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生长的历史

（文 / 程世铭）

( 丘吉尔 )

丘吉尔说过，打赢了战争、创造历史之后，还要抢着去当第一个记录和解释历史的人。这很好说明了他为什么要写那十几本厚厚的历史著作。尽管历史上并没有多少人能同时成为历史的缔造者和阐释者，但获得胜利的一方总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讲历史。

学者徐友渔讲过一件事：“1986年我到英国牛津大学留学，中国大使馆发给留学人员一本书时说，你们以前学习的历史不完全代表真实的历史，许多历史上发生的事实你们都不知道，但是现在国门打开了，如果你们和外国人说话，是会闹大笑话的。”徐先生的疑惑是，“为什么只有到我们要跟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才给我们另一个版本的历史，为了不闹笑话？”

徐先生讲这番话是针对这样一个新闻事件——上海新编历史教科书，去年正式在上海市全市推广试用，今年9月被宣布停用，成为“最短命的历史教科书”。媒体和舆论关注的重点是围绕“弱化革命和战争”、“淡化意识形态”、“政变”这些字眼。

无论学生们会以哪一种教科书来准备考试，历史学习肯定不只是在课堂上进行的。他们有机会在电视上看到各种历史剧，可以操纵《三国志》里的人物打游戏。历史学习也将贯穿人的一生，一个人的认识能力、个体的生命记忆都将和他进行的自我教育纠缠在一起，在获得生命的自在感的同时，也获得一种悲悯的历史感。从这个角度，“去意识形态化”和“翻案文章”这样的判断显得太过单线条。

中学时代，张宏杰家里除了仅有的一本《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没有看过其他历史书。历史曾是他最深恶痛绝的一门课程，在一本书的后记中他这样写:“历史这门本来可以非常有意思的学科被编成了一种单纯用来折磨学生的东西。干巴巴的事件概述、年份、地名、意义，被用来做填鸭饲料。这种教育方式，就像把一盘热气腾腾香味扑鼻的好菜冷却、风干，分解成各种原料——维生素、糖、盐、味精，让你一样一样吃下去。我想象不出有什么事能比这更愚蠢。”

张宏杰的大学专业是投资经济管理，但大学四年他基本上是在大连市图书馆度过的，那里是他最初的历史课堂。戴逸的《乾隆帝及其时代》、法国人白晋写的《康熙皇帝》颠覆了他对历史的看法。90年代末，张宏杰开始写作历史题材的作品，1999年张宏杰到北京出差，认识了一名出版社编辑，于是有了他的第一本书——《千年悖论》。当时正值余秋雨的‘文化苦旅系列’大热，这本书被定位为“大历史文化散文”。

他的《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出版后，很快成为2006年图书市场上卖得最好的几本历史类作品之一。与此同时，他在《当代》杂志开了个历史专栏，“这在几年前是不能想象的”。他分析如今众多的业余历史研究者和写作者:“与历史学家们的见怪不怪比起来，他们有更大的热情、兴趣和浓厚的好奇心，见了什么都要大呼小叫，啧啧称奇。所以他们很容易就打破冰冷史料、艰深论文与普通读者之间的障碍，把历史讲得好玩、精彩、有滋有味。”

“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是由历史塑造的。今天社会的所有问题，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中找到答案。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如果不读懂中国历史，你永远不会懂得中国现实。”

福建电视台新闻频道的倪政兴，在今年出版了他的《门阀旧事——谢安和他的时代》，读历史是他长久的兴趣，但真正给这本书提供了创作冲动的是他做的台湾新闻和娱乐节目:“我觉得台湾的政治，完全是一个秀场，我在这个秀场印证我们历史书上的许多教训。我想应该有一个标杆，来讲一讲中国古人、政治家在人格上曾经达到的高度，相对说，谢安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人，他既是一个出世人物的标杆，也是一个入世人物的标杆。我也做过娱乐节目，所以我把谢安的时代当做一个娱乐的时代，我会用台湾的政治实践与东晋政局相互印证，也会用娱乐的方式，写不娱乐的故事。”

倪政兴请过易中天做电视节目，也关注“百家讲坛”这类节目的火爆:“易中天、于丹，包括‘百家讲坛’能这样受欢迎，是有一种必然性。歌德曾经说，一个上升的民族面对世界，这也许能解释80年代我们对西方文化的迷恋，大家都在读萨特。一个停滞的民族面对内心，现在我们开放的步子放慢了，不是大步走了，也许大家就更关注我们内心的东西，我们的文化传承。这拿中国话来说，就是贫学儒，贵学玄。年轻的时候，一穷二白的时候学习儒术来治理天下，富贵之后就喜欢玄妙的东西。”

历史禁忌的话题正在被不断打开，从各种角度去演绎的历史作品也在逐渐丰富，我们既可以看到帝王剧中对权力的崇拜和文化献媚，也可以看到许多作者更深刻的历史启蒙的努力。这些供大众消费的历史作品中有娱乐轻松的笔调，也有深沉激昂的笔调，但他们都想唤起读者内心一声悠长的感慨。■

（实习记者 刘心印） 历史生长不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