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现代体育渐入与城市之变

( 天桥的“京城跤王”沈三铜像 )

《京都球侠》的由来

按照《中国档案报》的一份历史资料记载，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场中外足球赛发生在1907年5月7日，由中国协和书院队挑战英国水兵队，比赛地点在天安门广场右侧。协和书院队的成员为北京在欧洲留学时会踢球的归国学生，教练是著名画家吴昌硕，“山河破碎，在球场上杀杀洋人威风”是吴昌硕组织球队发起挑战的原因，结果，协和书院队以2∶0取胜。而在《中国足球演义》一书中，这场比赛有了不同的版本，由此衍生出的庆亲王奕错送九龙白瓷杯和之后的国际足球赛使其更具传奇与传播性。于是，当1986年中国国家足球队第三次冲击世界杯失利时，以历史上最早的中外足球赛为原型的娱乐片《京都球侠》成为票房奇迹。导演谢洪说，通过查看半文半白的历史资料，基本确立了故事原型。《中国足球演义》一书是这样描述这一比赛的:“英军头领风闻协和书院有足球队，就通过书院教习觉斯搞了个比赛。大约在公历1906某月日辰时，教习觉斯带领协和书院足球队及大群举子，依约来到天安门东南方的英军兵营球场，与英兵球队赛球。”

《京都球侠》中张丰毅饰演的主角“周天”生活中真实的原型是协和书院的马文昭。在这场中英对抗以及其后进行的中英美意国际比赛上，马文昭被称为“领军将才”。毕业于清华的刘曾复老人曾在马文昭工作过的协和医学院实习，据他介绍，出身于农民家庭的马文昭因家人信仰基督教，一直得到教会资助。由于刻苦学习，从协和书院毕业后升入北京协和医学堂，后赴美国芝加哥，圣路易斯大学进修，并在1945年担任北京大学医学院院长，1947年任该校解剖学科主任教授。

教会学校的操场

协和书院位于通州县城，1867年，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建此校。1895年，北京的汇文书院成立了国内第一支棒球队。1907年，汇文书院与通州协和书院举行棒球赛，被认为是中国第一场正式的校际棒球比赛。有关当年比赛的详细记载已经不可考，只有仅存的几张老照片可以提醒我们，棒球运动在国内也曾火爆。1919年，汇文书院与通州协和书院合并成立燕京大学，其中学部和小学部在原址保留下来，改称北京汇文高等小学校。其后几经变换名称于1978年改为丁香小学，沿用至今。

( “神州棒球之父”梁扶初的三子梁友德已经85 岁 )

坐落在北京站西街丁香胡同口的丁香小学，在喧闹的车站附近算得上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儿童乐园。一进学校，右手边的二层灰色老式建筑便告诉我们，这是一所历史悠久的学校。校办的郭老师告诉记者，这座当年被称为高林斋的宿舍楼原来共有四层，1947年的一场大火毁掉了上边两层。在校史展览室里，记者看到了当年汇文书院的布局原貌，整个学校被划分成三个部分:最前边为大、中学部的宿舍区和教学区;中间为运动场，一个标准足球场，旁边是三个手球场、三个篮球场和七个网球场;紧邻运动场的是小学部，分为初级部和高级部，有教职工宿舍分布其间。1917年和1918年德厚斋和德林斋夺取校棒球赛的奖章也静静地躺在展览室里。

1958年，北京站开工，选址就在当年的汇文书院。学校里十几栋古建筑被新铺设的铁轨取代，仅剩高林斋和德厚斋两栋。郭老师介绍说:“现在的北京站西钟楼就坐落在当年的足球场上，听说北京站又要西扩了，看来就连这两栋楼都保不住了。”

( 原北京汇文书院（丁香小学） )

先农坛的棒球

寻找北京早期体育活动的历史遗迹，先农坛是不容错过的地方。北京体育大学的熊晓东教授说，那里有中国最早的公众体育场，曾是北京体育运动的一个中心。

西式体育的普及和延续有了客观条件，是因为北京的城市格局和作用在1911年之后有了巨大变化。各处皇家花园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功能。1912年，天坛最先在“共和纪念日”向公众开放。先农坛成为北京第一个现代的公共体育场所。1935年，华北运动会要在北京举行，北平政府决定在先农坛修建真正的体育场，10级看台，能容纳15000人。

出生在北京的张振美，1934年考入北平市体育专科学校。现已90高龄的张振美双目失明，采访要靠耳机才能进行，但讲起棒垒球，仍然头脑清晰。据他回忆，当时的北平，几乎所有大学、中学甚至是小学都有棒球队。北平沦陷后，日本兵常常到先农坛打棒球。已经任中学体育教员的张振美也经常带学校的棒球队到先农坛打球，“当时的先农坛分为内坛和外坛，日本人主要在外坛打，我们主要在内坛打。水平高点的日本人在东单公园打棒球”。

现年85岁的梁友德还记得父亲梁扶初在横滨开展棒球的事情。梁扶初在横滨市组成了“中华少年棒球队”。当时在华人中流行着拿破仑的那句话：“中国是一头沉睡的雄狮，一旦醒来将非常可怕。”为此，梁扶初专门将“中华少年棒球队”的队徽设计为一头醒狮，印制在运动服前面，以此向世界证明中国这头雄狮已经苏醒。1922年，梁扶初双喜临门:7月21日，梁家又添了一个大胖儿子梁友德;11月20日，由梁扶初率领的“中华棒球队”在横滨公园以4比2击败蚕丝队，首次荣获横滨棒球联赛冠军。1930年，“中华棒球队”再次捧起横滨市棒球联赛的冠军奖杯。

如今，每逢北京有棒球比赛，梁友德还会前往观看，虽然对于年代久远的数字记忆已经有些模糊，但讲起美国的著名棒球运动员来还是一口标准的英语。

天桥的摔跤

先农坛与天桥相邻。在北京天桥广场上有八座铜像，号称当年的“天桥八大怪”。其中，虎背熊腰的沈三单脚立地，双臂展开，正在表演拿手绝活“胸前开石”。

沈三，原名沈友三，曾是天桥第一大跤场的老板。儿子沈少三继承父业，在开封设场卖艺，后来还专门到怀仁堂为毛主席表演过摔跤。沈少三的弟弟沈小三多次参加北京市摔跤比赛，并多次获得冠军。少三的两个儿子志刚、志坤后来双双考入北京体育学院，毕业后专门从事摔跤运动管理和研究工作。

生于1934年的李宝如自小就在天桥一带看江湖艺人卖艺，曾师从当时的摔跤名家宝三、满宝珍等人。李宝如说:“民国至解放的38年间，识字的文人纷纷练起了传统武术，著书立说;不识字的武夫则练起了摔跤，虽然高手云集，但他们只有举鼎之力，没有提笔之能，没人留下只言片语，摔跤始终被认为是江湖艺人的野功夫。”为此，只读了两年小学的李宝如立志要用文字传播摔跤。

李宝如参加过摔跤队，在体委烧过锅炉，担任过摔跤队教练，“60年代，传统民族体育项目全部砍掉，开始实行国家奥运战略。1980年，工人体育场改造，当时的承包商是个日本人，便提出免费培养中国的柔道教练员，其他同事都去学柔道了。”

现在，奥运会上的摔跤只有古典式和自由式两种，并没有中国式摔跤。退休在家的李宝如收了两个外国徒弟，一个是新西兰人，一个是美国人。李宝如跟他们约定，免费教他们学习摔跤，但作为回报，他们要把李宝如的书翻译成英文。“我跟我的学生说，我们吃馒头、烙饼长大的人，不可能总吃面包，不消化。”

体育的文化之争

1910年以前，有个笑话:一位中国绅士看几个外国人打网球，大汗淋漓，不亦乐乎。外国人解释，打球可以使血脉循环通畅，精神好，于是中国绅士决定为了自己的健康，让仆人来打球。这个笑话后来也变成了中国人自己的笑话。但从西方体育借来的皮毛形式，还不足以体现西式体育的作用。而对于中国传统的继承和执著，使北京与现代体育起初的碰撞存在许多误会。报刊曾有过激烈的讨论，究竟是打太极、踢毽子，还是跑步、跳远。反对西式体育的大概分为两类:王健吾觉得中国游戏和武术，完全能承担西式体育的任务，所谓“放风筝救国”;陈独秀则把体育比赛连同白莲教、军事操练统统否定，认为体育的竞争是虚荣心、忌妒心的表现。西式体育的局限性，被北京学界认为带有“贵族性质”，不如武术实用。但在北京教育界，一方面因为清末官员对日本的效仿，另一方面受到基督教学校的影响，举办运动会的风气延续下来。1910年，陈立夫在全国运动会“日刊”上写道：“严格来说，仍是学校的体育，而不是国民的运动。试问在中国有几处球场和游泳池的设备？有多少人有力量购买网球和拍子？”

1912年开始，北京有了本市乃至更大范围的体育组织和运动会，以北京体育竞进会的名义将华北地区都涵盖进来。运动会不再是少数人的游戏，主要参加单位由大学扩展到各种基督教机构和体育俱乐部。民国开始，自西单到前门、东四、地安门、东单这一圈商业地带，先后成立了13个民间体育团体。这些团体完全由中国人发起并组成，专攻柔道、剑术、台球等现代项目以及武术。当时的北京体育竞进会主席是清华大学的美籍体育教师，他说:“公正地讲，比赛的管理权及有关决定权都已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了。” 现代京都球侠北京体育体育城市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