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就是多，大就是大

（文 / 何晏）

( “像素芭蕾剧”中庞大的皮诺曹 )

由马赛克引起的联想应该和潮湿、艳俗或者具体的功能有关，你很难想到一个像皮诺曹那样的童话人物——虽然这是在原料中加入金砂粉石并且闪烁着金子光泽的意大利Bisazza马赛克。据说泰国皇宫的整个屋顶都是用纯金Bisazza铺成的，去年，它还和宝马一起用14万块玻璃石装饰了4辆Mini车的表面并把自己送进了美术馆。

一个黑色脑袋、白色花纹身体的庞大匹诺曹坐在地板上，挂在他的长鼻子上的金色灯罩在前面飘来荡去，它的身边还有一些像是金色的抽象仙人掌或者童话世界的桌子那样的东西，这就是西班牙设计师海梅·海雍（Jaime Hayon）为Bisazza设计的“像素芭蕾剧”的场景。“我的目的是为了混淆艺术形式和工业的用途。”今年33岁的设计师说。如果说那些童话元素代表了他的个人宇宙哲学，那么这样一个奇特的场景装置本身是为了打破对马赛克的传统用法。

海梅·海雍一开始就不是那种只为解决功能问题的俗套工业设计师，他为Toy2R贡献的Onion Qee玩具像强迫症一样吸引那些御宅族（一般指热衷于动画、漫画及电脑游戏等次文化的人），尤其在日本。除了表情阴险的塑料小雕像，他还设计过绿色陶瓷的公鸡摇椅、白色陶瓷的仙人掌或者像外星肥猪一样的动物，他曾经说:“对我来说，这些东西不一定要大量生产，它们可以有功能，但也不一定非得有。”

庞然大物的皮诺曹不是最近唯一的设计巨人症患者，菲利普·斯塔克（Philippe Starck）的Kartell“花朵力量小姐”花瓶有1.64米高，英格·桑贝（Inga Sempé）的Luce Plan新吊灯的宽度可以从0.6米一直扩张到1.7米，这些新产品虽然还是拘谨的传统风格，但是尺寸上被野蛮地夸张了。荷兰设计师马赛尔·万德斯（Marcel Wanders）制造了一个古典装饰瓷钟的巨大塑料复制品，华而不实的伪巴洛克风格背后是对恶俗艺术的嘲讽。

纽约的Moss艺廊据说是现在世界上最好的设计商店，它的老板默里·莫斯（Murray Moss）从1994年开始推出新的年轻设计师并重新发现一些被遗忘的老产品。一般来说，轻率的设计观念和沉重的价格吊牌是Moss的特色，当然还有很好玩的感觉。Moss的一个新产品系列被他们自己描述为“一半是日常的家用品，一半是壮观的雕塑”，这些由抛光黄铜铸造的茶壶、煤箱、提灯等出自住在安特卫普的荷兰设计师组合Studio Job，而默里·莫斯最近还把Studio Job的一件橱柜以18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过路人。

( 这样的装置本身是为了打破对马赛克的传统用法 )

在现代设计中，装饰可能还是一个罪恶的单词，它通常意味着浅薄无聊。Studio Job极端风格的表现主义作品确实属于欧洲装饰艺术的传统，收藏家们对它们的偏好可能和对装饰艺术兴趣的重新复兴有关系，而且它们丰富的符号象征又和当代艺术矫揉造作的风气很合拍。其实，最先以繁复反叛简约的是时装设计师们，像那些出自亚历山大·麦克奎恩或者约翰·加里亚诺的服装丰富的色彩、放纵的式样和颓废古怪的风格，然后家居设计也开始从极简主义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了。

那些看上去很失去理智的超大尺寸设计并不是家具商和设计师们一时的头脑发热，它的背后也许存在着一种商业逻辑，或者说这是欧洲家具商的自我保护手段。一方面，他们富有的客户对千篇一律的全球化产品感到厌倦，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对付来自中国等国家在大众市场的竞争。壮观的、无用的物品可以作为一项视觉声明出现在酒店大堂或者办公楼大厅里，也可以作为“设计艺术品”卖给艺术商人和人数不断增长的当代设计收藏家们，而收藏家们已经在开始为出自马克·纽森、扎哈·哈迪德等人的限量版家具大把花钱。

( 海梅·海雍一开始就不是只解决功能问题的俗套设计师 )

不切实际的超大比例物品也会变成坏的艺术和无用的设计，不过关于尺寸潜在逻辑好像总是“大的意味着更好”，大也是趋向等同于更有力量、更奢华和更昂贵，虽然这听上去有点庸俗。有时候一件物品的尺寸和形状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直接的，这种衡量日常物品价值的观念即使100多年也没有多大的变化。

除了尺寸上的大，还有数字上的多。海梅·海雍也曾为西班牙家具商B.D.设计过一个“表演时间”的家具系列，是从传统的米高梅音乐剧获得的想法。就好像意大利建筑师盖塔诺·佩西（Gaetano Pesce）的“百老汇”系列椅子不惜用了八九条椅子腿，“表演时间”中有一个样式简单的涂漆餐具柜，每个都随随便便地装了一些不同的桌腿，字母式的、东方式的、巴洛克式的或者海雍自己发明的式样。购买者可以自己选择装上6个同样的桌腿，也可以是几十个完全不同的。设计师曾解释说:“我可能没有钱买5个桌子，所以我想做一张桌子，它同时也是5张桌子。很难表达这是什么风格，就像在拉斯维加斯所有的风格都可以变成演出，我喜欢这样的游戏。”

( 这个餐具柜的桌腿体现了数字上的多 )

在设计上，刻意的多或者少都可以达到引人注目的目的。当复杂的技术让产品变得越来越复杂，一些更简约的东西就会脱颖而出。即使这样，简单和复杂还是彼此需要的，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约翰·前田（John Maeda）教授在他的《简单法则》（The Law of Simplicity）这本书中也承认，不能仅仅为了简单而简单，他的第9条法则是“接受这样的事实，有些东西永远不能被简单地制造”。

将日常可见的平凡物品以不同的方式组合排列后，呈现出完全不同的外观和内涵，这也是近几年被用得很多的设计手法。Droog在1993年推出的“85吊灯”，总共85个光裸的灯泡捆在一起，上面还留上一撮白色的塑料线头。这是百分之百的形式追随功能的设计，但背后的含义却不见得是“少就是多”所代表的精英主义趣味。以色列设计师隆·杰拉德（Ron Gilad）用“亲爱的英格”（Dear Ingo）表达对被称为“光的诗人”的德国设计师英格·默雷（Ingo Maurer）的致意，他把16个黑色工作台灯捆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像蜘蛛一样有点邪恶的吊灯。但是，这些平民主义意趣的反叛产品被生产之后，昂贵的价格却只有非平民才负担得起了。

( 红色陶瓷香槟桶的大也是为了表现品牌的狂妄 ) 就是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