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民都爱大闷锅

( 4月2日，凤飞飞（前左三）做客《全民大闷锅》 )

“全民大闷锅”很特别，别家综艺节目都在拼命请各界名人做嘉宾，“全民大闷锅”用自己的演员来扮演这些名人做出镜嘉宾，并且都给他们另起他名:陈水扁在这里化身陈水匾;连战变为连站;李敖的“敖”下加了四点水，变成“李熬”。“全民大闷锅”也没有主持人，所有出镜的人都是主持人。总之，它不太像一档电视节目，倒像是一部日日上演的情景喜剧，剧情都来自本日新鲜出炉的新闻，而且绝对现场直播。

“只要看节目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郭子乾说。“台湾高峰会”节目主持人周玉蔻白天刚刚被停掉，晚上穿着大披肩的“周玉扣”就出现在节目里，妩媚地对大家摆手:“我是扣扣周玉扣，现在看我的节目不容易了，你们只能听广播，要看我主持的节目只能看这台了。”白天话题女王许纯美让小男友打得破相，晚上节目里“陈水匾”为了感谢“许纯镁阿镁”闹事把民生寓所的媒体都骗走，让女婿终可出门透气，要力挺“阿镁”竞选台北“市长”，还准备了吉普车和枪手让“阿镁”——“投票日前拜票中弹、隔天笃定当选！”

“全民大闷锅”里模仿讽刺的名人，从台湾小报的三版女郎到娱乐明星、政治名人，自2005年开播以来，一个也没有少。当然“全民大闷锅”并不是一降生就风华正茂，最初的时候，制作人王伟忠要做的，是一档非常严肃的高端政论节目，同时请观众打电话来讲出自己的想法，叫做“全民开讲”。“结果做了几期后发现，什么都谈不出来。政治人物都不愿意讲心里的真实想法，而且一次节目做下来，每个人平均只能讲8分钟。这8分钟里，你指望他们能讲出什么有营养的东西？”郭子乾说。

于是2002年10月，王伟忠决定，拿自己一手创办的“全民开讲”开涮，搞一个“全民乱讲”。“乱讲”和“开讲”在节目形态上保持高度一致:每晚21点开播，接受观众电话，“乱讲”主持人郭子乾化名“郭陶”模仿“开讲”主持人李涛，其他演员模仿政治人物或评论家，就当天社会热点话题展开讨论。

“乱讲”刚开播时，模仿政治人物的做法一度引起政治人物不满。郭子乾在2002年模仿当时的台北“县长”苏贞昌，苏贞昌在担任台北“县长”任内，相当重视个人形象与政绩营造，但他头发少、光头亮。于是郭子乾以沙哑的嗓音及相当大的肢体动作，创造出“冲！冲！冲！”的口头禅，并塑造了“电火球”的形象（台语“电灯泡”，秃头的谐意）。郭子乾版“苏真昌”在“全民乱讲”里几乎不谈政治观点，只是给家庭妇女传授生活常识，结果他的“电火球智能王”成为“乱讲”里收视率最高的单元。苏贞昌2002年公开批评郭子乾对自己的模仿:“根本不像我嘛！脸型不像，说话也不像！”但苏后来发现，郭子乾的模仿竟然让他的亲民程度大增，于是不再批评了，公开表达希望经常和郭子乾一起参加活动，拉着郭子乾的手一起喊:冲！冲！冲！

( 2006年4月17日，《全民大闷锅》为莫文蔚征选“荧幕情侣” )

2005年1月，“全民乱讲”正式更名为“全民大闷锅”。之所以改为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全台湾都笼罩在‘闷’的气氛里，又不知道该怎么冲破这种气氛”。郭子乾说。詹仁雄是“乱讲”的策划人，他提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当时陈水扁因为“两颗子弹”当选，政坛一片混乱，“政治人物的真实表现比演员还夸张”，所以电视模仿节目一度失去了吸引力。2004年6月，“乱讲”开播1年零8个月后，不得不宣告暂时停播。

时政模仿秀真正红火，是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当时是李登辉主政后期，政治改革后继无力，经济逐渐走下坡路，人民对政治人物非常不信任，更已不复以往的崇敬与期待。于是很多综艺节目借着表演手法将政治人物进行综艺化和丑化。”郭子乾说。

由侯冠群模仿李登辉的“主席有约”是其中的开创者。一头花白头发、加上一口台湾国语，侯冠群扮演李登辉，号称“李祖惜”，一下子红透半边天，他每场晚会的表演价码一度高到新台币百万元以上，晚约了还排不到号。于是模仿秀突然成为各电视台争取观众的法宝。

但最成功的模仿艺人，还是出演过《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已经身故的倪敏然。倪敏然成名甚早，号称台湾综艺界的“祖师爷”，但早早离开舞台后，沉寂十几年，差不多被观众忘记。不料，竟靠“搞笑VERYMUCH”，再次成为各界瞩目焦点。

当时陈水扁突然宣布停建核能第四电厂，台湾经济出现停滞、倒退，引发百姓高度不满。这时，号称台湾商界艾科卡的前“经济部长”林信义为平息民怨，拍了一个倡导民进党经济政策的形象广告，广告中，林信义走在“台大”附近，脸上流下汗水，不但为停建“核四”的政策辩护，并且说自己“欢喜做、甘愿受”，立刻成为轰动台湾的名言。倪敏然当时本来正为一出相声舞台剧宣传大伤脑筋，林信义广告出来，他立刻照章拍了一个广告“相声救国篇”，不但把林信义的肢体动作与口吻学得惟妙惟肖，还特地把脸全部涂白，刻意装出汗水的痕迹，把林信义取笑到极点。被取笑的林信义从此摆脱不了“欢喜做、甘愿受”的阴影，声望一落千丈。

和所有台湾综艺节目一样，“全民大闷锅”同样面对着巨大的竞争压力。

台湾综艺节目的同质化竞争非常剧烈。薛志正也是“全民大闷锅”的演员，他对台湾综艺节目的描述是:“每当一个新节目出来，一个月内就会有三到四档模仿的类型出现。”在“全民大闷锅”之前，“主席有约”之后，由于这种恶性竞争，已经有“搞笑 VERYMUCH”、“新闻对对碰”和“政治好好玩”等相继停播。

在这样的压力下，“全民大闷锅”所有成员都在全速运转。“全民大闷锅”每天都要模仿十来个人物，但常驻演员并不超过5个。郭子乾两年来扮演的人物超过200个，被称为“橡皮脸”。这两年来，他从未休息过。为了保证节目对时事的快速反应，全部节目都是现场直播，演员每天下午就来到演播室，手里拿到的只有大纲，具体细节全靠自己的积累和发挥。王伟忠加在每个演员身上的压力也是他们的噩梦。薛志正说，有一次王伟忠在演播室里大发脾气，竟然逼得一个演员下跪道歉。紧接着怒火转向郭子乾，郭子乾被逼无奈，说出了一句:“我是个好人。”从此引为业界经典。而薛志正在这样的压力下，做了几个月节目后，觉得“脑子里被消耗得空空的”，就离开了“全民大闷锅”。

同时，薛志正说，大家现在提起“全民大闷锅”，都津津乐道于被模仿的政治人物怎样不怒反乐，但其实怒的也不少。从前“主席有约”播出时，一度引起李登辉不快，要求节目停播。“全民大闷锅”能够走到现在，也和它在分寸上的把握不无关系。

“以前台湾主持人的攻击性太强，把嘉宾攻击得体无完肤。”郭子乾说。台湾综艺节目一度有“挖苦人”的传统。胡瓜当年在“连环泡”中主持“老实树”单元，邀请各类明星到现场面对面访谈，只要明星的说辞稍加掩饰，胡瓜身旁的“老实树”便会随之倒下，借此嘲讽艺人说谎，这种风格让胡瓜正式成为综艺“一哥”。后来的主持人纷纷效法这种风格，愈演愈烈，甚至发展到当场侮辱嘉宾。“全民大闷锅”对尺度的把握则是“漫画化，而不是丑化”。这也是它能在众多模仿节目中胜出的原因。郭子乾举例说，比如一档模仿“全民大闷锅”的节目模仿蔡康永，蔡康永的特色是肩膀上永远落一只鸟儿，这档节目可能会丑化他，在肩膀上落一堆鸟粪，但是“全民大闷锅”永远不会这样做。郭子乾说，“全民大闷锅”对人物的尺度是卡通化，有嘲讽，但是不讲肚脐三寸以下，不侮辱人，只是夸张出这个人的言行特点，以达到“让观众笑，也让被模仿的本尊笑”。

能够把尺度把握得适当，关键还在于艺人的功力。台湾综艺节目一向有从剧场界挖掘演员的传统，因为剧场演员对现场的反应速度，对观众情绪的把握都是其他演员无法相比的。“全民大闷锅”的演员主体都来自于有20年演剧传统的屏风剧团，在台湾，这个剧团的知名度仅次于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所以郭子乾可以很自信目前“全民大闷锅”的水平暂时其他节目无法超越。但是像每一个综艺界人一样，“全民大闷锅”的演员也不知道，有一天，大众对“模仿秀”厌倦后，他们会怎样。所以郭子乾开玩笑说，他已经想好，有一天，报纸上会登出大字标题:“模仿明星何去从。” 综艺台湾王伟忠演员全民都爱爱大闷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