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偶然之线

( 《巴士底恋人》（1957年） )

55年前,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举办过一次法国摄影四人联展，策展人选择了卡蒂埃·布列松、罗伯特·杜瓦诺（Robert Doineau）、维利·罗尼（Willy Ronis）和伊齐（Izis）。这份带有学术意味的四人名单和摄影界通常所说的法国“人道主义摄影派”四位代表人物略有不同:在后面这份名单上，因拍摄夜巴黎成名的布拉塞（Brassai）替代了服务《巴黎竞赛画报》的立陶宛裔摄影家伊齐。维利·罗尼是两份名单上都没有争议的人选，在中国的知名度却不如其他几位，关于他的介绍也不太多。

在北京首都博物馆观看“维利·罗尼眼中的巴黎75年”展览时，摄影评论家鲍昆说，维利·罗尼其实是20世纪法国现实主义摄影师里最纯粹的一位，他的记录从来没有被巴黎城市生活之外的东西分散过，前后75年始终很坚定，他不追求冲击力，更希望通过摄影传达真正的社会关怀。鲍昆比较几位大师的风格，“巴黎一直是摄影家们炫技的场合，布列松、布拉塞都拍过无数的巴黎照片，但他们的巴黎绝没有像维利·罗尼这样的春光荡漾”。在他看来，布列松眼中的巴黎，大部分是他寻找“决定性瞬间”的艺术材料，布拉塞眼中的巴黎是黑暗中人性的消沉，而维利·罗尼，温暖、自信，却绝不张扬。法国策展人文内华女士和维利·罗尼很熟悉，曾经多次和他深谈，她说维利·罗尼认为75年来他没有一张作品违背过自己的表现初衷:记录普通人和他们的生活，“我在巴黎的漫步不是为了那些建筑……是那些人，大大小小的人”。正因为过于坚持，他曾经被圈子里的一些人排斥，20世纪70年代决定和职业摄影师职业拉开距离，他带妻子到南部普罗旺斯的村庄里生活了好几年，每周到当地大学讲授一次摄影课。巴黎摄影界一度淡忘了维利·罗尼，直到80年代后期，人们才再次关注这位大师的作品。2004年，他95岁，在巴黎市政府展厅举办了个人回顾展，巴黎人惊喜地发现他们找到了一个世纪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维利·罗尼算第二代犹太移民。他父亲是乌克兰的敖德萨人，二十几岁到巴黎谋生，在照相馆做底片修整工。那个照相馆常给上流社会人士拍摄肖像，他父亲的技艺就是遮掩瑕疵，让这些人在照片上看起来更光鲜。为了养家，他父亲下班后还会在家里接活。维利·罗尼在多次接受采访时都提到，小时候家里住的公寓极小，连客厅也没有，而他一辈子记忆最深刻的场景是父亲疲惫的睡态。每天他被母亲从床上拉起来去吃早餐的时候，都会在餐厅看到父亲倒在桌子上、头枕着交叉的胳膊睡觉。因为通宵都在家里的修整台上工作，他只能抓紧时间在去照相馆上班之前睡几个小时。身为犹太移民，又从小生活在困窘的底层小资产阶级家庭，维利·罗尼因此对小人物的艰苦境遇很早就有意识，这也是为什么他说自己不太去巴黎的高尚社区拍摄，那不是他的爱好。15岁多的时候，他父亲已经自己经营一家社区人像照相馆，送了他一台相机。维利·罗尼那个时候痴迷音乐，想当作曲家，照相在他看来是乏味的工作。22岁那年他父亲病重，为了赚钱照顾家人，维利·罗尼被迫接管了照相馆。4年后父亲去世，他立刻将生意转让，并且确定世界上还存在另一种摄影，那种乐于在其中表达自己的摄影。

尽管同被归属在“人道主义摄影”派别，都以拍摄巴黎这座城市闻名，这样的生活经历日后自然就让维利·罗尼和布列松的视角有了细微却敏感的区分。布列松出身大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大纱厂厂主，如果没有迷上艺术，他本该是巴黎上层实业界的继承人。20世纪30年代是法国工人运动勃发的时期，维利·罗尼本能地认同了社会主义世界观，他觉得独立摄影师的工作可以作为证人，“作为同情进步思想的证人”。那时候法国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多以左派自居。维利·罗尼自己觉得，他一生最满意的照片就是1938年3月在雪铁龙公司罢工期间拍摄的那张女工会主义者罗丝·泽纳（Rose Zehner）。当时因为车间光线太弱，照片严重曝光不足，维利·罗尼没有对比度足够高的相纸印出这张照片，于是没有把它交给约稿的《关注》杂志发表。30年后，一个年轻出版商准备为他出版摄影集《沿着偶然之线》，维利·罗尼在挑选照片的时候发现了底片袋，里面就是这张他特别满意、当年却无法印出的片子。现在罗丝·泽纳演讲的这张照片成为他、也成为法国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

维利·罗尼从不拍名人，这也是他和布列松、布拉塞不同的地方。后两位都是年轻时混过艺术圈的人，对绘画、雕刻的热爱始终大过摄影。布拉塞从匈牙利到巴黎后，就住在艺术家聚居的一带，认识很多画家、雕塑家和美术评论人，他30年代的成名作《夜之巴黎》其实就是用镜头在写亨利·米勒似的小说，第二部影集《在我生活中的艺术家》则是为这些名人朋友做的记录，一共21位，拍摄集中在1932到1940年这几年，之后的20年里断断续续也拍过一些，里面有毕加索、马蒂斯、达利等人，这也帮他维持了在世界摄影界和艺术界的高知名度。布列松在“二战”后也拍过不少名流，除毕加索等人，还有作家、政治家。维利·罗尼这段时间却把兴趣放在了巴黎一个贫民居住的地方——贝尔维尔（Belleville）:面包坊的快乐女工，小咖啡馆柜台前的男人，清晨巷道间的玻璃商人，广场上的老人和孩子，都是日常生活片断。他总是抓拍，自述平生唯一的摆拍照片是一个抱着法国长棍面包的小男孩，当时某家杂志订购一张这样的照片，他于是守在面包店前，看中这个小孩后，请他在门前走了好几遍终于拍下令人满意的片子。维利·罗尼的工作方式一般是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闲逛，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就不动了，“像渔夫和猎人那样，等待”。他说这些照片并不仅仅为了记录而拍，也不光是为了回忆录作者拍的，其中大部分为我们生存环境的各种变化做着见证。他9万多张照片里面，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可能是唯一的名人。他是维利·罗尼最亲密的朋友，有次在拍摄现场相遇，两人抓起相机，互拍了一张精彩的肖像。在同行里，他还亲近伊齐、大卫·西摩，以及和他自己一样喜欢关注小人物的杜瓦诺。

( 《从特罗卡代罗望出去的埃菲 尔铁塔》（1966年）  )

有意思的是，几位人道主义派的摄影大师都差不多活了一个世纪。布拉塞在几个人里最年长，1899年出生，1984年去世，85岁。杜瓦诺82岁去世。布列松2004年病逝的时候95岁。维利·罗尼是唯一还健在的一位，今年97岁，住在巴黎20区，那里有他曾经最喜欢拍的美丽城故事。

( 《玻利瓦尔大街》（1950年） )

( 《维兰街上的孩子》（1957年）  )

( 维利·罗尼 ) 偶然巴黎布列松艺术沿着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