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的忧思
作者：薛巍
( 美军向战地派遣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以发挥他们在掌握部族关系的微妙之处方面的特长 )
文化支配活动
自9月以来，美国一些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陆续被派往美国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斗部队，协助美军在当地执行任务。此举引起多位人类学家的强烈批评。
人类学家之所以反对他们的同行参战，首先因为此举被视为有违人类学家的职业操守:人类学家的研究成果不应该用于伤害他人，开展研究要得到被研究的人群的一致同意，研究活动不可以秘密展开。“你在你想了解的人中间扎下帐篷，跟他们住在一起，得了他们那样的病，吃他们那样可怕的食物，分享他们的快乐和忧伤。跟他们形成互信、亲密的关系之后，你跑到五角大楼，告诉他们这些是该杀掉的，哪些人不该杀，这种做法很成问题。”1918年美国人类学之父博厄斯就曾致信《国家》杂志，在信中申斥4位人类学家的行为。这4位人类学家在战争期间到拉丁美洲科学考察时，为美国收集了情报。他指控他们“披着科学的外衣进行间谍活动，出卖了科学”。
美国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致信《纽约时报》说:“参战的人类学家是跟在世界各地扩张权力的美国相勾结，粗暴地干涉他人的生活。令人难以置信、理应受到谴责的是，这些人类学家卷入了文化支配活动，把美国的价值观和政体强加给那些早就知道该如何维持和爱护他们自己生活方式的人。这些人类学家自以为是在做好事，这使我想起了几年前看到的一幅漫画，画的是两个倚在长柄斧上的戴着头罩的刽子手，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我的看法是，‘如果我不这么干，总有别的混蛋会得到这份工作’。”
人类学研究对象应该是西方的帝国主义化的他者。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时正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强弩之末，人类学受到帝国主义思维方式影响，成了萨义德批评的“东方学”。如桑塔格所说:“现代思想在他者中寻找自我。欧洲在异域中寻找自我——在亚洲，在中东，在那些还没发明文字的民族间，在一个神话中的美洲，他者被体验为对自我的严格净化。与此同时，自我却忙于把所有这些外来体验领域殖民化。现代感受力主要通过科学，将异域因素本国化。”比如英国去海外殖民地的人，很多都是在本国地位低下者，到殖民地却要歧视别的民族，把国内的阶级差异搬到了海外。欧洲人在征服美洲时，也把美洲原住民看做他们自己社会中的低等阶层。
( 蒙哥马利·麦克法特 )
“吐人肉的风俗”
最初对后来被称作文化人类学的领地进行实地考察的人是传教士，他们热衷于从自己的角度去拯救所谓的野蛮人，使其脱胎换骨，成为基督徒。让女人遮住乳房，让男人穿上裤子，把他们都送进主日学校去念福音书。随后是世俗的人文主义者，他们不是去向野蛮人推销耶稣，而是为了回去向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公众传布“理性”、“宽容”和“文化多元主义”。
( 马歇尔·萨林斯 )
后来人类学家逐渐从把他者看做劣等民族的欧洲中心主义转向借助他者批评自己的文化。列维－斯特劳斯在《忧郁的热带》第38章《一小杯兰姆酒》中对比了欧洲和亚马逊的习俗。一般读者读到某些土著社会里各种野蛮的习俗，这种习俗经研究之后是可以理解的——食人肉风俗是基于一种神秘的、巫术的或宗教的理由:比方说，吃食一个父亲或母亲的身体之一部分，或是吃食敌人身体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为因此得到其美德，或因此而使其威力消失于无形。列维－斯特劳斯指出，欧洲人的信仰跟亚马逊的原住民比起来，反而显得更不文明、更粗野。他说:“我们的社会具有吐人肉的风俗，具体内容是把危险性的人物排斥出社会体之外，把那些人永久性或暂时性地孤立起来，使他们失去与其同胞接触的机会，关在监狱里。”
彼得·沃森在《20世纪思想史》中说:“现在要使人类学恢复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那种令人兴奋的状态，几乎是不可能的。那是一个在大众航空旅行、大众旅游或电视之前的时代，对原始社会的探索是世界上最后的伟大冒险之一。人类学家的工作在于证明，一切文化都是相对的。人类学是小学科，却催生了20世纪最伟大的思想之一:相对主义。”本尼迪克特以新几内亚多布人为例，证明她的论点:每一个民族都会发展出一套适应环境的文化体系，即使这个体系按照西方文明的标准是最反常的，这种文化也能很好地运转。据此，萨林斯肯定伊拉克人知道“如何维持和珍惜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人类学家由于其研究对象的特点，使得他们比哲学家更早地注意到了差异优先的原则。他们对各种民族文化深入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应该保留人类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如果只把少数几个社会加以比较，会让人觉得差异实在太大，但是把比较的范围扩大之后，差异就变得越来越小。”西方哲学则直到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才提出将差异当做同一的条件，认为差异先于同一，多样先于单一。
人类学军事化
但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这一结论显然尚未深入人心。此次参战的人类学家们就认为，他们是在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努力帮助美军打一场不流血的战争，陆军新反游击战手册的作者、人类学家蒙哥马利·麦克法特（Montgomery McFate）说:“常有人指控我们把人类学军事化，其实我们是把军事人类学化。我不想帮助他们杀人，我想做的是帮助他们避免冲突。”比如告诉士兵，手掌立起、向前推的动作在西方文化中表示停下，但是在伊拉克它表示的是欢迎。对这一手势的不同理解致使美军向在检查站没有停下来的伊拉克平民开枪。上战场只是人类学家协助军队的方式之一。其他方式还有在军校开课，帮助撰写海外士兵文化培训教程。
实际上，“军事人类学化”的历史由来已久。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风起云涌的民族解放运动，开始一次次地冲击英国的殖民体系，使得大英帝国的殖民统治变得越来越艰难。在此情形下，英国政府迫切希望伴随着海外拓殖而产生的人类学能提出管理殖民地的有效办法，以维护其殖民统治。
1943年，美军给在伊拉克作战的士兵发了一个小册子，这个手册提供了伊拉克地理和历史速览，还有关于礼仪的小贴士:在伊拉克人餐桌上就餐时，要卷起右臂的袖子，用右手吃，哪怕你是左撇子。用左手吃饭被视为不礼貌。如果主人给你倒了第二杯咖啡，喝下它，以及第三杯。但是习惯上要谢绝第四杯。文字旁边配的漫画画了4杯咖啡，其中第四个杯子上面打了一个叉。美军将领感叹他们对这类知识的了解还不及60多年前。
人类学家站在什么样的立场非常重要，比如著名的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特一直处在现实分裂的矛盾中。“一种疏离感伴随着露丝·本尼迪克特的一生。她虽然最富同情心，十分善良，却总是给人一种出世的印象，甚至她的外表也有着一种超然的品质，既远离过去，又远离将来。”但她无法远离现实，“二战”期间她在战争情报办公室这一政府领导的情报机构中工作，1944年6月她受命用文化人类学家的技术研究日本，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帮助美军弄清日本投降后要不要保存天皇等问题。这项研究后来整理成了著名的《菊与刀》一书。她提供的答案是应该保存天皇制，这样日本民众会追随天皇接受投降。
事实是，人类学家常常成为国际政治中的工具。1964年，五角大楼制定了“卡米洛计划”（Camelot Project），派人类学家到海外研究如何在智利等国探测社会即将崩溃的迹象以防止发生内战。越南战争期间，中情局的民事行动和革命发展支持项目（CORDS）帮助美军确认越南共产党和他们的支持者。人类学家还曾经帮助泰国政府研究如何加强国民对泰王的效忠。■ 人类学家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