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牛到慢牛

世界上最“牛”在哪里？本以为凭借三四倍的涨幅，内地市场一定独占鳌头，及至在雅虎网的财经频道上搜索，才发现大谬不然。

最“牛”的当属印尼股市，雅加达综合指数2003年起涨，现在已经六七倍，印度的孟买30种股票综合股价指数也超过了5倍，连欧洲成熟市场也有奇迹，奥地利股市也近5倍。以上三国的股票，基本上是2003到2004年起涨，如果再向前追溯，还有更“牛”的市场，埃及的CMA指数1998年还只有326点，现在已经是2700点;英国《金融时报》100指数13年前还只有1000点，现在接近了7000点，并且，近几年的上涨不过是恢复性上涨，该指数2000年的时候就曾经达到了现在的高度。

炒股票，风物长宜放眼量。看到全球范围内股市多是慢牛式上涨，长期积累了惊人的幅度，你就不会因为一时的股指变化动摇了长期投资的信心。

但沪深股市显然又和海外市场有着明显不同。海外市场的牛市基本上是慢牛，印尼市场的牛市开始于2002年下半年，牛市基本以每一年半1倍的幅度上涨，所有用于参照的股市中，这已经是神速，而我们市场的速度是一年1倍。当然也有比我们还神速的阶段，比如印度股市在2003年5月开始上涨，七八个月时间价格就上涨了近1倍，随后才开始了缓慢但坚定的慢牛爬升，现在已经14000点，其间两次修正上行速率，两次比较大的调整，夯实了上涨基础。印尼也是如此，最初是持续一年的急促的上升，随后就转入缓升中。

各国股市的行情变动速度都由其背后的基本经济因素决定，印度是执政党更替，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印度尼西亚则是最后一个走出亚洲金融危机的国家，因而股市的上升有了后起直追的爆发力。这些催化因素似乎都可以和沪深股市的全流通改革相提并论，甚至沪深股市的制度变革带来的潜力有过之而无不及。剩下的，就是要讨论在一个新的市场环境下，沪深股市的潜力问题。

沪深股市两年内翻两番的上涨，只有在和我们一样“赌性”的我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的市场中能找到，有香港的财经人士曾经把内地经济状况和香港上世纪70年代做类比，相似处都在于正是从制造为主的工业社会形态向着消费为主的后工业社会形态转型，28年的改革开放下，新一代的教育水平远高于上一代，年轻一代纷纷入行工作，职业结构也从打工为主转向专业职位为主，从而带动收入成长，也带动理财需求。如果以年均增长8%，人均收入由2005年的8575人民币上升到2025年27177元人民币计量，内地中产阶级人数进入高增长期，同期，消费占GDP百分比将由2005年的37%上升到2025年的45%，从而完成消费社会的转型，而一个消费拉动的社会正是一个资产证券化的社会。　　

不妨看看香港地区上世纪70年代的市场。香港股市1968年到1973年间曾有过异乎寻常的上涨，股指从不足百点上升到1800点，上涨过程中几乎没有过像样的调整，1973年3月，恒生指数股票的市盈率最高炒到68倍，随后的石油危机和全球经济衰退使股价跌去90%，市盈率跌到了6.5倍。那次下跌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随后的恒生指数震荡上升，衰退期很少有下跌50%的情形，而一个上涨周期能持续十余年，几十倍地上涨。香港市场早期因“走得太快”而摔跤的情况只此一次，随后投机者汲取了教训，就是慢牛式上涨了。

我国台湾的“快牛”更是一种极端状况，台湾自有股票市场后，用了25年时间，到1986年台湾加权指数才越过1000点。但从此开始，股指便出现了全球罕见的加速屡创新高的牛市行情。在不到9个月里，指数跃上2000点，随后的2个月内，指数接连突破3000点和4000点。虽然1987年全球股灾也同样重创台股，但在1988年6月，台指就反弹突破5000点大关，7月突破6000点，8月涨至8000点。几经起落，加权指数最终于1990年1月创出了12495点的历史最高点。随后便是慢慢熊途，至今没有突破。当时台湾上市公司数量不到200家，日均交易量却从牛市开始时的不足1000万美元飙升至最高时的56亿美元，单日最高成交量纪录为76亿美元，是当时纽约交易所和东京交易所交易量的总和。活跃交易账户从牛市开始的60万激增至460万，每个家庭都在参与股市狂欢。

快牛到慢牛的转换，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印度经济虽没有我们的规模，甚至档次也次之，但资本市场远为开放，因而有类似成熟市场的走势。我们牛劲十足，却不免为走得太快付出代价。 慢牛快牛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