1500米的范围内，最高高度是250米，包括避雷针、天线的高度在内，这个范围的两侧1000米，可以达到300米。“在北京，还有航空飞机的禁空要求，2009年将是建国60周年大庆，如果阅兵式有空军加入，机群从东边飞过来时，肯定要降低高度，所以这些建筑物不可能无限制地高下去。”对于即将成为地标的国贸三期，柯焕章称是个“特例”，“当年CBD去香港地区招商的时候，国贸中心三期的发展商提出要求:三期要建330米高，比香港中环广场高10米，因为他们前期已投入不少设计资金，希望我们能争取一下。我们跟空军司令部的领导反复进行磋商，同意它作为一个特例，其他的就不可以了”。

提到北京CBD，外界总喜欢将之与美国纽约的曼哈顿、日本东京的新宿以及法国巴黎的拉德方斯相比较。“但是我个人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不需要这样比较、提这样的说法。我们的就是我们自己的。”柯焕章说，当初在规划建设北京CBD的时候，的确参考了国外知名商务社区的经验教训，避免它们不好的东西。比如曼哈顿高楼林立，一个挨一个，间距非常小，华尔街也是一条小窄道，整天阴森森的，还有一些商务区下班后漆黑一片。所以在设计北京CBD时，要求50%的面积用作写字楼，25%是公寓，另25%是学校、医院、商场等配套设施。“我们不让它成为一座‘睡城’，而希望它充满活力。”

多处极尽张扬、前卫个性的建筑群构成了CBD的外在，至少从表面上看，它完全抛弃了通常理解的中国传统式建筑，柯焕章说，对于CBD整体建筑风格，当初专家们并没有多大的意见分歧，“像以往那种在建筑上戴个大屋顶就以为是传统中国风格的体现，也未免太过机械”。柯焕章说，其实很多发展商已经自觉地考虑如何在CBD内融入中国元素，使之与“老北京”相呼应。“比如美国人设计的银泰中心，从表面看，是一座完全现代式的建筑，但他们别出心裁在楼顶加了设计，晚上灯光一打，像红灯笼笼罩的效果。这种与中国的文化传统结合得更含蓄、更内在些。”

如今，由CBD辐射到整个朝阳区形成的现代建筑群，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新北京”的物化象征;而整个产业结构向高端产业发展的深刻调整，则是“新北京”更具意义的内涵。

中央电视台即将进驻CBD，被外界普遍视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件大事，这座建筑面积达55万平方米、投资50亿元的庞然大物，对CBD乃至整个朝阳区所带来的影响绝不仅仅在建筑意义上。“中央电视台每年的税收高达100多亿元，财政收入贡献很大，这只是单体意义;从产业上来讲，它的入驻也带动了传媒产业的发展。”董玉梅毫不掩饰对央视这位新客人的欢迎之情。

董玉梅说，作为国家级媒体，央视在CBD中，有146个使馆，167家国外新闻机构在此设立办事机构，“央视的到来也吸引了国内众多媒体进入，咨询、策划、广告等配套的下游企业，约1万多家也将先后进入”。

此前，CBD的主导产业是金融服务业，CBD内的国外银行、证券公司也比较多，但毕竟金融领域仍属国家严格控制、放开步伐缓慢;传媒产业已逐渐显现出作为第二产业的强劲势头。朝阳区本身就有《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等媒体，“在此区域，央视使传媒的体量突破爆发式增长，先于第一主导产业发力”。这种结论并不是一种模糊的趋势上的判断，而是已得到确确实实的数字支持:刚刚过去的10月，传媒业的税收已经高于金融业，“在央视真正进驻后，这种变化会更快”。央视这个庞然大物尚未进入，但周边写字楼已开始出现紧缺迹象。董玉梅用“颠覆性”来形容央视进入CBD后引发的效应。

持相同乐观态度的还有柯焕章。“2008年将是一个里程碑式的阶段，国贸三期、央视大楼、北京财富中心都将陆续建成，它们会形成一股强劲的冲击力，将进一步提升CBD核心区的品级，成为‘新北京’的新标志物。”末了，柯焕章深有感触地说:国外CBD都是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发展成熟的，而我们才只有短短几年，但“幸运的是，我们赶上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cbd国贸北京国贸三期北京国贸朝阳北京使馆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