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折意义的一年

施晨

政治学学者，辽宁阜新人，外交学院教授。出版有《迈斯特政治哲学研究》《枢纽》《破茧》《溢出》等。

Yi YiMagazine

施展

李筠

翟志勇

01 Yi 这一年你印象最深的事件是什么？

施展：印象深的事是局势的变化如此之快。我看这一年的时候，有时会有种错觉，就像《史记》里面提到秦汉之交，在短短的几年里，天命从秦转到陈胜，从陈胜流转到项羽，从项羽流转到刘邦，几乎是一年流转到一个方向。然后司马迁感叹，说天命之流转从未如此之快。过去这一年，各种局势变化的速度如此之快，在过去这么多年里是极其罕见的。很难说具体哪个事，但整体局势的变化速度给我印象最深。

李筠：元宇宙的爆发。无论是Roblox还是Meta，这些新的讲法不光能推动大家想象力的爆棚，还能带领或者推动一些技术的成熟，营造新的商业模式。但这其实并不是我最关心的问题，商人们自有动力去干这种无论是搞噱头还是干真活的事情，我最关心的是这样一种畅想，会把人类的未来带到何处去—这样的技术进步，各种猜想、各种推演、各种实验室的高科技，会带来什么样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会如何改变乃至重塑我们的公共生活和内心世界？这种讨论是必须的，因为技术并不会自动为我们解决公共生活和内心世界的问题，但是它改变了我们生活和工作的环境，我们在里边究竟应该如何自处，以及与他人相处，过上一个好的生活，仍然是我们作为人必须去面对的。

翟志勇：印象最深的是一个生活中的事件，我在9月去了阿拉善的月亮湖，它在沙漠里边，开沙漠车要半个多小时，我完全没想到在沙漠的腹地里边还会有那么大一片的湖泊，湖水还挺深，在离湖其实挺远的地方的沙丘上，我早晨去看日出，看到有小的植物在生长，突然感受到人类生命的那种坚韧和永恒。

02 Yi 印象最深的观点或者觉得比较有趣的观点是？

翟志勇：我前段时间看了本电子书《主权人》，一般讲主权国家，它直接讲一个主权的个人，我以前也在想一个问题，人的出生不由我们自己来决定，一旦出生了之后，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国家里边，因为生活在这里，我们就会被打上各种各样的标签。这本书里引了一句话，他说领土国家是一个包袱或者篮子，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融入其中，它很像经济学概念中的一揽子商品，你没有办法获取单个商品，你必须接受集体的套装。但这个描述并不是我觉得有趣的点，书中一个有趣的观点是说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有可能使得人不能说是脱离，但可以有选择性地来定义自己的身份。你可能远程为另外一个国家的另外一家公司工作，你的朋友你的社交也可能不限于这片土地，你的财富可能大部分在网络上。我们过去离不开土地，离不开国家，但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会创造出一个数字空间。这个数字空间里边会有各种新的存在。

李筠：印象最深的来自张笑宇，他在做一个大研究，核心的关切是如何根据产业的格局变迁来重新理解政治格局的变迁。产业在影响政治，政治当然也影响产业，通过把两者的关系做结构性梳理，我们会得出一幅非常有意思的人类文明史景观。比如现在大家都明显感觉到互联网产业是经济的核心了，这样一种核心产业，它需要的政治治理模式是什么样的？它和以工业为核心的老一代产业格局有什么样的关系，对老格局形成什么样的冲击？如今，即便是普通人也能明显感受到，以汽车和石油为代表的工业格局正在被翻篇，如果我们不理解产业和政治之间这种深刻的结构性关系，我们甚至都很难理解汽车和石油的时代是什么样的，它们怎么会被翻篇。

施展：说实话，从观点上来说，我没有看到给我留下特别深的印象。但像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他们的一些东西给我的印象很深，比如，对于人类未来的想象，对于前沿技术的不断探索。

03 Yi 过去的这一年，你是否修正了自己的什么观点？

施展：倒也没有修正，我只是在不断开拓新的视野。非得说修正的话，那就是我对于区块链、数字货币有了不同的理解。其实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修正，因为我之前也不了解，以为它仅仅是类似于庞氏骗局的泡沫。过去这一年，我花心思认真研究了一下它背后的意义，才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我认为它们意味着未来。区块链，当然我主要指公有链，公有链为人类提供了一种组织逻辑的全新可能性，是此前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我称之为“囚徒困境”的第三种解。

“囚徒困境”这个概念很有名，大家都知道它表明了人和人之间想合作有多么困难，人和人之间多么容易相互背叛。但正是因为能够开展大规模合作，人才能站到食物链的顶端。所以“囚徒困境”是内在于人性的，但是人又必须得找到办法破解它。怎么破？在过去只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靠反复多次博弈，可能考虑到对于长期收益的考量，就放弃短期收益，不再对抗了。但是反复多次博弈，是以小规模的熟人社会为前提。而大规模社会一定是陌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的很多交易都是一锤子买卖，在这种情况下，反复多次博弈的破法就失败了。陌生人社会里人们太容易相互背叛，而不是相互合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破解“囚徒困境”就得靠一个强力的第三方执行人—谁在合作中背叛了，第三方就严厉惩罚谁，让他觉得背叛不划算，于是他才会合作。现代社会是大规模陌生人社会，强力的第三方也就是国家。公有链提供了第三种可能性，分布式记账使它无法被篡改，同时这个账本可以供所有人查阅，于是基于分布式记账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可以在陌生人社会里实现熟人社会的效应。因为有分布式记账，那么我跟另外一个人的任何一个互动行为，都会被账本记录下来，而且分布式保存没法篡改，也没法擦除。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查阅我的行为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我背叛、欺骗别人一次，所有人都会看到。我也就别想再和其他人合作了，这和熟人社会中的效果一样。这是此前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种合作机制，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组织可能性，使得一种真正的分布式大规模自组织的合作成为可能。它会有巨大空间，真正影响未来。

李筠：我的观点修正一直比较慢，比较谨慎。但这一年我有一个大的改变，就是我基本接受了英格尔哈特教授提出的“后物质主义”世界观时代的来临。老教授的基本观点是：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物质之上的价值更加在乎，对于钱和权的成功没有那么看重，他们会对自己如何才能获得一种别有景观的小确幸生活，以及环保、平等等议题更加敏感。这些原来在我看来只是代际的观念差异，但我今年明显的感受是，以前的代际之间的观念差异，可能是5代人之间才完成更迭的。无论是“五四”的觉醒年代，还是西方再往前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时代，实际上都要经历几代人去改变老观念，但是现在几乎不到10年，两代人之间基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就已经明显拉开差距了。观念在代际之间会变，但在我们这个年头变得如此之快，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那么在这种巨变当中，我们就要非常重视年轻人世界观的蓬勃，观察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今年发现，好多年轻人无论在抖音、B站还是Meta、Twitter，都鲜明地表达出自己对老观念的直接冲撞，以前他们都是自己干自己的，你们老人爱玩什么跟我们没关系，而今年对抗性大大提高，他们冲着老观念来了。比如今年上映的电影《沙丘》，很多老人觉得没什么新鲜事，认为这部电影几乎就是一个中世纪故事的翻版，虽然飞船飞来飞去很先进，特效很炫目，但父系的光荣、母系的通灵、贵族之间的争斗、天赋异禀的主角，还有精彩的复仇，这些元素听上去没什么新鲜的。但年轻人不是像这样去理解《沙丘》的，他们认为这是一种二次元世界的自我实现，有没有老元素有什么关系吗？只要让我们畅快，表达了我们的爽点和渴望就可以了，拍电影也不是非要言之有据。

翟志勇：我之前感觉未来的世界可能是个多元主权的世界，特别是这种大的技术公司，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们会获取一定的主权，或者它们作为新的一种主权者呈现。也有一些朋友会质疑我这种观点，认为它们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个主权国家对吧？把网给你断了，人给你抓了。我之前没有特别好的观点去回应这种挑战，但是我今年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是非常轻率地认为国家和这些大巨头之间是对抗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我们在现实中感受到，比如说国家会加强对它们的监管，特别是我们在中国会感受到针对互联网公司的治理，那么美国也有对互联网公司的反垄断，欧盟会对互联网公司罚款，让我们有一种表面的感受就是国家跟公司之间一定是对立的，但是我今年想到它们之间其实不算是斗争或者是冲突，我觉得实际上是一种相互的竞争，它们其实也会有一种相互的合作。未来非常大一个可能性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合作，这种合作就是彼此能够在竞争中达成一种妥协。其结果实际上对于很多的小国家来讲，是它们在全球范围内的存在感或者它们的价值，会被严重削弱，因为它们没有技术，没有足够的资本和权力，未来在一个多元的主权体系内，小的国家的存在感，它的意义可能未必赶得上大的公司，因为它不掌控着技术，不掌控着未来的数字。

李筠

李筠，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著有《论西方中世纪王权观》，译有《流动中的民主政体》。

04 Yi 如果把时间线拉长04 ，你觉得疫情这两年是标志性的有转折意义的两年吗？

施展：我觉得是，只不过根本上来说不是因为疫情。疫情只是让之前积累的很多矛盾加速爆发、释放了出来。疫情是个加速器，我们看历史的话，比如几次世界大战，也都是此前积累了很久矛盾。当然，疫情没有到那么强的程度，但这几年世界秩序有很严重的失衡，然后通过疫情这种失衡集中爆发了出来。

李筠：我倾向于认为2020年以来是具有转折性的两年，这是一个多方力量耦合的结果。新冠疫情开启了人类进入现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考，这场大考甚至是“二战”都不能与之相比的。工业革命以来，我们进入了现代社会，而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在不断展露和发酵，这些问题被新冠病毒集成到了一起，逼迫我们集中反思和解决人类三百年来高歌猛进的内在缺陷。比如说工业经济使我们前所未有的富裕，物质过剩了，那人的劳动和生计该怎么办？基于工业的强组织模式形成的公共治理基本模式，在互联网时代如何避免失效？工业时代所倡导的奋斗、自律、积极等价值观，已经受到了躺平、小清新、小确幸的普遍挑战，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价值？这些问题实际上是工业时代以来一直存在的，并在不断扩大，只是到了这两年被新冠病毒集成到了一起，它把问题鲜明地挑在面上，我们再也无法拖延或回避关于这些问题的反思和解答了，我们必须正视现代文明的出路，这是一个根本问题。

翟志勇：我觉得是。这两年是我们过往没有的一个经历，但这两年不仅仅有疫情，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发展，比如技术的发展，有时是因为疫情的出现，使得某一种技术的应用得到了一个特别大的推广，比如人脸识别技术，比如各种各样的行程码，这类技术过去存不存在？过去已经存在了，只不过没有一个特别的场景落地，比如为什么原宇宙的概念会在今年突然火起来？因为过去的两年人们在线上办公，人们发现原来我不去现场也是可以解决问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影响它不会说随着疫情结束就不存在了，影响一旦开启了，实际上技术会往这个方向开足马力去拓展。

05 Yi “中国崛起”这个话题令我们之外的世界有比较重的抗拒感，西方媒体也有一些固定标签，类似“威权”“专制”“邪恶”，中国互联网上对这些的态度也很激烈，“相互对抗”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的主题吗？普通人将会面临什么？我们是否生活在失控的风险中？

施展：对，至少未来若干年内都有可能处在这种对抗性状态中。对普通人来说，倒未必有太直接的影响，除非这种对抗严重影响到经济。有可能的一个结果是对抗导致相互不信任，然后中国企业走出去、外资进来等等这些问题会遇到一些障碍。这种障碍可能会导致经济会遇到一些麻烦，对普通人的生活的影响大概更多也就是在这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