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育足球队和后台老板:上海首次中西足球对抗

( 清末，骑自行车成为有钱人的一种时髦 )

1923年，从圣芳济毕业的程贻泽开始组建自己家的足球队，“当时得到了家长支持，在静安寺路东首修建了上海第一个私人足球场”。邀请了同学和校友，正式成立三育足球会，球队的正式球员是10多个他教英文的蒙惠小学的学生。

同时代的孙曜东的口述中，可以看出刚刚19岁的程贻泽为什么有实力开设自己的足球场，“他是当时上海有名的小开，叔叔程霖生（外号程麻皮）是当时的地产大王，在南京西路、北京西路一带有大量的房地产”。当时程家没有分家，叔叔打理家业，程贻泽父亲已去世，他对地产一点都不好奇，家事也不管，就办他喜欢的体育运动，当时上海已经有著名的侨民足球队10多支，中国人办的足球队也有几支，但是他的球队是第一个个人投资办的球队，而且有后来居上的能力。“他生性好强，从来不肯屈居亚军，不惜重金招兵买马。”

他舍得花钱，报纸上给了他“小孟尝”的称号，不但有足球队，还有篮球队，手球队，又喜欢喝酒，“喝高级白兰地”，全部从法国的科涅克原产地进口，那酒近乎金黄，是国内根本见不到的好酒。球队赢了球，他就大摆宴席，请球员喝高级白兰地。后来他搬家到了泰兴路花园，就是后来的丽都花园，手下的名将，几乎都尝过他的白兰地。

1926年秋天，不断招兵买马的程贻泽已经拥有了上海第一流的足球队，22岁的他雄心勃勃，要和上海的西洋足球队对阵了。

上海的足球联赛开展得很早。1867年，侨民就在上海成立了足球俱乐部，所谓的西人足球强队有西商会、腊克斯、陶克工程会、西捕队等等，当时他们练球的场地就在跑马厅的南北两块草场上，而中国人习惯作壁上观。1902年，当时的公共租界总董，英国人史考托捐赠了一个大银杯作为足球竞赛的奖杯。从照片上看，这尊奖杯足有半人高，“有着华丽的东方式花纹”，也因为这个大银杯的肇始，有了西方侨民组成的“上海足球会”，也称之为“西联会”，是上海最早的足球比赛管理机构。

( 1939年6月27日，伦敦的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上，来自中国和德国的选手 )

按照《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的记载，1926年的北伐战争显然是三育足球队能参加以往完全是侨民球队比赛的“西联赛”的大背景。北伐胜利使上海华人人心振奋，而长期受排斥的华人球队就利用了这个机会。而孙曜东则说，善于外交的程贻泽主动去说服了西联会的几位执行委员。1926年10月6日，执委会进行专题讨论，以9比8的微弱多数，通过了三育队参加西联会的甲组赛和史考托杯赛，上海足球从此开始进入了中西对抗的阶段。

当时甲组联赛已经创办了19届，加上三育有7个队，以往全部是西商会，腊克斯包办冠军，但是此次西捕队实力不凡，循环赛屡战屡胜，成为最有希望的队伍。

而程贻泽也是有备而来，他花巨资请了香港和马来西亚的五名华侨，大大增强了实力，其中就有李惠堂——他当时属于程所称的“马来亚华侨”。他的哥哥李启明当时正好有事来上海，带着侄子李宁进沪江大学求学，结果光李家就参加了3个人。

而另外的好队员也都来自足球发达的南方，香港队中卫黄育华有铁头之称，港队中锋曹桂成和黄的弟弟也连带着进了三育队，为了练球方便，程贻泽专门在北京路常德路建了花园洋房，作为足球队的宿舍。

程贻泽在花钱请球员上是不惜重金的。当时香港南华队的名将孙锦顺就是被他花大价钱请来上海的。孙的回忆中，程贻泽在他从香港圣约瑟学院毕业后就把他请来上海，“安排在进出口公司工作，月薪是152银元”。孙锦顺被称为铁腿，最有名的故事是在香港比赛时足球破网而出，把当时还是棉线织成的球网穿了个洞，结果守门员四处找球，“场上一片哗然”。

“我那身功夫是平时埋头苦练的结果。”他回忆自己常常在学院所在的山下的兵营练习。兵营有个大仓库，仓库是水泥地板，他每天中午都去那里练球，对着墙壁猛踢，为了不让球掉在地上，他每天用各种方法踢球几千次，不到精疲力竭不罢休。正式比赛的时候，他的球会震疼对方守门员的虎口，所以人人看了他都有心理负担。“可是当时的南华队没什么待遇，一场球发两角钱车费，大家一起吃四菜一汤的饭。球鞋每年只发一双。”在这种情况下，程贻泽的待遇当然是极其有诱惑力的。

孙曜东印象中，当时所有的球员都是业余的，基本上是下班来踢球，所以要有一个吃饭的饭碗。李惠堂初来上海，就在华安保险公司任职，也是程贻泽安排的。“那时球赛的门票只有几毛钱一张，也是为了鼓励大家来看足球。”而球队所有的物品都需要从国外进口，从球衣到球袜，一双好球鞋要好几十块银元，一只好足球要几百银元，当时一块银元够一家人生活一天，这样一来，“足球队需要有人常年出钱维持。程贻泽在花钱上不惜工本”。

10月16日，西联赛正式开赛，三育队两战皆胜，上海报纸顿时大为兴奋，纷纷用“三育此番夺标希望甚浓”之类做标题。就在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离奇的事情发生了，程贻泽被绑架，尽管三育队还照常比赛，但是他是不能目睹了，著名的西捕队和三育队的比赛他就没看见。他在回忆中写道:“逃出匪巢后，听说比赛轰动了全上海，各报体育版大肆宣扬，当场还出售体育评论特刊，观众如山如海。”他最后悔的始终是没有看见比赛。

这个打击之后，接连不断的打击来到：李惠堂、李启明被马来亚招回，接着，黄瑞华等人也返回香港地区，三育实力大为降低，士气也大受影响——如果退出比赛，会影响中国人的信誉，结果只能启用徐汇公学的一些新手上场，勉强维持到年底结束。

按照《上海足球运动半世纪》的分析，三育的失利，还有技术不过关的原因。虽然当时李惠堂已经来到上海，但是他那时影响力尚未发挥——上海足球还是传统的“冲击型足球阶段”，也就是“多锋少卫制”，“当时的打法相对简单，基本上就是向前直传，靠前锋冲击球门”。比赛的时候，往往不讲配合，就是“一球所到，大家纷抢，混乱一团”。甚至和相对成熟的香港足球也完全不同——上海球员好卖弄，往往在球场上卖弄花巧吸引观众，而上海观众也觉得，谁踢得高，踢得远，就是好球员。“程贻泽自己在西联赛上也上场数次，很是过瘾，他就喜欢把球踢得特别远，这招平时管用，训练的时候大家都让着他，可是在比赛的时候，对方哪里管他是谁。”1926年底，心境很糟糕的程贻泽无心管理会务，后来决定三育停办，之后他又创办了优游体育会等，都在自己私人的体育场训练。

孙曜东记得，当时上海的著名足球队都和私人老板有关。像30年代鼎盛的东华队的老板就是“盛老七”，名叫盛晟颐，是盛宣怀的七公子，他家更有钱，苏州的留园就是他家的花园。他和程贻泽一样，喜欢足球，凡是重要的球赛都要去观战，有时候也要上场踢球。东华队发起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叔叔、侄子都拉来当发起人，结果24个发起人中盛家占了4个。为了扩大球队的影响，他还把自己家老公馆的房子拿出来做球队的队部。

程贻泽30年代还把自己的足球队和篮球队带到日本参加比赛，在横滨与大学队比赛的时候，中国球队以4比0取胜，他也下场参加了，“成为他最骄傲的事情”。可是回国后就发生了意外，他叔叔的地产生意极其不顺利，出售大量房地产抵债，其中就包括他的私人足球场——而不久前，他还给中华体育协进会捐款1万两白银，专门用于租借运动场地。“那种今昔之对比，放在谁身上谁都难以接受。”

这位足球界的早年“泰斗”越来越不顺利，“后来经历相当坎坷”。孙曜东回忆，1947年，他家已经资财散尽，被迫解散了自己一手创办的优游足球队。1949年后，他成了一家纸盒厂的职工，直到1966年退休，中间还吃了一场官司，被迫离开上海很多年。

1982年，孙曜东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当时住在北京路石门路的一幢房子的汽车间里，生活相当艰苦，据说一度靠摆香烟摊过日子。“大家看了，谁也说不出话来。”不久后他就逝世了。 上海中西李惠堂对抗中国足球足球上海足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