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猪肉涨价的经济动力

( 湖南湘潭响水乡青竹村月塘村组的村民丁四明，家里的母猪生了9只猪崽，现在她家一共有21只猪 )

“引子”：疫病

8月3日，湖南省版图中部偏东的湘江流域，距长沙仅40多公里，全国“养猪百强大市”湘潭气氛紧张。

气温近40摄氏度，长沙正遭遇50年一遇的大旱，这场干旱也影响到湘潭。长江今年的最大洪峰此刻正通过武汉，而在湘潭，一场抵抗“猪荒”的战役，也如同对洪水的抗争，紧张忙碌。

午休时分，湘潭市畜牧水产局总畜牧师吴买生靠在沙发椅上，习惯性嚼着槟榔，“你说怪不怪？去年夏天也是这么热的时候，农民的猪一片片死去，猪肉送人都不敢要”。吴买生和同事们四处求人，让农民把病死猪捞上来按科学方法填埋，处理一只还得付给农民20块钱辛苦费。“那时候猪价最贱，受损的农民哭天喊地。谁能料到，一年后的今天，猪肉如此紧俏，我们要跟在农民屁股后边转，求他们赶紧多养猪呢。”

作为全国五大生猪生产的产业基地，湘潭市下辖5个县市区，其中又以湘潭县和湘乡市的生猪养殖最发达。全市农业人口人均出栏生猪2.8头，养猪占农业产值的58.3%。

( 近两年农民工劳动力价格升幅较大，致使进城务工者激增 )

这样一个养殖大市，行内人都有直观感觉——今年的猪明显少了。去年3、4月份猪肉价格跌到谷底时候，吴买生就隐隐担心，亏损的农民会大量杀母猪，“种田得有田地在，养猪得有母猪在，淘汰母猪说明行业开始不正常了”。而去年8月一场疫病，让原本低迷的养猪业雪上加霜。这种直观感受也反映在数据上，据湘潭市畜牧水产局统计资料，全市今年1～6月出栏肉猪比去年同期减少13.39%，存栏总量和存栏母猪数分别比去年同期减少12.84%和24.1%。

“出现‘猪荒’是因猪遭了灾，猪遭灾是因为得了病。”在养猪户的逻辑里，疫病成为多数人谈论这场灾难的起点。虽然从生猪养殖到肉价市场的形成链中，疫病只是难以预料的不稳定外来因素，但对于广大分散着的养殖户而言，意外一击往往构成致命一击。

( 8月7日，山东临沂马厂湖镇兽医站的工作人员为村民的生猪注射疫苗，帮助提高生猪的存栏率 )

在湘潭，从去年夏天始，染病的猪先是发高烧、皮肤发红、拉肚子，拉到走路都走不稳，很快变为呼吸困难，从发病到死亡，只一星期。在高温高湿的南方地区，母猪开始流产或生死胎。做了20多年畜牧工作的吴买生说:“这次比以往的疾病更可怕，因为它袭击了不同生长周期的猪，染病的母猪、大猪、仔猪接连死亡，生猪生产的结构被改变了。”湘潭农民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上亿元，最严重的一个猪场损失数百万元。当地农民泄气地说，原本指望养猪得到的利益都“喂到猪屁眼里去了”。

与湖南相邻的广东省是湘潭生猪的主要市场，湘潭地处公路交通枢纽，养殖密度大，流动频繁，防控动物疫病难度大，往往是一户发病，一片遭殃。这场最终被确定为“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的疫病，从去年5月首次在江西爆发，很快蔓延至湖南、广东、湖北、安徽、江浙等地。但它在各个省之间传播的路线，却很难说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防疫部门工作人员说，一旦确定某省爆发了疫情，全省养猪卖猪的人就都遭殃了。让行内人印象深刻的是，2005年四川爆发猪链球菌感染，猪肉外调大省四川的养猪业就几乎受到“灭顶之灾”。

( 在养猪大村青竹村，养猪是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

在全国猪肉市场大流通的今天，一旦某省或某市疾病信息爆出，等于给自己封锁了所有猪肉出售的路径。

今年5月，去年爆发过的蓝耳病再次侵袭，这次位于湘潭市区边缘的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未能幸免。5月14日，村里的科技副科长莫石奇听说3户村民家里爆发了蓝耳病，马上向村支书卢国良汇报。卢国良带着村干部下去了解，发现病情不止3家，有些农户不愿让人知道自家猪得病，希望还能卖个价钱。5月18日，卢国良将疫情上报到湘潭市畜牧局，第二天市里专家便下村子。经历去年的蓝耳病后，从上至下的应急相当高效，但仍然抵挡不住损失。仅就卢国良所在的月塘组，一共34户农户，29户人家养猪，24户爆发了蓝耳病。全村从5月14日到6月16日，共有2677头猪生病，死亡867头。损失最大的是养猪大户刘福泉和易建辉，刘家死掉了57头猪，易家则病死了116头，“两个大男人在家痛哭”。

记者8月初走访湘潭的好几个村庄，发现养猪户的警惕性极高，他们坚决不让外来人参观猪舍。农民们此时表现的原则性让人有些吃惊，他们对外来细菌的防范也从一个侧面流露了疫病带来的恐慌。“就连自己家的人，也是要消毒后换衣服换鞋子，才能进去的呢！”

猪价模糊的传导链

疫病流行，给了人们一种说得过去的解释，就像天气不好会导致粮食歉收一样，谁能杜绝坏天气呢？连续两年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流行，导致生猪存栏数下降，成为猪肉涨价的一个直观原因。但从更深层的经济分析，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天气、瘟疫等因素虽然也影响粮食和猪肉价格，但这些供给方面的扰动可能是一次性的，对价格趋势的影响更多属于随机的扰动项。猪肉价格的变动是怎样传递的，在持续上扬的价格体系中，谁在推动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呢？

猪肉价格的异动，在基层与“猪”打交道的人有更为敏锐的触觉。湘潭市畜牧站站长周炯光说，按照过去20多年猪肉市场的规律，几乎每4年猪价就有一个高峰与低谷的轮回。大家记忆中比较近的年头里，2002年猪价极低，2004年行情到了一个高峰，瘦肉猪的生猪价格能卖到5.2元一斤，农民卖一头猪可以挣200～300元。2006年又到了低谷，仔猪价格更是跌得凶，不论大小一律15元一只，不到2005年高价时的1/10。中国肉类协会副会长陶一山把它归纳为，“农户养猪基本上赚两年亏一年”。今年猪价开始一路向上狂飙，多数养殖户的第一反应是，“这是对去年低价的一个补偿”。

进入6月，行内人感觉到这轮价格反弹得异常。吴买生记得，猪肉市场价每斤涨到八九元的时候，“长沙、湘潭的媒体天天采访，问我的都是同样三个问题:猪肉价格还会不会涨？什么时候回落？生猪的存栏量是多少？”7月初猪肉突破每斤12元，吴买生开始直接接到市领导电话。于是他改变了习惯，每天出门上班第一件事，先上菜市场问问，今天猪肉什么价？刚问完，市领导的电话就追过来了。8月3日这天，湘潭的猪肉卖到每斤15元，长沙卖到16元。吴买生说，“这是在老百姓减少猪肉消费前提下的现有行情，如果大家还像以前那样吃肉，肉价早就突破20元一斤了”。

在肉价引起广泛关注后，一场场追溯猪肉涨价根源的讨论开始了。湘潭市不少机关的工作人员，最近的重点工作是下农村，劝村民们多养猪。村民养猪的意愿，似乎成为人们能不能吃到低价猪肉的原因。

湘潭市板塘乡摇泉村45岁的戴政洪，正在家门口和邻居干着简单的木匠活，高企的猪价看上去和他没有关系，养猪显然不是他今年的重点。戴政洪从1994年开始养猪，因为不愿意出去打工，种菜卖菜成为他的固定收入来源。待到2004年、2005年生猪行情非常看好时，戴政洪的养殖规模也曾达到最高峰，猪舍里有了七八十头猪。但是去年蓝耳病，一些养到100多斤即将出栏的猪病死，加上猪肉价格非常低，他杀了一些猪，血本无归，猪圈里一下子只剩下30多头。多数养殖户如戴政洪一样，行情好的时候马上扩大规模养猪，可是一旦猪多了，价格急跌;看到跌价，农户们又开始杀猪或弃养，猪肉又因为紧缺而涨价。戴政洪有些愁眉苦脸，他对记者说，“我们好像永远赶不上这个趟”。

湘潭县响水乡青竹村的莫石洪则要顺利得多。34岁的他从1997年开始养猪，刚开始只有两头母猪，2002年累积到100多头规模，今年达到500多头，成为青竹村的养猪第一大户。莫石洪的理论很简单，在经历1998年、2002年两个低谷期后，他发现养猪的行情即使再不好，“当年只有一两个月亏本，挺过去就好了”。所以莫石洪一直没有缩减规模，猪越养越好。

在经济学家的眼里，莫石洪显然比戴政洪高明得多。戴政洪看到的总是眼下的猪价，而忽略了生猪养殖6个月的生长期，没看到价格变化的规律。当然，莫石洪家的经济基础更好，对风险的抵御能力也更强。当养猪户每一年亏损或赢利的时候，他们的意愿决定了生猪存栏数量的变化，而他们的意愿又根据什么呢？有的农户看看隔壁邻居的猪圈，决定今年自己的投入。有些根据自己当年的经济状况决定，有些也开始对市场规律做预测。光大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对这种预期做分析，农户在观察到价格变动后，形成了通货膨胀预期，这导致农户存粮（以及存栏生猪）意愿的变化，从而进一步影响了粮食和猪肉价格。

在高善文看来，猪肉涨价并不是一轮涨价的启动因素，反而是经济制造部门和服务部门的价格变化，决定了粮食和猪肉等农产品的价格走势。这种传播渠道包括饲料、化肥在内的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变化引发种粮和养猪成本变动，影响了粮食和猪肉的价格。

高善文认为，2004年底到2006年初，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工业增长率开始下降，带动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不断回落。由于中国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在此期间的回落，包括粮食、猪肉在内的食品类价格指数也开始同步下降。猪肉价格下降挫伤了农户养猪的积极性，生猪的存栏数出现下降。2006年初全球经济体的工业增长率开始回升，一个季度后，中国的生产资料价格指数止跌回升，大约与此同步，猪肉和粮食等的价格也开始上升。伴随猪肉价格的上升，生猪存栏数问题开始逐步暴露，并在今年5月引起了广泛注意。

但是由于中国缺乏指数化债券等金融工具和发达的金融市场，公众的通货膨胀预期及其变化是无法直接观察的。在自发而散乱的市场关系中，养猪农民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变得难以掌握。上至国家相关部门，下到养殖户，因而很难对市场做准确预期。猪肉行业仍然在几年循环一次高峰低谷的状况中徘徊，只是这次肉价的反弹，在综合多种因素后，变得异常。

青竹村养猪的成本核算

具体到每个单独的农户，决定每一年养猪投入的，是自家的一本小经济账。卢国良是湖南一个普通村子的村支书，却因为对农村新经济模式的尝试和研究名声不小。记者见到他时，卢国良正在解决村里的抗旱问题，从湘潭市东北郊沿着仅有的一条水泥路走进深处的村庄，两边青油油的水稻刚插进不久。但是今年的大旱使晚稻只插了往年的30%，不少田地干旱得种不下稻子。

1999～2000年湘潭市畜牧水产局在响水乡青竹村办生猪产业联系点，当时作为副村长的卢国良引进项目，遭遇2001年生猪大降价，“养一头猪亏50～80元，好多人来我家又哭又闹”。卢国良冥思苦想找原因，1999～2000年猪肉行情不错，农民每头猪能赚80～100元，等到农民因猪价低而亏损时，那些收购猪肉的中间贩子大肆压价压秤，仍然能赚不少钱。卢国良于是决定和村民们撇开中间商贩。2002年，他向当时的湘潭市畜牧水产局局长和农办主任联系，通过他们直接找收购和加工生猪的大公司，建立了“公司＋协会＋农户”的“青竹模式”。

1961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到上海青浦农村考察，写下了著名的《青浦农村调查》。在当时大跃进的背景下，他考察私养猪和公养猪的问题，发现私养猪比公养猪吃得饱、吃得好。当年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如今早已克服，但是在市场经济发展20多年后，完全放开的最底层养猪户意识到了另一种风险，开始自发寻求某种调控力量来解决困境。

现在的青竹村是一个由412户村民组成的行政单位，与周围村子比没有任何地理上的优势，耕地面积与种植小水果的面积相当，在1600～1800亩的范围内，池塘养鱼是部分村民的副业。从2002年起成立了生猪产业发展协会后，青竹村将原本小规模散养的农户集中起来，统一购销、统一引种、统一防疫、统一饲料。当把这个普通的村子作为一个调查对象时，它的养猪户结构在这几年发生了有趣的变化。

从2004年起，卢国良和村干部开始调研统计村子里的各种数据，“当时主要是想了解养猪的利益和村民外出务工的状况”。2004年全村412户里边有378户养猪，而经过接下来两年行情波动，如今只有228户养猪。有意思的发现是，3年时间里被淘汰的150户，养猪规模全部在8～50头之间，规模最小的2～8头的养殖户存活了下来，50头以上的越来越壮大。规模效应在青竹村不知不觉显现出来。

养2～8头猪的小户人家，并不需要专门的劳动力来喂猪，家里的剩饭剩菜和菜地里的青菜可以当食物，节省了不少饲料成本。而且青竹村沼气入户率88%，沼气池需要猪粪作为能源循环。对于8头猪以下的村民来说，他们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每年有几千元的卖猪赢利。

对于50头以上的养殖户而言，规模效应为他们节省了成本。按照青竹村算的一笔账，饲料价格、感染疫病的风险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成为农民养猪必须考虑的三大成本。饲料成本的增加在近几年来尤为明显。从更广泛的视野，全球商品从2002年进入牛市，几乎所有的资源型商品都进入快速上升。铁矿石、铜价、镍价、石油、大豆、玉米都在持续涨价，累计上涨的幅度超过100%。工业资源和农作物资源价格上涨逐渐传播到终端消费品中，从2006年初开始粮油价格普遍上涨。这种链条也早已传导到村子里的养殖户。以一头120公斤的猪为例，2004年饲料成本为580元，2007年上涨到958元。于是养一头120公斤的猪，所需饲料成本在3年内涨了378元。那些养殖规模50头以上的农户，可以自己配置优质低价的全价料，并且猪舍等硬件投资已经算入成本，消毒防疫也能节省耗费。

不过，养50头猪在卢国良这样有16年养殖经验的人看来，是一件很不划算的事。因为养50头或200头猪，所需都只是一个劳动力，也就是说，所花费劳动力成本是一样的。这两年农村劳动力的价格上涨非常显著，2004年一个农民工一天的价格为25元，2007年涨到60元一天。卢国良算了这样一笔账，养200头猪的人家，一年能出栏400头猪（猪的出栏周期为五六个月），如果每头猪给劳动力30元的工钱，那么这个劳动力一年能挣到1.2万元。可是对于养50头猪的人，一年出栏100头，劳动力只能赚到3000元。那么养猪的帮工显然愿意去给200头的大户打工，而不愿意让自己的劳动力闲置。当养猪规模达不到200头的时候，一个劳动力显得过剩，没有充分利用它的价值。

虽然形势紧张，拿着手里的《国务院关于促进生猪生产发展稳定市场供应的意见》，吴买生和同事们都相当欣喜，因为文件“实在、特别容易操作”，有些措施正是7月底农业部调查后的结果。新措施让农民兴奋，“国家按每头50元的补贴标准，对饲养能繁殖母猪的养殖户（场）给予补贴”、“国家建立能繁母猪保险制度”、“国庆两节猪肉供应，猪肉主销区省、直辖市及沿海大中城市要将地方储备充实到不低于当地居民7天消费量”。吴买生与同事这几天正忙着到村子里统计母猪数量和人工授精的情况。只是他还有一点担心:“文件非常好，却没有说明这些政策执行到什么时候？”吴买生希望应急措施成为长期措施，“不然过两年猪价又像坐电梯一样往下掉，结果还是会猪贱伤农啊。” 经济涨价猪肉追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