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

（文 / 老谢）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公平与效率被视为不可兼得，如果过分要求公平，必然会损害企业发展的效率;如果过分看中效率，也必然会带来分配不均。在改革开放初期，要公平还是要效率成了理论界争论的焦点，坚持公平优先者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公平至上是题中应有之义。反对者认为，中国是一个穷国，想要迅速发展壮大，只能以效率优先，“不患寡而患不均”是一种小农意识。

计划经济时代“大锅饭”式分配的弊端让公平优先者的声音逐渐减弱，“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成为改革开放初期的主流，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也随之先富起来。只不过先富起来的人群并非全都是当初设想的对象——那些勤于劳动善于经营的人。一些掌握权力者在转型过程中迅速完成了原始积累，导致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如果以基尼系数来看待我国的贫富差距，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分配过于平等，0.25～0.35之间为中度不平等，0.4以上为高度不平等。以此看，我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0.4的警戒线，进入高度不平等阶段。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否会必然导致这种局面？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对此有过经典描述，他将转型分成战略A和战略B，战略A是指自下而上培育私营经济，以出售为手段，将国有资产转为民营，战略B是以无偿分配的方式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原东欧一些国家采用战略B的转型，试图将国有资产平均分配给每个人，实现财富初次分配的平等，然后让有经营能力的人重新配置资源，但结果是国有资产最终落到了有权力背景的人手中，最终导致一些国家的政治剧变。我国的转型基本上和战略A契合，非公有制经济自下而上发展壮大，但在“国退民进”的过程中，同样让很多权力进入了市场，导致分配不公。

事实上，在鼓励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理论界曾有过激烈的争论，一些学者要求保证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不能听任非公有制随意发展壮大，否则有悖社会主义原则。坚持市场改革的学者予以反击，其中一条重要理由是，一个国家是否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并不是由国有经济所占份额决定，只要有效防止了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社会主义性质就有保证的。后者的意见最终占了上风，“十五大”的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减少不会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但由此也可以看出，如果放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度上看，有效防治财富两极分化的重要性是无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重心逐渐倾斜，“十六大”报告的提法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而“十七大”的提法又有变化，“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如果已经在初次分配形成了巨大的不公平，政府仅依靠再分配来实现公平是力不从心的。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有一个著名的漏桶原理，一群富人和一群穷人分开吃粥，富人那边自然是人少粥多，穷人人多粥少，为了实现平等，政府拿起桶来将富人的粥分一部分送给穷人，这样做的结果是政府要雇人做送粥的工作，增加了开支。最严重的还在于，这是一个漏桶，从富人那里取走一桶粥，送到穷人手上时，可能只剩下半桶。放到现实生活中，奥肯的漏桶原理其实揭示了政府再分配手段的局限性，仅仅依靠再分配实现公平是明显不够的，初次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

其实效率和公平并非水火不容，如果追求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对效率的损害是确定无疑的，问题的关键其实不在结果的公平，而是过程和机会的公平。如果能够创造公平的机会，对效率是有其促进作用的。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在于少数人拥有了过多的机会，他们几乎能把握住转型过程中每一次创造财富的可能。如果能创造条件给予更多人公平的机会，没有理由不创造出更多的效率。■ 效率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