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时代的富人秀

( “波士堂”节目录制现场 )

“快点，再快点！”一个大个子跳上舞台，大声催促DJ加快音乐节奏，随后双目紧闭，身体随着音乐的节奏扭动——这是他自创的“现代舞”。接着，又一位大个子双脚分开，吸一口气，将60斤重的石锁从左手快速换到右手，身体重心向下，再从右手快速换到左手，反复四次。再接下来，数位男女各出奇谋，或讲段子，或秀才艺。

怎么看，都觉得像是“超级女声”或者“快乐男声”的海选现场。可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商界人士——跳舞的男人叫章苏阳，是IDG投资集团的副总裁;耍石锁的大哥是严介和，在财经界自称“没有原罪”的富豪。诸位男女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贵。

“能够到这儿来的老板谁不贵，便宜的也是一二十个亿。”孙虹钢说。他是“华声在线”的总编辑、高级管理顾问，也是东方卫视财经节目“波士堂”的“观察员”。这个“这儿”，指的正是“波士堂”节目的周年庆现场，而这些人都是参加过“波士堂”节目的嘉宾。

制片人杨晖给这个节目下的定义是:“有人说它是娱乐秀，有人说它是真人秀，我说它是真正的脱口秀。”而名字之所以叫做“波士堂”，则有“带老板过堂，三堂会审”的意思。两者都在强调节目的娱乐性。杨晖说:“我们就是要挖掘企业家的娱乐价值。”

演播室的布置很娱乐。演播室的主色调是蓝色，但不是一般财经节目喜欢用的平稳灰蓝或者深蓝，杨晖要求这种蓝是“海蓝色，很透的那种”。海蓝上面点缀着红，黄，很鲜艳，嘉宾坐的位置，是大红的沙发，杨晖说:“这个场景绝对不是一档财经节目的舞美，我已经在调子上面，在色彩上面传达一个放松。我们是在颠覆中国传统的财经节目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没有哪个财经节目用了很多的摇臂，那个镜头在流动，用那么多，像MV一样。”

( “波士堂”嘉宾:诺基亚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总裁赵科林 )

对嘉宾要求也很娱乐。分众传媒CEO江南春上节目之前只有西装，为了上节目才去买了休闲裤子和球鞋。他刚刚坐到沙发上，杨晖就上来帮他把衬衫的第一粒扣子解开。“他们都笑我每次都要把他们的扣子亲自解开。我说你穿西装舒服吗，解放吧。我就觉得这时候，他找不到他那样说话的道具了。”杨晖说。老板们不但找不到像平时一样说话的道具，也找不到机会。“波士堂”节目不要求他们宣道，只要求他们秀才艺。章苏阳上节目时吹的是长笛，宋柯上台前本来想秀书法，后来觉得没有恢复小时候的水平，只好放弃了。但要秀的最大才艺则是智慧和性格——每个嘉宾面前一溜儿坐了三个观察员，两男一女。杨晖对观察员的描述是:“他们很锐利，目光很犀利，简直就不知道他们要干吗，就觉得很怵那些人。”

孙虹钢也是节目的观察员，他对观察员的责任概括就是“逼供”:“两个男的，一个是捧人的，一个是砸人的。中间那个女的，穿着低胸衣服，起一个调和的作用。”问题不是蜻蜓点水，而是最有争议性的。美斯特邦威的老总做节目时，在现场说自己的目标是要做民族品牌，孙虹钢就问他，为什么走民族品牌却起这么个洋名字？做房地产的冯仑来做节目，观察员不提他任何辉煌业绩，偏偏问他那些失败的案例。有时甚至事关绯闻，比如宋柯上节目的时候，就直接面临过被逼问和某女演员的绯闻的尴尬时刻。

( “波士堂”嘉宾: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

“其他的节目基本上就是讲经营理念，商业模式，当然也会夹杂一些你个人的经历。但是这节目还是要秀。”宋柯说。宋柯后来在北京台参加了一档叫“名人堂”的节目，在节目里，他又一次发现，这次又没有机会讲经营理念，于是他一边说着钻石王老五的事，很冤枉地问:“这不是一财经节目吗？”比起“波士堂”，“名人堂”的口号更张扬:“脱掉面具，脱掉功名，脱掉繁忙，脱掉欲望，‘名人堂’脱、脱、脱、脱、脱口秀……”一个风潮似乎已经成型，财经节目不再承担商学院的功能，而越来越像个秀场。在张蔚主持的“决策”，宋柯讨论的是网络音乐;在“商务时间”，他要回答“企业家，你幸福吗？”

“大家认为你挣钱了，你成功了，你是牛人，你给了广告费了，然后我们就拼命吹嘘，吹嘘他作为一个成功者，是怎么成功的。其实，讲来讲去，无非就是说这帮人怎么挣的钱，怎么发的财。”这是孙虹钢对以往的财经节目的概括。这种节目开始的时候确实满足了一部分高端的需求，但是逐渐地，“对话”、“艺术人生”都收视率下滑，业界认识到这种方式未必能收到好的传播效果:“有什么样的人会认为这些人真的是像他们说的那样靠什么温良恭俭让发财的呢？”

( “波士堂”嘉宾: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季克良 )

企业家的心态转变甚至更为迅速，杨晖观察到，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嘉宾因为这些秀的环节和观察员的提问而拂袖或者砸场子。2005年“超级女声”火爆，王石每场不漏，还到处向人推荐，说从“超女”看到了未来。2006年，在“波士堂”录完节目，王石对杨晖说，他感觉“非常愉悦”。他答应推荐其他企业家来，并愿意做观察员。杨晖把这种结果总结为节目态度的真诚:“我所有节目就是强调善意和客观。”观察员袁岳将之归结为老板们喜欢挑战:“你们请来这帮家伙，我能赢了他，他觉得自己心理上有那种得胜感，他觉得其他媒体搞的东西没意思。”

但在企业家自身看来，采取这样的态度却自有考虑。万通的老总冯仑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种难得的与公众沟通、树立企业人性化形象的机会，所以，对于那些“挑战性”的问题，冯仑从不回避:“我也是国内唯一在美国受过公关培训的CEO，学的就是怎么跟媒体聊天、沟通。这种提问很锻炼人，对公司也有好处，所以我从来不回避，不会说这个问题不能说。”

( “波士堂”嘉宾:搜狐CEO张朝阳 )

在冯仑看来，“波士堂”这类的财经节目，讨论的不是钱和钱的关系，而是钱和人的关系。而他更愿意谈钱和人，因为关于钱和钱的关系，“商学院的老师天天都在谈，谈得比我们好”。冯仑强调，他是个企业家，而不是买卖人:“企业家和买卖人是有区别的，就像艺术家和工匠是不一样的，工匠是做一样东西一定要卖钱，而艺术家他有时候不是这样的。”

在“波士堂”节目录制时，冯仑展示了他对军服和军械的爱好，他认为这是在树立一种形象:“军事这东西最让人感觉很硬，很男人，所以对公司不会有负面性，而且反映你老总的人性化。”

“名人堂”主持人路彬彬认为:“企业家已经完成原始积累，在追求一些精神的东西，愿意做意见领袖。”所以财经节目的娱乐化不但迎合了观众，也迎合了老板的“表演欲”。“比如张朝阳，他的理想其实就是做一个摇滚明星。”

杨晖则把这类节目的兴起总结为中国时代的变化:“1997年我创办‘新青年’的时候，这个人物志里头就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财经界的，一部分是文化界的，都是精英。”杨晖认为，1997年的电视观众需要精英:“在世纪之交的时候，人们心里是躁动的，他们需要精英引领他们走向另一个世纪。”而10年过去，观众的口味发生了变化，“他觉得你不要教化我，他不希望你摆出一副教化他的姿态。那我现在给你看‘新青年’，你一定接受不了，因为你会觉得它不是我内心的东西。那么现在你再看‘波士堂’，你会觉得它很个性，因为它很自我，它非常真实，它很放松。”同时，这10年间，商人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的位置和形象也在改变。正如宋柯所说:“从前中国人特喜欢说我是个儒商，喜欢往文化人那儿靠，我也是这样。但是现在我觉得一个纯粹的商人其实也是一个可以模仿的楷模人物。可以做科学家、工程师，可以做医生，也可以做商人。”

宋柯说，作为幕后人物，他参加各种“秀”，本来只是为了能亲身体验旗下艺人参加节目的心态。但是担任“超级女声”的经历却给了他不一样的感受。担任完“超级女声”的评委，宋柯发现，在社交场合，很多人见他第一面不再是掏名片，而是亲切地大声招呼:“宋柯，我老婆特别喜欢看‘超女’。”宋柯觉得，对于生意上的合作来说，这种亲切感“是个好事儿”:“只要跟这个行业比较相关的，或者不是特相关的，人家都会知道我。但我觉得这个对企业来讲，也是一把双刃剑，你要老是不靠谱，没准人就烦你，但还好我长得比较实诚。” 富人娱乐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