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江森海在南锣鼓巷的“创可贴”

( 江森海一家 )

在南锣鼓巷200多间店铺中，有3家外国人开的店，其中有一家专门卖T恤的服装店，叫“创可贴”，开店的是一个英国人，叫多米尼克，他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江森海。江森海卖的T恤都是他自己设计的，这些T恤上的图案都是北京的记忆，比如最早的地铁票、铁皮保温瓶、洗脸盆里的鲤鱼图案、夏利出租车的价标??这种设计思路一看就是外国人才能想出来，因为我们对这些图案已经熟视无睹，当这些图案印在T恤上，看上去既有点滑稽又有点怀旧，作为设计者，江森海感到很自豪。而且，现在这个“创可贴”品牌已经打回到他老家的英国市场。

江森海在英国的时候不喜欢念书，17岁他便离开英国，去了非洲。在非洲待了一年，然后又去南美，后来又去印度，最后来到中国。关于他为什么后来定居到中国，他说是因为到了北京后没钱了，他必须在中国打工，挣够了钱才能回国。那时是1993年。

“那时候特别好找工作，北京没有多少老外，也只有两个酒吧，你去这些酒吧可以认识一些公司的头儿，可以求他们给你一个工作，他们觉得行，就教他们工作人员学英语，一个小时可以赚两三百块钱。之后又在内蒙古工作一段时间，在1995年的时候开了自己的公司做市场调查，做了5年，我又跑到上海一年，最后又回到北京。”

江森海是一个比较自由的人，想去哪里第二天就背着包出发。能留在北京，他说不是因为跟这座城市有缘分，“因为刚到北京，我觉得这个城市挺难看，挺臭的，污染也挺厉害，我都不会中文，所以也不知道北京人是什么样子的。我慢慢开始发展，又找了一个工作，又赚了一笔钱，那时候就是住在北京”。江森海喜欢发呆，因为看到很多北京人都有点跟他相似，所以就留下来了。

谈到对北京的印象，江森海说:“北京跟伦敦差不多，但伦敦好多地方我害怕，我觉得北京还是挺安全的。我待在北京从来没赚什么大钱，我赚小钱就可以在北京生活得挺舒服，我有一个保姆，有一个这么好的房子，我吃得还挺好，可以每天抽两盒烟都没事，我在英国做不到这些。而且我现在这个环境也挺适合养孩子，我住在这个四合院，我的孩子可以去好多人家生活，如果我的孩子就在我的手里长大，这是一个很不好的事情，就靠我自己的性格是肯定不行的，我想他们能在很多人的手里长大，他们才能很能干，能自己看出人是好还是坏。以前我可以玩得非常疯，我现在不玩了，一般就在家里，我现在就是为了孩子，而且你如果有孩子，北京就是个非常好的城市，我在北京郊区也有一处房子，所以周末我们也去爬爬山。要么我们在城市，要么我们在农村，特别难再找到一个这样的地方，比如在上海开车三个小时你还是在郊区，在北京你开车一个半小时就到山上，特别健康。”

( 江森海和他的“创可贴” )

谈到他在北京这15年北京的变化，江森海用英文说:“The more it changes, the more it stays the same（万变不离其宗）。北京离不开它自己，北京就是这样的。你可以建一个80层的楼、一个奥运会的场馆，但它还是那样。真的，没怎么变。我不特别在乎这些能看到的变化，这些对我来说无所谓，我每天都是发呆，不去琢磨别人买房卖房赚了几百万元。我喜欢想到很好玩的东西，要不就写一个剧本，要不就写一本书，或者设计一件T恤。”

2001年江森海看到一个广告，南锣鼓巷有间房子要出租，那时候南锣鼓巷没有什么酒吧、咖啡厅，于是江森海便租下了房子。有一天，有个理发的人过来问他，有个店面想出租，有没有兴趣租下来，一个月1500元。这样，江森海把店面租下来，但是空了半年，邻居都说他傻。这时，他想到了四五年前想做的一件事，把北京标志印在T恤上。“我就是想利用我在北京15年的经历，做一个老外眼里怎么看北京的文化衫品牌。就开始到处去找一些我特别喜欢的标志、图案。我认为一张地铁票跟一张天坛的照片一样重要。‘1.20元’、一张地铁票、‘收药’，这也是代表北京的东西。这个店给我这个压力让我必须开始做生意，我就是这么一个人，需要有这个压力，不然我太懒不会去做。”

江森海认为T恤这种街头文化比那些Prada、Gucci的品牌还强，他觉得现在三四十岁的中国人买这些品牌是为了面子，20出头的小孩希望有自己的身份，不想穿外国的东西。

“比如‘脸盆’和‘暖瓶’这两个图案，都是我小的时候用过的，现在很难看到。我也没想过中国人会这么喜欢这些图案，因为这些图案对他们也不算特别复古或者特别美，它只是家里一个经常用的东西。其实中国人特别喜欢买这些，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外国人，我能很敏感地注意到这些东西。”江森海指着T恤上的图案说。

江森海也没想到南锣鼓巷的变化如此快，他在90年代来过几次南锣鼓巷，那时候他没觉得这条街跟北京的其他街道有什么区别，2003年，他搬到南锣鼓巷住，“我对胡同文化特别感动，很想保护这里。我从来不看书，也不知道胡同的文化和历史，我只能感觉到我的家和附近的文化，我不想南锣鼓巷变成后海一样，所以我老去办事处开会，跟他们讲道理，盯着他们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江森海跟街道办事处讲得最多的就是“创意”，“如果就让这个地方变成酒吧街一样，就完蛋了，因为这些胡同是北京的灵魂，北京的博物馆里没有太多的东西，这些胡同还在活着，如果要让北京的小孩看北京的历史是什么样的，要给他们带来一些有创意的东西，把这条街做出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就会影响他们，他们长大以后就会觉得我是从这儿出来的，这是一个好地方。北京的小孩去酒吧，去后海，就看到一些很傻的乐队，看到一些人在喝酒吵架，那是很可怕的一个地方，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好影响？没有任何好影响。所以我就想保护这条胡同，我没法影响后海，但是我可以影响这边，我认识这边办事处的人，他们可能都烦我了，因为我老去跟他们讲创意”。很显然，江森海的努力有了效果，街道办事处决定搞一次“创意市集”，原定6月份，后来拖到了9月份，江森海还拉到了一个广告，但是街道办事处说不能搞了。江森海急了，说:“我说我已经登了广告，请了很多国外媒体，他们已经在路上了，你不做他们也会来，而且会来写北京连一个文化市集都做不成，怎么办一届奥运会，最后他们同意做了。我感觉还是很成功，很多人来了，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还有人带来一把吉他，在马路上弹琴唱歌，我就想做这个。”

江森海最担心的是这条街变得越来越商业，比如，星巴克都可以进故宫，也肯定会进南锣鼓巷，“南锣鼓巷里90%的店，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但是再过两三年，合同到期了，房东的价格提高了，有钱人过来，就会变得很可怕。这是我担心的，也没法控制。这条街会比较商业，人们会开始寻找第二个南锣鼓巷，像星巴克以后如果都来了，这条街上人会一直很多，但有意思的人不会再来了”。

江森海觉得，要控制酒吧的数量，而且夜里两点必须关门，“这里是人居住的地方”。他说:“我还会组织创意市集，明年想安排很多小孩子过来，包括外地来京务工人员子女，做一个属于小孩子的节日。但是无法控制它一直变得越来越商业，只能通过做跟创意有关的事情使它往好的方向发展，请许多艺术家、知识分子和住在这里的人帮你去想怎么把锣鼓巷变成一个好的地方。”

假如麦当劳、星巴克、肯德基来了会怎么办？江森海说:“如果我是头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星巴克要进来的问题，因为我还得想到房东，他家里可能10口人都靠这笔钱，星巴克过来可能会带给他一大笔收入，但是就是因为我这个政府的人觉得星巴克不适合这里，他就失去这笔收入了。怎么保护和发展北京的文化，这个特别难。中国的问题太多了，还好我不是一个政府官员，他们真不容易。”■ 星巴克江森南锣鼓巷英国人江森海海在创可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