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心里都有个霍尔顿

( 塞林格 )

提起塞林格，人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他还活着吗？88岁的塞林格，已经隐居了50年。“我要用我挣的钱在某个地方为自己建造一间小屋，并将在那里度过余生。我要把它建在林边，而不是建在森林深处，因为我想让它永远阳光灿烂。我只吃自制的食品，以后，如果我想结婚或是恋爱什么的，我找一个也是聋哑人的美丽姑娘并跟她结婚。她得到我的小屋来和我住在一起，如果她想跟我说话，她就得像其他人那样把它写在该死的纸上。”霍尔顿的这段话是否启发披头士写出《挪威的森林》不知道，但成名后的塞林格就照那个方式生活下去了。

读者大多是通过《麦田里的守望者》认识塞林格的，而塞林格更是写短篇小说的高手，他的短篇小说被认为“表现出一种老到的艺术均衡感”。《九故事》是塞林格自选的短篇小说集，在1953年他将自己发表的故事收集成册时，他只选了曾经发表过的20多个短篇中的9个，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显出炉火纯青。而精神世界，则是《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延续。我们可以看到霍尔顿长大了，霍尔顿的童年，女版的霍尔顿。

《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在美国有的地方成为禁书，但渐渐地，先锋文学被中产阶级一代代消化。叛逆的孩子长大了，发现自己成了父母那样的人，但至少不会再禁止自己的孩子看《麦田里的守望者》。这本书至今在美国每年还有25万册左右的销量，它到了中国，有许多中国青年觉得自己对塞林格，要比对任何中国作家更亲近。其主人公霍尔顿心目中的世界有两种:一种是每个人都要身处其中的庸俗、丑陋的世界，一种是他在妹妹老菲必等人身旁所能感受到的纯洁、真诚的世界。霍尔顿瞧不上前者，却又不得不在其中厮混，于是他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取笑一切假正经，或以怜悯妥协的态度。书中的一句话，后来成了很多人的座右铭:“一个不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英勇地死去，一个成熟男人的标志是他愿意为某种事业卑贱地活着。”

在《九故事》的几个短篇中，都有几岁小孩的形象，他们固执而天真地守着一个自己的幻想小世界，比大人更透彻，更易受伤，同时更寂寞。《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中的小女孩认真地和她幻想出来的伴儿玩耍，这在现实世界里被认定是精神分裂症的征兆，与之形成反衬的，是成人毫无想象力，苍白、幻灭的世界。在《特迪》中，特迪一言道破“父母不能像孩子一样爱我们，除非他们要改变我们”。他们年龄很小，却很早慧，用自闭和空想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庸俗、怪诞、充满功利主义世界的疏远，常常暗示自己将从这个世界退出。

霍尔顿看不惯世道，想遁迹世外，装作一个聋哑人。塞林格成名后不久，就隐居到新罕布什尔的乡间，在河边买了90多英亩土地，只在山顶修筑一座小屋，周围种了许多树，外面拦了一道6英尺半高的通电的电网，上面装有警报器。他从不接见登门造访的人，也谢绝一切形式的媒体采访。塞林格遁于世外，也是那种“父母于子女有恩论”的反对者，当他听说女儿怀孕的时候，他只说“你怎么可以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来？”当然他们父女关系也不怎么样，他女儿后来写了一本未经父亲认可的《我的父亲塞林格》，谈到他父亲如何乖戾。塞林格有过一个比他小35岁的情人，可惜她不是聋哑人，她后来也写了本书叫《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想必一个60岁的人，还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恋着儿童世界挺不招人待见的。■

出版物很少，版本很多

塞林格在国内最早的译本，是1963年出版的《麦田里的守望者》，译者是施咸荣，当时他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以研究“批判”当代西方文学为目的，出版了一套外国文学丛书，以“仅供参考”名义在内部发行，这套书因为封面的颜色，有个更广为流传的叫法“黄皮书”。施咸荣偏爱《麦田里的守望者》，翻译时下了很大工夫。据说该书在70年代初，曾与《带星星的火车票》一起，在知青中被当成手抄本流传。改革开放后，1983年漓江出版社最先重版该书，1992年浙江文艺再版时，施咸荣本来想对译稿进行彻底修改，但感到自己激情不再，他在译后记里鼓励年轻有为的译者重新翻译。这之后，中国加入国际版权公约，译林出版社购入《麦田里的守望者》的简体中文版权，至今累计印刷了35万册。2000年前后，“麦田迷”孙仲旭凭着一腔激情重译了这本书，并毛遂自荐给了译林出版社，今年3月孙仲旭的译本由译林出版。

塞林格是个产量低，律己极严的作家，他认可的出版物只有4本。除了1951年发表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外，另外就只有《九故事》、《弗兰妮与祖伊》和《木匠们，把房梁抬高与西摩小传》，后两本分别是两个中篇小说的组合。

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过《九故事》，用了9个当时还在社科院念研究生的人来翻译，1992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一并收录了《九故事》和《木匠们，把房梁抬高》，用的是社会科学出版社的译本。一个小说家的作品由这么多人翻译，对喜欢他的中国读者来说，实在是个令人头疼的事情。2003年，浙江文艺再版《九故事》，请李文俊和何上峰合译，今年版权到期后，又由九久读书人公司购入，这次他们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九故事》，用的就是修订后的李、何合译版本。而《西摩小传》是第一次翻译，写作时候塞林格已遁入东方禅的世界，在这篇小说里打了很多禅语，也被认为是他最难翻译的一部作品。据说在澳大利亚读博士的译者丁骏女士，不得不先去参禅，再来翻译。

关于塞林格的小说，留下很多翻译的争议。以《九故事》中的《For Esm -With Love and Squalor》为例，以前的老版本叫《献给爱斯美的故事:怀着爱与凄楚》，习惯了这个名字的读者，看到新版本中的《为埃斯米而作: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不禁扼腕。不仅就发音而言，“爱斯美”更接近Esm 原本的法语发音，Esmé恰巧是塞林格塑造的众多令人印象深刻且惹人恋爱的人物形象之一，是个说话真诚又有分寸的贵族小女孩，父亲在战场牺牲了，她戴着父亲的大手表参加教堂唱诗班的排练。遇到“我”，一个据说会写小说美国士兵，她请求他为她写一个故事，“要污秽的，能打动人的”。责任编辑解释说Squalor这个词，严格说含有那样的意思，作者可能也想批判这个世界的肮脏。但是否适合一个13岁小女孩之口呢？又是否值得为这个并非绝对严谨的“学术正确”，而丧失诗意呢？这都是值得讨论的地方。

比这些更严重的是，是价值观上的差异造成的误差。塞林格笔下的男主人公，都是顺着霍尔顿的模子长大的。憎恶假模假式，随着长大，与现实世界裂痕越来越大，被空虚感渗透，如果说他们和浑浑噩噩过日子的人有什么不同，就是他们太早慧也太敏感，精神苦闷，但拒绝报复这个社会。也不会像个愤青一样整日抱怨，但不乏沉默的勇气。在《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里，西摩去海边游泳，和旅馆里认识的一个小姑娘调情，逗人家说海里有“香蕉鱼”，临走还吻了吻她的脚心，然后他回到旅馆，最后一句写他走到床边坐下，望望自己的老婆，瞄准好，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他右侧的太阳穴”。曾经有个中译者，无法理解霍尔顿式的精神世界，以为原版书印错了，把原文中的his自作聪明译做“她”，看着似乎挺合理——西摩似乎有暴力倾向，而他老婆特唠叨。有的读者看完，说，“哇，西摩好酷”。及到第二版，经更订，句子和原文中的his一致，也就是说，西摩最后是毫无征兆地自杀了。这才是塞林格短篇小说特别酷的地方，往往在最后一段完全打破之前看似日常且琐碎的生活描写。译者一双翻云覆雨手，一个字，整出一条人命来，精神境界也大相径庭。在塞林格的小说世界里，你不一定要去创造最大价值回报社会，更不用追求人生价值，不害人就不错了。

《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也是塞林格创作中第一次涉及神童家族格拉斯7兄妹。在他后来的创作中，格拉斯7兄妹是他主要作品的主人公。格拉斯家族是塞林格虚构出来的一个富裕的上中层犹太家庭，格拉斯家族7兄妹个个都是具有异常天赋的神童，西摩是老大，比最小的妹妹弗兰妮年长18岁。《弗兰妮与祖伊》和《木匠，把房梁抬高与西摩小传》，就是讲述格拉斯家族这几个孩子的故事。《弗兰妮》里，讲弗兰妮和名牌大学男友约会，受不了他的高谈阔论，自我中心，虚伪自私，她一方面看出她所生活的世界里一切都腐朽丑恶，但另一方面尝试自己找到出口，成为这个世界中一个有机部分，最后实在太拧巴了，晕倒在洗手间里。《祖伊》则是祖伊和母亲谈关于弗兰妮的事情。而《西摩小传》则是几个兄弟姐妹回忆西摩，记忆的拼贴中，他是一个圣人般的人物，头脑最清醒，意志最坚定，相信基督科学教的塞林格相信，每个人自身的存在都具有神性。霍尔顿们表面上看游手好闲，但他们活得很深刻，也很真实，没什么野心，唯一的问题是，对这个世界来说，他们过于善良，像孩子一样脆弱，渐渐被时代机器淘汰下来。■ 霍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