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的焦虑

（文 / 小贝）

( 德波顿 )

曾经有人问罗斯福，如果要让苏联人知道美国人生活的舒适和优越，他会向苏联人推荐一本什么书？罗斯福的答案是:西尔斯公司的广告宣传册。1959年7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到苏联访问，在苏联电视台发表演讲时，趁机宣扬美国生活的优越性，他对苏联观众说，美国人拥有5600万台电视机，有3100万美国家庭购置了自己的住房，他们每年能添置9套正装和14双鞋子。在美国，供人们选购的房子可以有近千种不同的建筑风格，而且这些房子多数都比电视演播室还要宽敞。

德波顿在《身份的焦虑》一书中说:“物质的进步是如此令人炫目，然而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不太明显的、令人困惑的现象，那就是西方各国普通民众对自己身份的焦虑不断加剧，他们越来越在意自身的重要性、成就和收入，对此，尼克松在对苏联人演说时却只字未提。”他的解释是，在现代社会，人们仰仗着外界对自己的看法以达到自我感觉良好，这是一种心理需要，但是对这一需要大家都秘而不宣，以免被视作庸俗、势利之徒。在传统社会，地位是由出身决定的，一旦获得就不易丧失。现代社会的身份主要取决于经济成就，身份的得失非常不确定，致使人们经常处于焦虑状态。

18、19世纪政治和物质生产的进步带来一种全新的理想:每个人都深信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而在西方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主导观念其实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才是正常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老天在铸造人的时候，在有些人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可宝贵的，是统治者。在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说:“显然，一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天生就适合做奴隶。对这些天生适合做奴隶的人而言，奴隶制度不只是可行，也是无可厚非的。”到了17世纪中叶，欧洲思想家才开始思考平等的理念。

从公元30年到1890年，流行着这样三种观念:穷人的地位并不卑微，穷人生活贫穷，这并非是他们之过，不同的阶层是相互依存的，人们从未忘记他们的主耶稣也是一位木匠。身份低下并不表明道德低下，基督教教义认为，人的善恶取决于他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是依赖上帝的，金钱让富人觉得他可以不需要上帝就过上心满意足的生活。富人腐朽堕落，恶贯满盈，他们的财富来自对穷人的掠夺。

到18世纪中叶公众舆论开始挑战前面三种观点，认为:富人而不是穷人才是对社会有用的人;财富是一个人良好秉性的象征;穷人是有罪的、堕落的，他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们又懒又蠢。工业巨头卡内基资助的慈善活动不计其数，但骨子里他对慈善活动的意义相当悲观，他在自传中说:“慈善捐款中，每千元至少有950元更佳的去处是丢进大海。施舍和救济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境遇，更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真正需要他人援手的人很少主动要求援助。”

( 《身份的焦虑》 )

德波顿借“地位”这一松散的主题触及了经济学、艺术、意识形态理论、他最喜欢的书、“势利”一词的来源等多个主题——19世纪20年代，牛津和剑桥在考试名册上有意识地将普通学生和贵族子弟分开，在普通学生姓名中用拉丁文旁注上“无高贵血统”，后变形为英语中的“势利”。

德波顿用五大法宝来应对为人忽视所引起的身份焦虑。首先是“希望越低失望越少”的哲学信条，他以救世主的口吻说:大家都是苦命的人，但是只要按照他的教导转变人生观，日子就会甜美起来。人生在世，不只是为了比别人更有钱，更重要的是获得他们的尊敬和爱戴，地位的焦虑可以激发人的斗志和创意。100多年前莱特兄弟发明飞机就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成为首位上天翱翔的人——如果是为了挣钱，他们该投身于自行车制造业才对。

其次是活着是为了获得拯救而不是为了钱的基督教人生观，还有视所有中产阶级的图腾为虚妄的波希米亚式道路;还有艺术，观看一场《奥德赛》，能激发对被放逐者的同情;阅读《包法利夫人》，促使我们原谅通奸和欠债;聆听巴赫的B小调协奏曲，可以意识到生命的有限和虚无。最后，还有政治，要建立一个“各尽所能，按焦虑分配”的社会。 焦虑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