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有一屁股债

( 3月16日，世界首款柴油、电子混合 动力双层巴士在伦敦亮相，可以有效 降低车辆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

IPCC第三工作组负责温室气体减排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价，参加该组谈判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潘家华认为:排放增长率下降对中国是不适用的，在巨大的人口和城市化压力下，中国的主要措施将是适应而不是减排，考虑减排可能是2030年前后的事。

不太好算的账

一个人的全部生活每年要排放多少二氧化碳已经算出来了，可以充满三个热气球。但既然要为一次旅行赎罪，就要算细账。英国碳中和公司计算认为，在伦敦与泰国曼谷之间的一次往返飞行，每位乘客将排放2.1吨二氧化碳，补偿需要约30欧元。对同样飞行，瑞士“我的气候”公司的计算结果是3.6吨，收费86欧元，德国Atmosfair公司的数字是6.9吨和139欧元。显然，后两家公司在碳中和公司的结果上加了两三倍，因为燃烧1吨航空燃料在产生3.15吨二氧化碳之外，还产生氮氧化合物和水蒸气。氮氧化合物能产生温室气体臭氧，但也能消除另一种温室气体甲烷。水蒸气冷凝成尾迹，可能形成吸收热量的云，所有这些反应又因温度、高度和昼夜而不同。

计算一次旅行的碳排放尚且如此复杂，大公司和大型活动可想而知。为国际足联计算世界杯碳排放的柏林Oko研究所专家马丁·卡梅斯说:哪些是不可避免的，哪些是多余的排放？对世界杯，他们只计算了因这场赛事而增加的飞行。

不管谁出的钱，买主们还想确信:排放确实减少了。补偿1吨二氧化碳的成本现在从3欧元到30欧元不等，投资的工程各不相同，从小型燃料转化项目、大规模改变土地用途和森林培育，但资金流向和项目选择并不算透明，同一笔补偿可能被卖给不止一个买主，最不容易把握的是:这项措施如果已经是当地法律的强制要求，或者没有外部资金也将实施，出钱资助的人就有点冤了。

( 飞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对气候变暖也有一定的影响 )

目前，碳补偿资金最大的流向是植树，迄今估计完成了400万亩绿化。然而，像F-111的表演那样释放二氧化碳只需不到1秒钟，种下的树将二氧化碳吸收回来却需要30年以上。为补偿2002年的专辑“热血上涌”制造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摇滚乐队“酷玩”资助在印度种植了1万棵芒果树，但有近4成没有活下来。他们宣布要照顾这些树99年，实际上一个二氧化碳分子从产生到被自然界吸收回去也没有这么长。

投资绿色能源要简单一些，最立竿见影的就是推广节能灯泡和炉具。2005年，“气候关怀”公司投资在南非开普敦一个贫民区免费发放节能灯泡，并在西方出售了这笔补偿额，谁知几个月后Eskom电力公司也向这里发了类似的灯泡。

显然，雪中送炭还是自作多情是补偿效果最有争议之处，难怪碳补偿公司热衷于投入穷国的穷地方的小项目，那里不大可能有其他投资，效果容易计算。不过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已经产生了“二氧化碳殖民主义”的担忧，不久它们也可能减排，那时他们会发现最容易见效、最便宜的补偿点已经被西方公司捷足先登了。

在家门口投资呢？如果这个国家已经参加了《京都议定书》的减排计划，碳补偿仍然很可能用私人资金做了政府的事情。今年2月，一个激进组织甚至占领了碳中和公司的办公室，指责他们制造烟幕，使企业可以心安理得地增加二氧化碳排放。

现在，由包括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在内的42家非政府环境组织发起的“金色标准”是得到最广泛认可的碳补偿规则。它只接受对当地有社会和环境好处的项目，而且排除造林项目，这主要是因为无法确保森林能永久存在。树木死亡后，会在腐烂过程中将一生吸收的二氧化碳全部释放出来。

虽然占的比例不大，但全球非官方的自愿碳补偿额增速可观，已经从2004年的300万吨发展到2006年的2000万～5000万吨。负责国际足联“绿色射门”交易的德国3C公司预计2007年手中60万吨的二氧化碳交易额将翻一倍，全球市场估计到2010年将增加40倍。加州Planktos碳补偿公司创办人拉斯·乔治正计划在匈牙利建设一个1万亩的“气候公园”，还打算培育海洋浮游生物，恢复海洋生态。“我们想的顺序是拯救世界，顺带再赚一点小钱。”他说。

专家们担心的是，碳补偿可能使消费者觉得万事大吉。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奥特马·埃登霍夫认为:应该在减少可避免的能源消费后，再来补偿剩余部分。这需要将所有行业都纳入强制减排贸易范围，单是将民航业纳入欧盟排放贸易计划，估计就将使飞行成本增加50%到80%，但只有这样，才能迫使公众改变消费习惯。埃登霍夫说:“二氧化碳必须有代价——句号。”

政府间的博弈

在政府之间，热门的新名词是“碳金融”、“欧洲碳指数”和“气候政治”，核心问题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博弈。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不高，但绝对量大，而且增速迅猛。《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看中了发展程度差异中的机会——如果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采用低污染技术，比如中国新建电厂不用便宜但低效的燃煤机组，而用天然气发电，经过监督和确认，减少的潜在二氧化碳排放量可折算成补偿额，向《京都议定书》范围内的工业化国家出售，弥补多付出的成本。工业化国家购买这些额度，比改造或更换自己已有的设施便宜，从而降低了履行《京都议定书》义务的成本，为此还诞生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CX）。

虽然实质上也是一种自己出钱让别人吃药的策略，但源自美国的这种经济策略已有成功的先例。80年代，为减少电厂排放产生酸雨的硫和氮氧化合物，美国经济学家就提出对污染排放封顶，超限的排放额投入市场交易。到2005年，美国电厂二氧化硫排放量已从1980年的1600万吨减少到约900万吨。

在联合国监管下，CDM补偿额的交易日趋活跃，出售的额度主要来自原来持怀疑态度的发展中大国，2006年交易总额达到56亿美元，迄今一共减少《京都议定书》涉及的6种温室气体相当于17.5亿吨二氧化碳。欧盟始于2005年的ETS（排放交易计划）也交易了3.62亿吨二氧化碳，只是不覆盖很难准确测量的运输业。美国加州等地已经开始自发限制，全国性的法案预计2008～2017年实施。

二氧化碳在温室气体中数量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并主要来自能源业，因而CDM的初衷就是刺激发展中国家投资低碳能源设施。但迄今CDM市场上近2/3的减排量却不涉及二氧化碳和能源业，最大的一部分（近30%）来自捕获和消除潜在的温室气体氟立昂（HFC-23），主要涉及制冷产业，因为消除氟立昂成本最低。以现在每吨二氧化碳约10欧元的价格计算，到2012年这些定额将价值47亿欧元，排放者从中挣到的钱比生产这种气体还要多近一倍。

市场天生追求低成本机会，但在西方看来，CDM也是给发展中国家的一种补贴。为发展中国家安装并不复杂的氟立昂消除设备提供直接补贴，只需不到1亿欧元，而通过CDM市场来实现，多花了46亿欧元。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沃拉说:“欧洲和日本要表明，2012年后只欢迎碳。”

<p "="">4月9日，潘家华研究员还表示:“发展中国家没有发展，就谈不上适应气候变化。中国的粮食安全就是世界的粮食安全，美国也需要考虑国情。”就在两周前，有报道称:以青藏高原为核心的高亚洲地区冰川正以年均7%以上的速度全面退缩，年融水量相当于黄河的年径流总量。近30年来青藏高原的冰川总面积已减少1/10以上，预计到2050年将减少到现在的72%，到2090年减少到一半。

减碳账单与巨奖

以一个英国人为例，每年产生的11.1吨二氧化碳中，4.68吨来自消费品和服务（废物处理、街道照明和耐用消费品等），0.36吨来自飞行，0.48吨来自房屋建造和维护，1.26吨来自家庭用电和用气，1.03吨来自乘车，3.25吨来自食品制造和运输。在热带雨林种一棵树每年可吸收22公斤二氧化碳，一个节能灯泡在8000小时寿命中可减少100公斤二氧化碳排放，1平方米太阳能电池每年可减少130公斤二氧化碳排放，要补偿你个人的排放，需要种505棵树，或者更换111个节能灯，或者推广85平方米的太阳能。当然，应该弥补的只是过多地排放，这是一个个人问题。

2月9日，英国大亨理查德·布兰森和美国前副总统戈尔在伦敦启动了高达2500万美元的“维珍地球挑战赛”。这笔最大的科学奖金将颁给可从大气中明显减少二氧化碳的装置的发明家，要求是在商业上可行，能连续10年净减少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并且无副作用。最近该项目已迎来第一个申请者，悉尼大学海洋技术小组的伊恩·琼斯和他的“海洋营养”计划。他设想将尿素排入海中，促进具有光合作用的浮游生物生长，后者可望每年从水中吸收1000万吨二氧化碳。制造尿素产生的二氧化碳将远远低于这个过程吸收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