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海钩沉——攻克癌症

( 科尼利亚斯·罗兹 )

当人类学会了做手术之后，固体肿瘤（Solid Tumor）就不那么可怕了。但是，如果癌细胞扩散到了全身，或者发生癌变的是血液里的细胞，那就只能用别的办法，比如化疗。

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简称ALL）就是一种淋巴细胞癌变，患者多为5～6岁的儿童，他们骨髓里的淋巴母细胞失去了控制，疯狂繁殖，占用了其他血液细胞的资源。于是，患者体内的红细胞和血小板都不够用了，免疫系统也受到侵害。一旦患病，最多只能活3个月。

对付ALL最好的办法就是化疗，前提是必须找出癌症和正常细胞的区别。可是，初步研究发现，两者区别很细微，就好像左耳和右耳，外行人很难看出来。于是，癌症专家沃格卢姆（W.H.Woglom）在1945年发出了这样的慨叹:治疗癌症太难了！

如果连敌我都分不清，治疗便无从谈起。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历史上第一个对付癌症的药物竟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那是“二战”时候，为了防止轴心国率先使用化学武器，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化学武器研究部门，研究重点之一就是氮芥子气（Nitrogen Mustard）。有个医生发现，人一旦接触了氮芥子气，3～4天后白细胞的数量就会直线下降。两个耶鲁大学的科学家看到这个报告，心想，既然氮芥子气能破坏健康白细胞的繁殖能力，那么它会不会也能杀死癌变的白细胞呢？要知道，那时科学家对癌症了解很少，他们认为癌细胞比正常细胞分裂得快，因此他们相信那些具有干扰细胞繁殖能力的药物肯定能优先杀死癌细胞。

人类的第一次化疗试验是在小鼠身上进行的，结果很不错。首战告捷后，这两位耶鲁科学家又进行了第一次人类试验，受试者是一个濒死的淋巴癌晚期病人。服用氮芥子气后病人的病情明显好转，可惜不久后癌细胞产生了抗性，病人只多活了两个月。

这项试验是美国军方赞助的，属于绝对机密。“二战”结束后，美军化学武器部门的负责人科尼利亚斯·罗兹（Cornelius Rhoads）意识到军医们战时获得的宝贵知识很可能对治疗癌症有帮助。1948年，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两名高级主管阿尔弗雷德·斯龙（Alfred Sloan）和查尔斯·凯特灵（Charles Kettering）同意了罗兹的建议，出资成立了“斯龙－凯特灵学院”（Sloan-Kettering Institute），罗兹出任该学院的第一任院长，他把很多前军方的研究人员招至麾下，开始了对癌症的攻关。5年后，美国国会也拨出专款，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旗下成立了“化疗分部”，花了10年时间筛选了21.49万种化学物质，试图从中找出抗癌灵药。

就这样，在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共同努力下，从1945年至1975年，一共发现了大约30种有价值的抗癌药物，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意外发现或者随机筛选得来的。

手中有了武器，医生们开始了艰苦的化疗试验。因为化疗药物毒性大，杀死癌细胞的同时顺带着杀死了大量的正常细胞，患者往往上吐下泻，生不如死。比如ALL，患病儿童开始化疗后头发便一把一把地掉，食欲尽失，发育也因此而停止。如果仅仅是这些倒也罢了，可惜癌细胞不知为何总也杀不死，一旦它们产生了抗性，卷土重来，病人还是只有死路一条。根据一项1967年的统计，在此之前20年间进行了超过1000例儿童ALL化疗，结果只有两人活过了5年，其中一人在调查结束后不久也死了。换句话说，ALL化疗的成功率只有大约0.07%！于是，很多医生都对化疗表达了不满，认为化疗只会增加患者的痛苦，根本没有必要。

最后还是在“斯龙－凯特灵学院”工作的科学家霍华德·斯基普（Howard Skipper）解决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化疗药物的疗效遵循“一级动力学”（First Order Kinetics），也就是说，同样浓度的药物能杀死同样比例的癌细胞，而不是同样数量。比如说，某浓度的药物能杀死99%的癌细胞，患者原来有1万个癌细胞，第一轮用药杀死9900个，还剩下100个。第二轮如果还用同样浓度，也只能杀死99%，即99个癌细胞，最后还会剩下一个活的。按照这个理论，用药时必须坚持大剂量，持续用药，以及多种药物同时进行，不能因为害怕副作用而在第二轮用药时减少剂量。

这是一个革命性发现。按照这一理论设计出新的化疗方式虽然让患者吃尽了苦头，但却把ALL的治愈率提高到了70%以上。 癌症攻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