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函照登

（文 / 焦晃）

前不久，我接受了贵刊记者来上海的采访，我理解，这是贵刊对话剧事业的支持和对我个人的好意。但是今天我看到了这篇由于记者疏忽，用我的第一人称表述却未给我本人过目的文章，其中一些不确切的部分，使我感到不安和焦虑。我急于澄清的几点，主要如下:

1. 于是之先生1988年在上海、1994年在北京，是跟我说过很多话。但文中提到的“我最大的遗憾是北京人艺没有演过一出真正为知识分子说话的戏……”那段话，却并不是于先生跟我说的，不能安在我身上。

2. 关于黄佐临先生与布莱希特，我表示过我个人不太喜欢布莱希特，但无论我怎样偏颇片面，绝对没有说过黄佐临先生“更多是文学活动家而不是戏剧活动家”，我也不可能这样说。

3. 记者没有理解我说的斯氏体系有关“动作（行动）”的概念和定义。关于于是之先生在《茶馆》中的表演，我说的是，如果用斯氏“动作（行动）”分析的方法来表述于先生在《茶馆》三幕戏中的表演，可以三个动词来归纳:第一幕是拎（拎着茶馆），第二幕是撑（撑着茶馆），第三幕是拖（拖着茶馆），而不是记者文中所写的拎着茶壶，撑着茶壶，托着茶壶。有关专业理论上的问题，不了解可以问，听不清不宜说，随意揣测，会引起严重误解。

4. 1963年我还是个小青年的时候，沈阳军区副政委周桓上将曾跟我说过“欧洲一个剧院的风格建立是50年”（周桓同志热心于戏剧事业，当时文艺界很多人也喜欢称他文艺界的周政委），现在文章中却将周政委对我说写成了周总理对我说，这样，我不成了吹大牛的了吗？

我一向很看重清白和踏实，文章中的这些错误，让我寝食难安，恳请理解我此刻极其难受的心情。若能有所补正挽回一些不必要的影响，我将不胜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