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与中国文人接近的试验”

天津

( 1935年10 月，第６届全国运动会上由幼童表演国术 )

吕祖堂是老天津卫很出名的地方。20世纪初，天津城往东有72沽，往西有72屯，吕祖堂在从旧城出西门约3里地的第一屯。这个供奉吕洞宾的道观，在1900年春天——义和团首领预言的新的宗教时代诞生的一年——成为这场民间运动的“总坛口”。一些武术高手如李存义和王绛云等随义和团到天津后，在吕祖堂附近广招团民，教习武术。

武术从19世纪末就被逐渐荒废了，皖系军官马良“改良国术”的试验并非主流。1895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使用的方法已经不是传统的骑射、刀枪功夫，而是1894年从德国传入天津的德国体操。他专门请了德国人来担任部队的军操教练。1897年中国人办的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医学教育机构——福州利济学堂的何炯则在思考：“近日学堂皆增体操，与拳法有无异同？”

义和团在短暂时间内掀起的民间习武之风是对现代军队和西洋之术的示威，是20世纪初天津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部分。这些来自民间秘密社团的成员们，以阴阳八卦为各团的代号，他们的信仰混合了《易经》、历史演义、通俗小说中的元素。武术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支柱之一。他们抵抗外国势力，也排斥作为外国文化一部分的现代体育。历史学家Moorris在他的新作《民族之魂：中华民国时期的体育》中认为，19世纪末从西方传入的现代体育并没有受到来自中国城市、文学或商业方面多大的挑战，在这方面西方体育传播遇到的障碍甚至远不如来自传统武术的抗拒。

现代化本身不可避免充满着矛盾和修正，这些来自旧传统的抵触也是新事物形成的一部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天津某些地方正体现了这种复杂的一面。它是西方传教事业的前沿，是国内天主教势力膨胀最快的通商口岸；它是李鸿章最青睐的城市，李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军舰和海军、陆军学堂——它是新军事和新思潮的实验场，同时也是国内民族主义最主要的阵地。接受新武器和新方法训练的新军中，很多人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们所反对的主体——国外传教势力——又在一定程度影响了相当一批中国文人，他们帮助现代思潮在天津发育，推动了现代化的进程。

现代体育无疑是天津所发生的剧烈中西冲突下的产物，国家和民间力量都参与了这个进程。Moorris认为从“体操”转变而成的“体育”的中文意思有助于理解现代中国体育的融合过程，他说，“体育”代表着现代知识、价值和技能……“体育”意味着为中国人提供了参与、接受“身体培育（body cultivation）”的机会，从“个体”和“社会有机体”两方面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现代体育对现代中国和中国人的形成过程有着复杂作用。”Moorris指出，现代中国人如此重视金牌，如此重视奥运会，是早在20世纪前期就已经出现的现象，与清末以来中国社会历史和中国体育的发展息息相关。作为发源地之一的天津的体育发生史，则表明这一时期中国体育发展中表现出的强烈的全球化诉求和联系。

( 来会理 )

“一种与中国文人接近的试验”

——两个传教士19世纪末将球类运动引进天津

( 清末，外国传教士在传教途中 )

( 1936年8 月，柏林世运会（即柏林奥运会）上，中国篮球队与德国法兰克福队比赛 )

欢迎

( 出生在天津的传教士伊利克·里达尔曾在 1924年巴黎奥运会上代表苏格兰获得 400 米跑金牌 )

对来会理来说，1895年、1896年在天津的生活还算不错。25年前，《天津条约》签订12年后的天津城，在久拖不决的外国使节入住北京问题谈判期间，很多外国外交官将其家眷安置在这里，没想到很快发生了惨烈的冲突事件。

“天津教案”发生的那年，来会理刚刚出生。他的父亲莱昂是美国北长老会的一名传教士。1867年长老会将教会办的崇信义塾从宁波迁到了杭州城中皮市的一间房子，改名育英义塾（1897年改名为育英书院，系之江大学前身），老莱昂在皮市巷住了很多年，第三年的时候生下了来会理。来会理的女儿简·莱昂后来也在中国工作多年，解放前曾是《纽约时报》驻京记者。

( 北洋大学堂旧址 )

来会理到中国的时候，和他父亲面对的已经是全然不同的东方世界。“天津教案”的阴影在这座城市某种程度上被人淡忘，至少传教士和天津民众彼此带有陌生感的恐惧随着将近40年通商经历被双方克服了很多。洋人跟天津人做很多生意，天津人也学会了和洋人共事，接受他们的医疗服务和一部分西方生活观念。天津城针对洋人的更大的骚乱要到5年之后。因此，来会理此行没有感受到任何敌视的危险和仇视的气氛，相反，人们对他大多都很友善。

在天津医学堂任教的安德培博士为来会理的到来很早就做了准备。在他到天津两个星期后，安德培在1895年12月1日召集了有100多个学生参加的大型欢迎会。

( 吕祖堂广场 )

这个欢迎会安排在天津医学堂也有来会理自己的意思在里面。在来中国前，他曾在写给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的报告中，强调创办青年会应该是为了“感化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要接近“洋学堂”里的学生，如果做通了他们的工作，就等于“感化了新中国未来的领袖们”。

欢迎会在学校的节制堂举行。据那年12月7日在津出版发行的《京津泰晤士报》(英文)报道：“这个大会是勉励会（安德培在医学堂搞的一个学生组织）所召集的，目的是欢迎北美协会代表来会理先生。来会理在会上解释了青年会的宗旨‘非以役人，乃役于人’，接着说明青年会是青年人的团体，目的在德、智、体、群四育方面，援助青年。到会的青年都是在当地大学内研究西方科学的学生，他们准备将来担任荣誉而肩负重任的职位，正像某某讲员所说的，他们代表新中国，而且能在不久的将来，转移一般的舆论。”来会理在欢迎会的发言末尾说，自己将于一个星期后在北洋医学堂再次举行一个演讲会。为了和年轻学生们尽快地打成一片，来会理带到天津一些“新玩意”。

来会理的天津之旅

来会理的确是直奔“中国未来的领袖们”而来的。为了靠近学生们，他一到天津就开始在学校附近寻找土地。他看中了当时天津大沽路的北洋大学东面的一块空地。来会理先在会员中发起了一个募捐活动，募到了几百两白银。1896年，美国克利夫兰城的一个有钱的寡妇戴乐尔太太到天津，来会理为了得到她的资金帮助，专门为她开了个欢迎会。不久戴乐尔太太认捐的这笔巨款就在来会理购买的这块空地上盖起了天津青年会的第一处正式会所。这个会所的楼房，后来被称为“戴乐尔纪念大楼”。

来会理是青年会北美协会来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北美协会总干事魏夏德之前曾在中国进行了两年的调查，1890年他在上海举行的基督教传教士大会上表示，青年会愿意派人协助基督教会的传教工作。很快北美协会就接到了来自中国两个最大传教中心——北京和上海的邀请书，请求派遣合格的干事从事“青年特殊工作”，接着又有从天津、汉口、南京等城市的申请书传到总部。从1895年到1906年的12年里，北美协会一共派出30名传教士到中国和朝鲜。

来会理和他的妻子在1895年10月5日到达上海后，用一个多月时间，到上海、北京、汉口、烟台四个城市转了一圈，他还去杭州重访了他父亲的传教之地。他和很多传教士谈了话，征求意见。他得到的最重要的意见之一是：儒家观念对基督教义的抵触仍然根深蒂固，中国的旧式读书人即使接受了教士们的一些帮助，在表面上对他们减轻了排斥，但仍不是好的传播对象，用前辈传教士们的方法和路线可能已经行不通了，或者效果甚微，传教士需要新的思路。也正是这个原因，各个教会组织对青年会的援助大为欢迎。

北美协会起初并没有指定来会理在什么地方开始工作，完全由他自行选择。之所以选在民风并不是很开放的天津作为创办青年会的地点，来会理在写给北美协会的信中陈述了他的几条主要理由:在天津的医学堂和北洋大学内部有少数的基督徒学生，特别是医学堂的基督徒学生又引领了一些学生入教，而医学堂的教授安德培博士已经取得了学生们的信任，组成了一个“勉励会”（又称“文学会”），会友开会都说英语，有利于传教工作推动；既然有人已经在通州无宗派的学校内组成一个模范青年会，他在天津也可以做到；天津是“华北布道事业的推广区域”，“又是交通必由之路”，凡到华北来的传教士必先经过天津，他可以有机会和这些传教士们交流沟通。

选择天津而放弃北京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来会理在陈述中认为是：“北京是旧教育的中心，天津可以算中国政府所办西洋教育中心，天津当时已有医学堂一处，海军学堂一处，全国唯一的电报学堂一处，‘在胚胎时代已发育完备’的北洋大学一处。如能在学生中‘对新中国未来的伟人做些工作’，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影响’，并且事半功倍。”

来会理的天津之旅比他想象的要顺利得多。重要的是，戴乐尔带来的那笔巨款让天津青年会创办之始在经济上的困境突然间就消逝了。来会理给会所添置了很多新东西，这些东西，当时的天津人从未见过。“这可能是全国最早的健身房设备，它们几乎全部都是进口货。”青年会理事张澜生回忆说，这些体育器材不断被添置，某种意义上成了现代体育在中国的源头之一。“例如鞍马、跳马、双杠，最大的是一个篮球场；大门口是一间台球室；二楼四周是内倾式50米木跑道；地下室有地球房，也就是现在的保龄球。1914年10月16日天津青年会东马路会所（今市少年宫）按照当时国际青年会标准模式建造，它的体育馆设施更齐备。”

这些体育设施向公众开放，它事实上给天津人带来了很多好感，也让青年会所在几年后义和团对天津教堂的袭击中得以幸免。

“筐球”

来会理带到天津的“新玩意”是一种被称为“筐球”的体育器具。他在1895年12月8日的演讲前把它展示给到会的大伙看。这绝对是新奇之物。4年前，美国的春田学院（现名为春田大学）体育教师奈史密斯博士刚刚发明了这项运动，这种近代篮球运动的前身被称为“筐篮”（篮用竹筐，无遮板）。全世界都还没有多少人见过它。

篮球运动在天津普及的速度在来会理预料之外。“来会理在演讲前后让随从表演了‘筐球游戏’，这种‘新玩具’吸引了当时在场的年轻人。”由天津培养输送参加过第10届马尼拉远东运动会的中国篮球代表队成员之一的李震中回忆说，“最初的篮球运动就和打架差不多，拉人、抱人、撞人什么都有，进攻时大家蜂拥而上，防守时乱成一团。”来会理将篮球表演带入天津后，1896年，“男子篮球有了与世界篮球接轨的制度——二区制。李震中说，最初的篮球是每方9个人，分为三个区，每区各有3名队员，不能串区，此为三区制。后来，每方要求有5名队员上场，就采用了二区制，后场有两个后卫，前场有两名前锋，一个中锋既可以参与进攻又可以协助防守。又过了几年，所有的队员才从两区中解放出来，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篮球比赛”。

据1948年赴美的吴志钢博士提供，1896年天津基督教青年会曾公布以下三次英文布告，布告的原件收藏在纽约市百老汇街291号基督教青年会历史图书馆内。吴志钢博士特地将三次英文布告抄下寄回国内。他在资料中注明，在来会理任期内，1896年的1月11日和1月18日，天津青年会在《天津公报》发布了两次比赛的消息。但由于天气的原因，两个比赛都被取消。一直到1896年的4月4日，青年会发表了第三次篮球比赛的公报：“上周六举行了一场令人欢欣鼓舞的比赛；今天下午仍有比赛，希望参加。”

这个在天津开始风靡一时的运动设在青年会院子操场围墙的后面，场地没有一定的尺寸，人数没有限制，用的是足球，没有指导。张澜生说:“天津青年会把东马路的会所建起来之后才第一次有了室内的篮球场，不过，由于场地面积还是不够标准大小，篮球场就没设边线，球碰到墙后可以继续打，裁判员无需吹出界哨。”天津篮球运动在合乎规则的场地上进行活动，是在1910年旧中国第一届运动会之后，于1911年才开始的。场地由1896年的一种只有4条界线的场地改变而成，增加了罚球线（距端线15英尺）、中圈和跳球短线。

篮球不光被青年学生欢迎，还在普通群众中流行，这帮助了青年会迅速在天津扩张，到来会理的继任者格林来的时候，青年会已经几次向北美协会提出申请，“原会址不敷应用”，必须“另立新基，以求扩张”。来会理提前完成了他在天津的使命，1896年9月，他就把工作的重点放到其他城市了，他担任了中华基督教总委办会（中国青年会全国协会前身）的总干事。后来，来会理在他的《中国青年会早期史实之回忆》又着重回顾了这次“篮球实验”的意外收获，“会员对篮球亦极感兴趣，故一时有成为群众运动的气概。但在玩篮球以前，他们的一番姿态很是可观。他们必须盘好自己的发辫、修理长长的指甲，把不便利的长袍脱去——这样，他们就把书生的尊严放弃，而换上一副高兴活泼的神态了”。来会理的妻子也曾在给吴志钢博士的信中对当时篮球运动的“三长”（长袍、长指甲、长辫子）加以描述。

这项运动的器械直到20世纪10年代末，天津才有了自己制造的国货。李震中说，当年，一个进口篮球竟然卖到40银元一个，南开中学的音乐教师孙润生感到进口货利润的丰厚，如果自己制造，既能够使进口货降低价格，自己又有利可图，一举两得。于是，他一面教音乐，一面研究制球技术，买来各种新球、旧球、破球，拆线解剖，琢磨针眼和缝皮技术。

因为篮球运动的突然出现而开始形成规模的天津体育，在19世纪末仍没有相应的官方部门来管理。张澜生说:“后来曾在教育局内设一名体育教育督学，但实际上，全市体育活动由一个民间组织——体育协进会负责，会长是张伯苓，负责人主要是青年会体育部干事。”

继任者

1900年义和团运动对传教士们的事业又是一次中断。1896年之后洋人在天津的处境已经有所不妙。法国公使施鄂兰在“天津教案”27周年时打算动工重建被毁的望海楼教堂，天津城内立刻流言四起，北京教区驻天津的会计、法国传教士刘克明给北京拍电报说，“（津）哄传开工时要杀小孩”。急剧恶化的局面一时和1870年无异。清政府害怕再有暴动出现，一再电告施鄂兰改期动工。施鄂兰态度强硬，胁迫直隶总督出告示晓谕军民，禁止与教士为仇。1897年，望海楼教堂在原址上重建，却在3年后义和团围攻使馆时再次被付之一炬。

格林1898年初接到北美协会委任接替来会理工作时，要面对比来会理更难应付的状况。格林是普林斯顿大学连续3年的全美足球明星，继续引进体育项目也是他的工作方式之一。

格林到天津的头两年，基本上遵循来会理的原则，在青年学生里开展各种西式活动，进行所谓“感化中国思想界”的工作。但义和团再度掀起的排外风潮和时局混乱让格林要“替青年会谋求新出路”。

八国联军进入天津后，天津青年会大楼被德国侵略军占用，后来又被日军作为办公地点。格林发现，没多久，青年会近旁的北洋大学也有德军入驻了，这样一来，北洋大学迁移到偏远的西沽，就偏离了来会理“就学校传教”的思路，格林很难有机会再去接近大学生们。他把大沽路会所以每月500银元的租金租给德国军队作医疗部，另在法租界巴黎道租了两幢楼房（即今天津市吉林路60～62号）办公。

1901年举行的第二次青年会全国大会上，格林提出了他针对新形势的一些想法，他认为“要做一种与中国文人接近的试验”。篮球当然是方式的一种，但还没有真正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生活方式。为进行这种“试验”，格林说，他要寻找新的合适的会所。

这年夏天，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干事巴乐满来天津访问，格林把会议地点选在了大沽路会所内的网球场上，举行了一次“网球场月光会议”。格林追述这个会议的情况说:“在1901年的一个漫长夏夜里，经过深思祷告，巴称满和我最终做出这样一个决定：基督教青年会必须前进到天津城厢边去。这样我们开展的体育活动，才可以影响更多的天津人。”1902年12月，董事会通过格林的提案，把大沽路会所作价白银1.8万两出售。但格林拿着这笔钱，在天津城厢四处租房却频频碰壁，人们对他很冷漠。直到1903年秋天，在海关道唐绍仪的帮助下，格林才在东门里经司胡同找到了一所四合院作为会所。

继篮球之后，在格林的运作下，青年会将乒乓球运动引入，天津是最先发展和流行该项目的城市之一，当时称“桌球”。

张伯苓和王正廷是格林和青年会的两大收获。前者1901年以后在严修家中教私塾，主张“教育救国”，后成立私立第一中学，格林一眼便看中了这位中国文人，亲与过从往还，帮助他到美国留学；后者是宁波一名基督教牧师的儿子，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时接受了青年会的思想，成为会员。张伯苓和王正廷都是中国现代体育的力推者，王正廷更是当时中国著名的体育领导人之一，他在全国体育组织及筹备国内、国际重要赛事中担任要职。1922年，王正廷被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成为中国第一位和远东第二位国际奥委会委员。他们把受青年会影响的一些思想带入了他们个人所影响的领域中——现代体育就是其中之一。

格林到天津几年后，北京教区主教林懋德就上书罗马教廷，认为天津地区教务发展迅速，建议成立天津教区。林在信中附呈了一份关于成立天津教区的计划：天津教区的范围包括天津地区所属堂口；教区面积长约250公里，宽约120公里；北邻北京教区，南接山东济南及直隶献县教区。申请在1912年被批准。

篮球运动

作为宗教手段的篮球真正独立出来成为中国现代体育的一支，是它融入了体育教育的环节。张伯苓在自己的教育思想中着重强调“三育并进”。

1916年出生于天津的李震中回忆自己的童年时代，印象最深的就是“天津篮球运动的四多：球队多、球场多、比赛多、优秀篮球运动员多”。他说，由于张伯苓的推动，仅南开中学就有12个篮球场。南开大学、中学联合选拔优秀选手组建了大学、青年、少年3个校级篮球队。此外，年级有年级队、班有班队，毕业的校友自动联合成立球队，教工有教工代表队和自由组建的队，各种形式的比赛，常年不断。

天津青年会的竞进篮球队水平较高，在19世纪最后几年几乎没有对手，但很快就被一些学校球队超过。“1924年，南开篮球队异军突起，进而取代了天津官立中学的优势。由南大的祝瀛洲、刘洪恩、潘景武(队长)、周希和南中的李世珍、凌国彦、张增贤、张颖初等组成的南开代表队战胜实力较强的新学书院队、北洋大学队等，取得天津市篮球赛的冠军。接着，以南开队为主，又选调北洋大学的前锋黄玉桐和北京清华大学的中锋冯灿洲组成华北区篮球代表队，参加在武汉举行的第3届全国运动会，在领队张伯苓、指导董守义的指挥下，取得冠军。”

“20年代篮球在天津真是到了红极一时的地步。”李震中在回忆中记录，“当时的一流球队有南开中学队、黑白队、十手队、新学书院队等；二流球队有堤友队、竞进队、火车头队、天津电报队等。他们之间的任何比赛都被广泛关注。”这时的南开队，在技术和战术上已初步形成自己的独特之处，采取五攻五守的战术，以近投为主，中投为辅，短传快攻互相配合，左前锋张增贤左手在篮下左侧勾手投篮，右前锋刘洪恩跳起补篮，后卫凌国彦拦截运球快转，均有专长。上场的5人，形成“三高”(中锋李世珍、右锋刘洪恩、右卫徐金贤)、“二小”(左锋张增贤、左卫凌国彦)，体力充沛，配合默契，深受观众好评，被誉为南开“五虎”将，这是第一批“虎将”，即后来人们所说老“五虎”将，是董守义先生亲手培育的。后来出现的新“五虎”则为王锡良、魏蓬云、李国琛、刘建常，唐宝。

1921年，在南开学校做了9年教员的孙润生，在研究了一段时间的制球技术后，开始拿出自己的几百元积蓄，在家里办起了一个工厂，实际是一个手工作坊，专门缝制篮球。

他开办这个作坊也得到张伯苓校长的支持，据说当时他离开南开学校时，张伯苓校长曾多付给他几个月的薪金。创业初期，孙润生做出的篮球，质量并不好，但依靠售价低廉，依然在普通学生中受到欢迎。开始的时候，小作坊里外只有孙润生一个人，采购、制球、推销都由他自己承担，没有钻研篮球质量的时间。半年之后，他招来了两个徒弟，把缝球技术教给他们，自己腾出手，专门研究如何提高篮球的质量。后来，孙润生制作的高档篮球有全运号标准篮球与B2标准篮球两种，适用于不同球队、运动会，每只售价10元。通用标准篮球4种，其中B6篮球，因球革油性稍大，颜色略浓，适于南方潮湿地区使用。还有专门供应乡间中小学及女子使用的经济篮球，每只售价最低3.5元，最高7元。 中国近代史张伯苓基督教篮球传教士北京体育会理会议天津历史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