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多爱一天也不够

( 《充满奇想的一年》 )

琼·狄迪恩（Joan Didion）在70岁以前的生活可谓幸福之至，波澜不惊。尽管译著在我国出版不多，但她本人凭小说《愿赌服输》在上世纪70年代初就出了名，是美国的一线作家。她的丈夫约翰·格里高利·邓恩也是个优秀的作家和剧作家，俩人结婚40载，除了刚结婚前的几个月，约翰在《时代》周刊上了几天班，后来俩人都在家工作，几乎每天24小时在一起。一起在檀香山的酒店写作，坐飞机去700英里外的地方吃晚餐，互相朗读和修正彼此作品，著作数量稳定质量佳。他们共同编剧了芭芭拉·史翠珊主演的电影《一个明星的诞生》和罗伯特·雷德福主演的《因为你爱过我》，在好莱坞也占有一席之地。作为数一数二的作家家庭，在美国社会享有很高的地位，过着优游四方、往来无白丁的日子。琼·狄迪恩出生于一个开明的军人家庭，从小的家训是“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不受人打扰，也不去打扰他人”。她自己的父母都是在过了耄耋之年方过世，在70岁之前，死亡都是在她视线之外的。

“生活改变很快，生活瞬间改变。你坐下来吃晚饭，而你熟悉的生活结束了。”琼·狄迪恩在她的新书中写道。2003年的圣诞节，他们唯一的养女金塔娜因为一场流感引起全身感染生命危在旦夕。5天后，从医院探望女儿回来，丈夫约翰在吃晚饭时候心脏病发作，瞬间就去世了。来年春天金塔娜病愈出院，却最终未躲过死神袭击，在去洛杉矶疗养的路上摔倒，几个月后死于脑创伤。在如此无常的巨变中，琼·狄迪恩原有的关于死亡、疾病、幸运和霉运，关于精神正常的肤浅定义和生活本身的观念统统动摇了，她试图通过写作来理解这生活。《充满奇想的一年》写的是琼·狄迪恩在丈夫去世一年间的心路历程，穿插段段陈年往事。书出版后，获得了2005年美国国家图书奖的非虚构文学类大奖，被认为是哀悼文学的经典之作。

与我们以往所熟悉的名人遗孀的回忆录不同——因为悲哀导致的精神病理学上的认知缺陷，往往走上神化哀悼对象的路，忽略其缺点，放大其优点，沉浸在虚幻的甜蜜想象中。琼·狄迪恩对这种认识缺陷有清醒的意识，避开了评论哀悼对象的品质，避开了自以为是。她写道:“我是一名作家，对我来说，想象别人会怎么做怎么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但她在写作这第13本书时关掉了这个能力，“在我看来，仅在作品中想象他会怎么说是件卑鄙的事，将会违背他的本意。”在这本书中，我们无从知晓他们家在美国文化界的地位，丈夫是否是个优秀的作家，女儿是否聪慧孝顺。她直指悲哀的本质，通过对弗洛伊德、奥登、C.S.刘易斯等人的旁征博引，对自身经验的准确叙述，深入剖析了人为什么要哀悼和自怜。

1965年英国社会学家戈耶尔在他的《死亡、悲哀和哀悼》中说:“当代英国和美国存在一种倾向，就是‘将哀悼当成一种病态的自我放纵，丧亲者若能完全掩饰它们的悲哀，让外人一点都猜不出发生什么事情，便会得到社会的尊重’。”琼·狄迪恩的书是对这种态度的反抗和置疑。“在悲哀开始之前，我们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的。”她说一般人可能会预想到亲人的去世，但想不到那种悲哀会扫荡一切，带来无尽的孤寂、怅惘和虚空，包括信仰的丧失，之前一直所向披靡的人，会感到自己不再受上帝的恩宠。何以解忧？琼·狄迪恩让自己去想“太初之道，于今犹然，迨至亘远，绵延无终”。

拉丁文中有句话叫“carpe diem”，对现代西方人的思维形成重要影响，一般译做“及时行乐”。但它更深一层的意思说的是我们是凡人，凡人终有一死。“我们想忘却这终须一死的命运，却无法如愿。”狄迪恩写道，“悲哀之处正在于，当我们为损失掉的哀悼时，我们，无论贤愚贵贱，也是在为自己哀悼。”

( 琼·狄迪恩 )

她深入分析了“人为什么自怜”，但也绝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在结尾处，琼讲述了她和丈夫住在加州海滨时去洞穴游泳的故事，必须等潮水涨到一定时刻，他们才能游进那个洞穴，她总是犹豫不决，算错时间，而她的丈夫从来不会那样。“你必须感受潮水的变化，顺应变化。”

没有人眷顾麻雀，到头来，幸运和霉运是平均分布的，约翰告诉她。狄迪恩曾经说她很欣赏诺曼·梅勒在写作《刽子手之歌》时所用的那种平实的语调，而悲哀还是在她看似平实的语调中像雾一样弥漫开来。“我爱你，再多爱一天也不够。”出自一部罗宾汉电影里的台词，也是他们家的流行语。爸爸对病床上的女儿说，女儿拜祭爸爸时又说。狄迪恩自己没说一个“爱”字，我们却听到了她对家人绵延无尽的爱与呼唤。事实上，琼根本无法接受她丈夫去世的现实，她把写作看做是唯一的出口。冷静的叙述下，有她非常不冷静的精神波动，所以书的原名叫《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 1926年，琼·狄迪恩与丈夫和女儿在一起 )

《充满奇想的一年》一开始让人以为是一本写得很飞的小说。交流中，书的译者李继宏对书商擅自改动的这个书名不太满意:“Magical Thinking是一种精神病症状，指的是相信事物之间有一种超越物理和精神性的连接。比如想‘如果这朵花的花瓣是单数的，那么她就爱我’等等。我原来给翻译成‘幻念’，未必是完美的，但‘奇想’的意思就更远了。”琼在丈夫去世后，形成了很多强迫性的迷信观念。比如在家门口放着他的鞋，觉得这样他就会回来。拒绝让医生给金塔娜做气管切开术，觉得“这样她就能好起来，如果不做气管切开术，周末我们就会去旅行……”她们乘救援飞机从加州转院到纽约，经停堪萨斯时，琼·狄迪恩想的是“希望来一场龙卷风，把我们像多萝西一样卷走，我们就自由了”。

琼·狄迪恩另一个病态反应是，她特别的自疚精神使她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想如果她没如何如何，他们是不是还活着。书中她并没有写到女儿的去世，但在后来的谈话中她坦承，女儿去世后，她最初的反应是“难堪”，因为感觉自己像个传染源。她面对灾难的态度是直面灾难，比如查阅医学资料，但也对医生的治疗手段形成干预，这些努力没有拉近她和医院那些年轻医生的距离，却让她感到更加无助。

60年代初，从加州伯克利大学毕业后，琼·狄迪恩在《时尚》杂志短暂工作了几年，嫁给了约翰·邓恩，紧接着步入美国文坛，除了在小说剧作方面的成就，她还是新新闻主义的代表人物。传统的新闻报道要求客观中立，但在狄迪恩看来，每人都应该有立场，“所谓客观中立是不真实的，在新闻报道中加入个人的情感非常必要。如果读者不知道记者的立场，那么就谈不上对报道有什么信任”。60年代末她去了嬉皮士的圣地旧金山，写了名篇《向伯利恒匍匐》。一针见血地指出，嬉皮士生活在一种原子化的状态中，与外界社会缺乏联系，社会结构对他们来说不存在。与其说他们在反抗社会，不如说他们对社会完全无知。

<p "="">1976年，已经功成名就的狄迪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讲她为什么要写作:“我试图思考。我失败了。每当我试图思考黑格尔的辩证法，我总会发现自己心不在焉，只是看着窗外鲜花盛开的梨树，看着那梨花如何飘落在地板上。”独立自主的性格使得狄迪恩不愿以现成的抽象观念来理解生活，纯粹的抽象观念和纯粹的客体一样对她没有意义，在她看来，有意义的精神活动只能是个人对外在世界的直接反应。也就是说，作家只能写以自己为中心的外在世界。写作的本质就是将自己看待问题的方式、自己的观念以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读者。在《充满奇想的一年》中，她正是这么做的。 爱一天作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