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天明与 《扬帆万里》 ——一个70年代话剧样本

( 陆天明 )

陆天明的《扬帆万里》是最早描写知青生活的文艺作品之一，早于梁晓声、陆天明的妹妹陆星儿等人的知青文学。陆天明说，那个阶段的文学创作也曾一度“繁荣”过，刘心武在那时期写过剧本《铁肩谱》、贾平凹在那时期也写过散文，只是没有被发掘。70年代文学戏剧界冒出来的新人有李珍、段瑞夏等。

1964年，年仅21岁、在上海每月已经领取19元生活津贴的街道团干部陆天明被派去动员街道青年到“广阔天地”里“建设边疆保卫边疆”。那时他最爱看的书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学习书中革命斗士，磨炼自己意志也是他的人生追求之一。本因为身患“肺结核”，又已是领取津贴的团委干部，党委只要他动员别人去边疆就可以了，但他还是写了血书，发誓“一辈子扎根边疆农村，永不回城”。那年上海报名去新疆兵团的有3万人，第一批被批准迁走户口的却只有1万人。

陆天明来到“天山脚下”、距独山子矿区6公里的农七师，劳动了一段时间后，调到农场机关。整整7年，他丢下了原本热爱的文学，因为当时流行这样的看法:为实现个人理想，去搞文学创作是“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表现。直到1971年，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30周年，上面下了文件，为“繁荣革命文艺创作”，号召业余作者拿起笔来。此时，已是农场宣教组组长的陆天明赶紧打报告，请了7天“创作假”，在宣教室那堆满旧书废报纸的仓库里、在零下20多摄氏度也不能生火的条件下，写了4.5万字的四幕话剧《扬帆万里》，内容是讲上海知青如何扎根边疆的故事。

凭一股激情写完后，剧本也就不了了之了，因为没有任何门路使它发表，更遑论付之演出了。隔年，陆天明回上海探亲。看到上海人艺演出沙叶新创作的北大荒知青话剧，非常激动。他给上海人艺写了一封信，附上自己的剧本，想请这些专家提提意见，就这么“莽撞”地寄了过去。在陆天明的印象中，上海人艺的院子非常高雅、阔气，而自幼生活在上海“下只角”的陆天明说他至今走过人艺大门，心里还是会肃然起敬。所以，当时信寄出后，他并不认为会收到回复。

在他即将回新疆前的某一天，忽然听到窗外字正腔圆的普通话:“陆天明在吗？”在“下只角”的小弄堂里，从来没有人讲普通话。陆天明冲到窗口，往下一看，见两位气质与众不同、身背当时已属非常时髦、市场上还没有销售的人造革黑皮包的男人来访，其中一位是俞洛生，此人后来成了上海人艺的艺术总监。他们告诉陆天明，他们读了他的剧本，大家哭了。剧院准备采用这个剧本，已经为他开了证明，向农场续3个月假，并委派3个人教他如何修改剧本。“这是我一生中读的第一个‘艺术大学’。”陆天明后来这么说。后来，上海人艺的工宣队认为，他的户口已经迁到新疆，作品不适合代表上海去参加全国调演，于是这部戏的首演其实是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演员剧团完成的，在这个剧中“跑龙套”的还有后来成了西影厂厂长，扶植过张艺谋、陈凯歌的大导演吴天明。

( 陆天明年轻时创作了多部话剧，近年来转向小说 和电视剧创作。图为电视剧《省委书记》、 《苍天在上》和《大雪无痕》 )

这部戏经新疆、西安、兰州等话剧团的演出，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时的负责人赛福鼎看到，决定拿它代表新疆参加全国调演，并定下让王蒙等来帮助修改。王蒙当时“落难”新疆，还只是新疆文联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文革”时期多是“奉命文学”，一般都由“写作小组”来完成。写作组成员是组织决定的，抽调党的领导、工农兵业余作者和专业作者组成“三结合”创作班子。创作过程往往要先学习一段毛泽东著作，定下一个基调，确立大的情节冲突。

调演之后，奇迹再次发生。中央广播文工团电视剧团找到陆天明，希望他能到该团去工作。用陆天明的话说:这个消息在农场等同于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当时从他所在的农场到北京，中间还隔着师、兵团、自治区、北京中央直属单位……这中间的路比银河系还遥远。即便现在，北京户口仍十分“珍贵”，而在30多年前，进京比现如今要难上千倍万倍，唯一的途径是找人对调工作，或考大学分配留京，但那时被终止的高考还没有恢复。当时，陆天明的大儿子陆川已经三四岁了，妻子已经怀了二儿子。他们能不能跟着一起去北京？去北京搞专业创作，“脱离了火热斗争生活”、会不会背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能不能写出东西？他非常犹豫，提出要考虑一周时间。但终究抵挡不住去首都工作的“诱惑”，一周后，他答应了，但却向广播文工团提出了一个“狂妄”又“非分”的要求:要对方拿4个户口，把他的爱人和两个儿子一起调进北京。而且还没有送一分礼，反而是人家倒过来请他在上海东雅饭店吃了一顿饭，当时还很罕见的“锅巴鱿鱼”:“那汤汁往很烫的锅巴上浇去，‘滋拉’一响，当时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对应起电视剧《孽债》和生活中那些为了回城而离婚、自残、抛弃子女的知青，陆天明理直气壮地说:“我提这个要求，虽然看起来很狂妄，但确实是一个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的做法。换任何一个人，在当时情况下，都会自己先回城的。”

这种无偿帮助让后来的常人无法想象，从新疆兵团到广电总局大院，一直有人怀疑陆天明之所以能全家调进北京，一定是因上面有人，而且还一定是“四人帮”那一级的高级人士，才有这“左右乾坤”、改变他一家命运的手段。再加上他又写了两部“打倒走资派”的话剧，在1975年底进京，还没来得及得罪新单位的任何人，第二年就作为广电总局重点对象，被“停职审查”。当时在大会上宣布的审查对象一共11人，另外10人都是大院里“文革”中两派的“群众头头”。

在审查前不到一年时间里，他写了《樟树泉》、《火，通红的火》这两个话剧剧本，《樟树泉》和《扬帆万里》收录在1973年月12月和1974年4月出版的《朝霞》丛刊《珍泉》、《青春颂》里。

1970～1976年，“奉命文学”中写话剧的还有《钢铁洪流》（后被改编拍摄成电影《火红的年代》）、《小将》、《新的征途》、《凌云志》（原名《银花灿烂》）等剧目。陆天明说，他当时写作，完全是出自内心感受，即便偏激，也是从自己心里涌出的，虽然后来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但从来没后悔过。他说，人总是要为自己的成长成熟付出代价的。他说他多年来，从心底里崇拜伟大领袖毛主席。《扬帆万里》的创作动机，以至于后来的反腐败，就都来自于他在兵团基层生活10多年的切身体验。他说兵团的传统本该是革命的三五九旅沿袭下来的，强调官兵同吃同住同劳动。但在当时基层实际生活中，他们的口粮，98%是粗粮，只有2%的细粮，粗粮往往还是发了霉的苦涩的玉米粉。细粮要留给病号，更多是让下连队检查工作的领导吃了。知青谈恋爱，给对方送点白面票就等于今天请对方吃鲍鱼席了。记忆中，有一次他去场部汇报工作，糊里糊涂闯进了领导的小食堂，看到桌上仅主食就有片儿汤、饺子、馒头、馅饼等好多样，荤菜炒了一大桌，与连队里盐水煮白菜和霉苞谷馍相比，真是天壤之别。陆天明汇报完工作，领导们也没让他坐下一起吃点，连客气话也没说一句，挥挥手让他走。他第一次感受了“等级”、“隔阂”和“差别”，看到了某种“质变”。他把这些感受写进了作品里，“走资派”自然成了剧本中的反角。

陆天明承认，70年代的作品艺术上有很多弊病，把人性简单化，充满了狂热性。但这种狂热和简单化的形成是有时代背景的。在上海时，曹雷演的话剧《年轻一代》他连看7遍。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一些人总认为在“文革”时期写作的人是讨江青好的“投机分子”。陆天明说:“当时的确有一帮投机分子，但我确信，像我们那样的一批年轻人，不是为了投机。我们是真诚地相信这是一场革命，并真诚地投身于此。要知道，当时我们那样做，是没有任何物质收益的。我们当时的的确确是磕死了注销掉上海户口，要在边疆农场干一辈子的。做梦也不可能想到有朝一日还会调到北京。我调到北京时，一家4口只有十来个纸板箱，没有任何家具和存款，我每月工资38.92元。写作没有一分钱稿费，努力只靠信念，就算是‘投机’，也是没有任何个人利益打算的‘投机’。” 年代样本话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