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学与犯罪:人大代表的非常人生

( 周秀珍高原照 )

周秀珍的小镇生活

南下深圳之前，周秀珍在永乐镇把名字改成了周薇，她在她写成的第一本书《生命之悟》里解释，因为她出生的5月是“蔷薇花盛开的季节”。办理改名手续的户籍民警李亚林也没有追问，只是感觉“和周薇比起来，周秀珍的确是有些土气”。

闭塞小镇的生活，在工作9年后，已经让周秀珍强烈感觉“烦了，腻了”。说永乐闭塞并不为过，这是仪陇县下属的一个不起眼的小镇，仪陇作为朱德故里的红色记忆直到2006年朱德诞辰120周年才显现出某些实际意义，特殊拨款修建的新公路终于将仪陇和南充间的行程缩减为2个半小时，原来的三分之一。仪陇下属的部分乡镇有幸被这条新公路所福泽，永乐是其中之一，从县城往返琳琅山景区的红色旅游专线车经停永乐，即便这样，从永乐到县城还是需要40分钟。

周秀珍是1982年重新回到永乐镇的，这一年她17岁，刚刚从重庆幼儿师范学校毕业。作为仪陇第一批正规幼师毕业生，她有机会留在仪陇县城。可同年从南通教育学院大专毕业的男友陈家国，并不能留在县城，决定回母校永乐中学任教。周秀珍因此也回了永乐，在永乐镇小学的幼教班做幼师。永乐镇是周秀珍重新找回自信的地方。在重庆的3年间，周秀珍一直被忽视。期间的一次班干部选举，有同学以“口才好、有魄力”为由提名她当班长，结果老师以奇怪的眼神看看那个同学，再看看她，以为不过是同学在戏弄她。而在周秀珍这里，只因为有同学说她口才好，她就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把汉语成语词典从头到尾看了两遍。

1983年两人结婚。陈家国是个踏实而本分的人，一直安心当好他的数学老师，1996年升任永乐中学的教导主任。而周秀珍似乎没有这样的坚持，结婚之初，因为很多人称赞她口才和思维是做律师的材料，她就自学起了法律，甚至还帮人打过一些官司，可也没有坚持下去。折腾了一年多后，1985年，他们的儿子出世。母亲的身份让周秀珍有了一些安定，可在丈夫面前，她还是孩子般需要依靠。生活相对稳定而甜蜜地继续了4年。1989年，陈家国离职去成都教育学院进修两年，周秀珍每天都要给丈夫写信，甚至一天几封，她需要倾诉。陈家国则每隔一天给妻子回信一封，同样从不间断。

( 新修的教学楼 )

在镇小学工作了8年后，科班出身的周秀珍在幼教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当地人比较淳朴，觉得“她教出来的孩子就是比别的地方教出来的孩子聪明”，期间周边的一所幼儿园希望请她过去当园长。而永乐中学方面，在陈家国进修期间，主动把周秀珍调到中学当职员，管理图书，单纯从待遇方面说，比小学要强很多。1991年，陈家国进修回来，马上接任高三的班主任，负责两个高三班的数学课。小镇上的人说起来，都觉得羡慕不已。

可周秀珍却在这时萌生了外出打工的念头，永乐镇里口口相传的对她幼教工作的称赞，让她“找到了内心的平衡，恢复了从前的自信”，甚至“又有些狂傲了”，觉得自己“真的是个人物了，要到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施展宏图”。这种狂傲在小镇很容易被记住并放大，有朋友曾经当面跟她说，“看你走路时那个神气劲，好像地球就踩在你一个人脚下”。不过她的狂傲并没有给她招来恶评，共事多年的老师们还是觉得“她很聪明，会做人，见到谁都是满脸的笑，嘴很甜”。而她男性般的豪爽仗义和干练，也为她赢得了更多加分。

( 2004年7月，周秀珍自驾摩托车到达乌鲁木齐途中留影 )

周薇的历练闯荡

陈家国起初坚决反对妻子外出打工，儿子刚开始念书，他又带着两个高三班，希望妻子能分担一些他的压力。1991年夏天，趁丈夫去县上开会，周秀珍偷偷离家而去。陈家国很生气，可气过之后，也只能接受现实，说服自己，她还年轻，出去见见世面也是好的。

周秀珍用周薇的名字在深圳开始闯荡，其间的辛酸和成功点滴，被她记录在《生命之悟》序言里，数年的闯荡，“做过业务员做过销售经理开过公司”，“风光一阵倒霉一阵，钱财散了聚聚了散，最终弄得身心疲惫，却仍然一无所有”。累了，回家，烦了，又出来，反反复复地折腾，小镇上的人认同了她的与众不同，充当了宽容的旁观者，更多时候只是感叹身为丈夫的陈家国“太不容易”。

小镇上的人感觉周秀珍太渴望能挣到一大笔钱风光地回来，周秀珍自己也不否认这一点，欲望之下的行为偏差和周秀珍性格中的某些缺陷，终于以极端方式显现出来。大约是1996年，户籍警察李亚林突然收到了一份来自新疆某法院的判决书附件，是关于周秀珍的，罪名是敲诈勒索，刑期3年。李亚林拿着这份需要家属签字的文书找到了陈家国，这也成为陈家国心里最隐秘的伤疤，他可以坦诚地面对记者的任何提问，只是除了这段往事。陈家国当时的窘境，打动了时任永乐镇派出所所长郭存才，郭的爱人碰巧也是周秀珍的同事。郭存才让陈家国写了一份关于家庭现实情况的说明，然后自己签字证明，寄到新疆。这份证明为周秀珍赢得了“保外就医”的机会，1998年服刑2年的周秀珍提前回到了永乐镇。

这桩不光彩的犯罪记录在永乐也有所传播，但从来没被以任何正式的方式公布过，小镇上的人闲谈归闲谈，并没有因为这个事情对周秀珍侧目。周秀珍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心虚和不安，“走路的姿势也没有变”。或许是永乐的闭塞，让周秀珍相信，她的往事足够隐秘。已经担任教导主任的陈家国重新帮她在永乐中学找到工作，教音乐和美术。陈家国很坦白地承认，内心里也是不满意的，但周秀珍的诸多优点，“宽容、有才华、活泼开朗”依旧深深地吸引着他，而且“这么多年，又有了孩子”，危机之后的婚姻并没有触礁沉没。

只安定了一年，1999年，周秀珍又有了新念头，她想自己办一个幼儿园，陈家国是反对的，只是依旧没能阻止她。周秀珍停薪留职，在镇上租了一套民房开始招生，闻讯而来的真有不少家长，这让周秀珍信心倍增。可是在仪陇教育局永乐督导组主任何超德看来，办学的起点必须是完备的证明材料和相关手续，周秀珍的办学因此很快被中止。这次挫折并没能阻挠她，反而让她确信，自己有能力办成最好的幼儿园，“甚至能把永乐小学的幼教老师都挖过去”。

周秀珍又回了永乐中学，安定了不过一年多，2001年暑假里她和女邻居一起从永乐出发，完成了800多公里的徒步旅行，这在小镇史无前例。此后的周秀珍显现出她以前不具备的特质——坚持，她把自己的目标锁定在私人办学上，决定修建一座幼儿园。这或许也跟新疆的经历有关，《生命之悟》里她隐讳地提到这段经历，并得出结论，自己此前无所成就的原因就在于从来没有将一项工作坚持到底，“如果我坚持，不管有多少困难，都有能力走出一条阳光大道”。

2002年，周秀珍开始策划要征地修房办学，陈家国以自己多年做教学管理的经验，耐心给妻子做了分析后，表达了他的强烈反对意见。无奈之下只能撂下狠话，“你办学，我们就离婚”。只是和以前一样，他的反对没有用。这一次，陈家国是真的伤透了心，婚当然没有离，“只好不管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学校过”。赡养双方父母的责任，也全部落在了陈家国一个人肩上。而周秀珍万般热情投入到了她的办学里，等到地方租好、三层教学楼修好，永乐实验学校的牌子在街上挂出来的时候，周秀珍担负上了近40万元债务。

在准备过程中，周秀珍还没有辞职，就借用了大嫂任淑珍的身份来办这个学校，任淑珍也因此成为永乐实验学校的注册法人。而实际运作里，一切都是周秀珍在拿主意，所有钱也是她挨家挨户借来的。能够借来这么多的钱，跟小镇上街坊邻里间的“抹不开面子”不无关系，周秀珍的个人影响力是一个方面，但还有很多人是冲着陈家国的口碑和面子。嘴上说着再也不管了的陈家国，还是心疼妻子的，在她筹资最初，甚至还陪同她去借过钱，在借条上签过自己的名字。而大嫂任淑珍也不介意自己被注册为法人，她的工作是杂务，帮忙做饭买菜看孩子，每月收入最初也就200元，这样任淑珍依旧是乐意的，如果留在文星乡的家里务农，每月根本没有钱。

一开始打算办的只是幼儿园，何超德和相关部门的人审查结论是一致通过。可临到开学前出了些小状况，镇小学里传出风声，说是在周秀珍那里读幼儿园的孩子，到该读一年级的时候，镇小学不接受。周秀珍为此还找过何超德，何超德觉得不过是谣言，让周秀珍放宽心。但周秀珍显然还是很紧张，2002年8月31日在开学前决定招收一个一年级班。第一年招收了130多名学生，其中一年级约30人。以后每年的招生基本保持在160人左右。学校的收费按照是否住宿和吃饭分成三个不同等级，每学期从1000元到100多元不等。相比公立学校并不算特别贵。办学第一年，何超德和他的督导组经常去检查，评价不错，觉得周秀珍“八成的时间都在学校里，每周组织老师开例会，评估教学情况”。

2003年的南充市人大代表选举，周秀珍脱颖而出，她那隐秘的服刑记录没有成为障碍，当然有服刑记录的人，只要出狱后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利，就有同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但是潜在的影响同样显而易见。不过没有任何人来派出所查问，确知内情的人也没有任何心存恶意的举动。尽管对于她作为妻子的不称职并不认同，何超德在区工委领导征求意见时，还是公允表达了对于她办学工作的肯定。2004年初，周秀珍顺利成为永乐仅有的两名市人大代表之一。

具体到学校的运转，收来的学杂费，用以支付4名老师和其他勤杂人员的工资，以及其他开支外，只略有一两万元盈余，虽然债主们并没有急于要求还债，周秀珍还是真实感受到了压力，她不否认自己需要钱来继续她选定的事业，《生命之悟》就是在这种压力中完成，这是一本由格言警句汇集的随笔集。为了发行这本书，2003年11月22日，周秀珍再次标新立异，从永乐出发，冰天雪地间独自骑摩托翻越陕西境内佛坪县到周至县境内的秦岭，前往北京。同样，只是在出发前把决定告知丈夫，在周秀珍的人生里，陈家国越来越被迫退位成为单纯提供温暖的后盾，而不是参与者。这是一次几乎丧命的历险，周秀珍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验证了自己的判断，只要坚持，有能力做成任何事。

<p "="">“独行侠”的债务和 “朱友芳”的迷途

历险后的周秀珍，接下来表现出了一种对冒险的沉迷，间或离开永乐，骑行远方。2004年的冬天，周秀珍做出另一个大胆决定，单骑摩托走全国，试图以这样的方式“唤起社会对老区教育的关注”。

对于妻子定名为“爱心之旅”的冒险，陈家国觉得，“口号是好的，但作用有限”。陈家国的判断没有错，这次为期一个多月的历险，除了让“周薇”的名气在网络和媒体间飙升，并没有带来任何实际改变，永乐实验学校迄今没有收到过任何社会捐款。旧衣服和书籍还是有一些，尤其是旧衣服，好几大包，只是孩子们都穿不上，任淑珍拿出来让当地的农民各自挑选回家。频繁地骑行，在2005年为周秀珍赢得了四川当代徐霞客评选的胜利，得到了“女徐霞客”、“女独行侠”诸多名号，但她的永乐实验学校并没有因此获益，在学校管理上，何超德觉得，周秀珍开始越来越缺位。在何超德看来，周秀珍如果能够善用好自己人大代表的身份，或许对于她的办学更有用。

永乐实验学校的运转，在国家对于义务教育的“两贴一补”政策出台之后，变得更艰难。何超德分析，在永乐场镇（当地人对于集镇的通常称呼）办学，“本来就存在一定竞争”。在周秀珍之前，永乐的某些乡村里已经有了小规模的私人办学，场镇上周秀珍算是第一个。本来就不大的场镇范围里，已经有了3所小学:永乐镇小学、穆家坝村小和大柏树村小，邻近场镇的还有一个柑子园村小，“基本能够满足上学的需求”。承认竞争之外，何超德也强调，“家长有自由选择的权利”。

2006年，压力之下的周秀珍决定扩大校舍规模，通过硬件改善来提升学校的竞争力。陈家国坚决反对，再次提出了离婚。周秀珍依然故我，4层的新楼5月动工9月基本完成。为了新学期招生，周秀珍的投资大刀阔斧，添置20台电脑、购置3万元一辆的长安面包车做校车接送学生，甚至还从云山请来退休校长杨长清专门管理学校。累计之前的债务，到2006年9月，周秀珍的负债已经超过100万元，陈家国说，这在永乐等于一个“天文数字”。后一轮的债务跟之前还不完全一样，前一笔大多是个人手中的闲钱，出于面子，大家也不急着追讨。而后一笔，很多是个人名义向银行的贷款，1万元贷款一个季度的利息是200多元。这样的三角债，自然有更为紧迫的还款压力。

等到复读的儿子拿到入学通知书，同样是9月，陈家国和周秀珍的离婚进入了实质层面。这次周秀珍没有当着陈家国哭，两人拿着协议离婚的材料去镇上办手续，因为两人在当地都算是名人，镇上不给办，只好搭车到仪陇县城去办。结束了长达23年的婚姻，陈家国并不觉得这是一段失败的婚姻，他说两个人的感情基础还在，没有问题，只是“事业不合”。离婚之前，周秀珍的父亲刚刚因为癌症过世。诸多打击后，背负着百万元债务的周秀珍去往成都打工，打算凭个人的努力来解决学校的困境。

离婚后，陈家国还是和周秀珍保持着短信联系，周秀珍告诉他和任淑珍，自己在成都推销医疗器械。可从离家之后一直到今年1月31日之前，周秀珍没能寄回来任何钱，16名教职员工的工资从修楼之后开始被拖欠，直到今年3月，新一轮招生收费之后才有所发放，人均仍有2000元的工资被拖欠。面对老师们追讨工资的电话和短信，周秀珍的答复通常是“下周就回来”，结果总是不见人影。她跟任淑珍承诺1月1日一定回来，结果还是变卦。临近过年，老师们追讨工资的电话和短信更加频繁，周秀珍因此关机了一段时间。1月30日，陈家国跟周秀珍通了一次电话，简短地表达了自己有再婚的打算。1月31日，周秀珍汇了第一笔钱回来，1万元，打在陈家国的卡里。2月1日上午，任淑珍拿出这笔钱给其中的10名教职员工每人发放了500元，剩下的返还了两笔银行贷款的当月利息。当晚20点多，是任淑珍最后一次和周秀珍取得联系，电话里周秀珍说两三天后就回来。接下来再也没有消息。而永乐派出所却在2月3日凌晨接到了成都警方传来周秀珍的照片，希望他们协助认人。具体案情成都警方没有透露，周秀珍“出事了”的消息开始在小镇传播。陈家国也很快得到了消息，2月7日，也就是农历的腊月二十，陈家国再婚。

镇上人一直以为他们会复婚，因此不免猜测陈家国的迅速再婚是对周秀珍“彻底失望了”，但陈家国有自己的说法，妻子缺位的婚姻，工作的压力和生活上的操劳已经让他患上严重的失眠症，仅去年吃的安定就有1000片。从2006年9月开始请假在家中修养，现在都没有恢复工作状态。现在陈家国的家门上还贴着大红的喜字，他西装笔挺，看起来沉静而斯文，把记者送到校门口的路途中，他说，现在终于有“一家之主”的感觉了，至少“买菜做饭洗衣这样的事情，再也不用我来操心了”，说这话时候，脸上是幸福的笑。

因为案件还在侦查阶段，包括周秀珍的法律援助律师胡庆治在内的很多人都无法得知案件详情，辗转透露出来的消息令人惊诧，周秀珍涉嫌以朱友芳的假身份参与到了一个团伙中，以“仙人跳”的方式色诱绑架网友实施勒索，从1月底开始频繁作案，于2月2日中午被成都警方抓获。2月3日凌晨两点，终于证实了周秀珍的身份，因为她是人大代表，凌晨4点，警方决定先将她释放。1周后，这个涉嫌绑架的团伙成员相继落网，除了周秀珍外，其中4男3女都只有20多岁，他们都自称是“大姐”周秀珍的下属。再次被警方控制的周秀珍对于团伙成员供认的事实一概否认，她唯一承认的只是“我是帮别人收钱的”。

3月15日，律师胡庆治和赵树清在成都市看守所见到了周秀珍，她看起来情绪很稳定，10多分钟的会面里，律师来不及发问，都是她在说，关于她的学校和债务。她很担心学校的状况，也希望请来的校长杨长清能把学校承包下来。她不知道，杨长清3月初领了补发的工资之后马上走了。任淑珍是在补发工资的时候，才知道周秀珍许诺杨长清的月薪是3200多元，连何超德都觉得这已经是当地的薪酬水平的两到三倍。可周秀珍做这个决定同样没有跟任何人商量。

现在，周秀珍在看守所里，案情依旧不明朗。假设绑架罪名成立，量刑起点就是10年。当下最头疼的人是任淑珍，虽然借条上签名的是周秀珍，但她是登记的学校法人，债主们闻讯陆续上门来，她无能为力，她自己前后也搭进了两万多元到学校里，现在家里的两个孩子——一个大三，一个高三，花费全靠当老师的丈夫供着。仪陇教委已经高度关注永乐实验学校的状况，也做好了不同预案，何超德说，他们保证“就算学校万一停办，在读学生也全部能得到妥善安置，不会造成社会问题”。在这样的混乱中再来评价周秀珍，或许何超德的总结最有代表性，“她太有个性，太有自己的想法了”，“常规状态一般是不听别人意见的”。 办学人大代表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