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外航空研究——安徽样本

作者:三联生活周刊

(文 / 吴戈)

体制外航空研究——安徽样本0( 美国火箭玩家的节日生活 )

喷气机狂人韩国庆

韩国庆因为不久前的珠海航展而出名,他以个人身份展出了一架7米长的喷气飞机模型,宣传他的专利技术。11月27日,在合肥科技馆资助下,这架因没有运费滞留珠海半个月的模型运抵该馆。副馆长罗季峰说:主要是钦佩韩国庆倾心创新、探索科技的精神,但飞机的真正价值需要专家来判断。

这架飞机真正引起关注的是韩国庆介绍的价值:8项世界第一,包括“机身结构最简单的喷气机”、“生产工艺最简单、价格最低的喷气机”、“第一种采用汽车流水线工艺生产的飞机”等。这一切的秘诀在于:只需用一根Y形的管子,既可作发动机进气道和喷管,更可以代替机身复杂的结构。简单的创新带来的效益令媒体侧目:“单价不到200万元”、“不怕大量损失的战斗机”、“全国县县通飞机”。韩国庆说:“航展上有人问这个专利能卖多少钱,我说值10亿到50亿,甚至远远不止,但到底值多少,还要经过专家评估论证。”

韩国庆今年38岁,中等个子,戴眼镜,留平头,他在安庆市大观区乌岭村长大,这里现在属于安庆开发区,2公里外军用机场上大型轰炸机终日闷雷般地轰鸣。小时候他们把这种庞然大物叫“奶罩飞机”,后来他才知道这种飞机降落时机尾拖出的“奶罩”是2具减速伞。

韩国庆非常担心“乌岭村”这个地名会使自己被误认为“农民造飞机”,他1989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学机电大专,曾在安庆变压器厂设备科工作,2002年工厂改制后下岗。韩国庆的航空知识源自80年代科普刊物的黄金期,只不过他看的是地摊上5分钱一本的旧杂志。1990年海湾战争,正在厂里围着火炉边看《参考消息》边议论的韩国庆有了灵感:如果萨达姆有成百上千架廉价的战机,伊拉克空军就不用躲到伊朗去了。IBM公司能让昂贵的计算机变成“个人计算机”,为什么不能有“个人喷气机”?

体制外航空研究——安徽样本1( 韩国庆和他的喷气飞机模型 )

经过多年冥思苦想,韩国庆找到了Y形梁这付良方。给中央、省、市领导的几百封信杳无音讯,2002年他提交了专利申请——“轻型前掠翼喷气机其用途及以该机作舰载机的航空母舰”。目前该专利仍处在实质审查阶段。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自己的专利,2003年韩国庆开始制作1:1的玻璃钢模型,参加航展的是第三个。对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韩国庆不遗余力。他是室外展区唯一一个用小喇叭的人,身旁是贵州航空工业公司正全力推销的“山鹰”高级军用教练机。

体制外航空研究——安徽样本2

现在韩国庆很重视外界的反响,在众说纷纭的论坛上,“只要有人发帖,我马上就跟帖,用真名跟,告诉他去专利检索。因为他们不知道你的专利,像瞎人摸象一样。”韩国庆说。他还感到:“现在军迷很多,我的整体理论水平比他们高,处在‘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境界。”

专利说明中描述的飞机几近完美,但专利还在审查中,让韩国庆总觉得缺了一点有力的东西。不过这不要紧,科普军事刊物20年的浸泡已经使他形成了一整套极其宏大的自我论证体系。借助两页发明简介上自己方案的平面图与俄罗斯苏-27战斗机剖视图的对比,他就能反复地阐述融入了近20年航空领域几乎全部美好理想的8个“世界第一”。

体制外航空研究——安徽样本3( 杜文达 )

韩国庆说:“我从事的是顶层设计,他们只想达到第三代战斗机水平,我是为了打赢战争。战争是残酷的,没有亚军。打不赢,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对“县县通”的理想,他说:“美国有1.8万条跑道,中国每个县修2条,4000多条,就是异想天开吗?”在这样的目标激励下,韩国庆曾经自拟了一段“中华脊梁,勉成国器”的文字,请人写成条幅,并把他的飞机命名为“国器号”。

遗憾的是,韩国庆自费印刷的5000份资料仅珠海航展3天专业日就散发了2000份,对象不乏戴有主管部门和科研院所标牌的人士,但对方很少愿意留下电话,至今没有一家专业机构联系过他。1994年,有一位专家给他的回信上就有“这个人是不是疯了”一句,写了又被涂上。

体制外航空研究——安徽样本4( 杜文达制造的飞碟局部 )

不管军用还是民用,廉价飞机所能引起的革命足够想象驰骋。这种前景,韩国庆喜欢引用“我花开时百花杀”和“满城尽带黄金甲”的诗句。只是一根梁如何能挑动这场革命,专家们没有回答。当地科协没有资助他参展,成果鉴定也因无人承担费用而搁置。

对此,韩国庆从最近的张珏事件中借用了一个词——“潜规则”。“比腐败更可怕的是集体冷漠。”

体制外航空研究——安徽样本5

好在韩国庆还不像一些媒体对他的经典解读那样已经倾家荡产。2002到2003年将近一年,他在中关村与人合伙卖电脑,分了近30万元,一部分买了现在的房子,其余用到了飞机研究上。现在他在楼下有一间杂货店,由妻子照看,在城里还有一套房子。“也借了一些债,不过要还钱也快,我平时在搞推销。”他说,“我这个人面还比较广,生存能力还比较强。我并不为自己的处境着急,着急的是怎样把那些人清理出来。”

实践者杜文达

体制外航空研究——安徽样本6( 凯·米切尔森的“房子”火箭 )

12月6日,在萧县县城外一个院子里,杜文达轻轻一扣遥控器,直径30厘米的黄色小飞碟就呼地蹿上阴冷的天空,不一会儿又轻轻落在冬小麦中间。

杜文达今年40岁,外表朴实,言语谨慎。这个院子是他的环宇飞碟研究所的试验基地,外形宛如UFO的银白色部件夹杂在杂草、麦田和拖拉机中间,一副时空错位的感觉,难怪他较早引起媒体关注,就是被中央美院组织参加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至今杜文达也说不清“现代艺术”,当时他关心的只是能否飞起来,那天由于装箱不当,他的载人飞碟部件受损,修了一下午也无法恢复足够的动力。

杜文达有13个兄弟姐妹,他这个调皮的老四并不受人喜欢,但对飞碟的兴趣根深蒂固。“我从小就觉得这是个很特别的东西,性能超出飞机那么多,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回忆道。哥哥的高中教材和《十万个为什么》都说不清,他只能一边用老式唱片做外壳,一边试图拆卸晶体管收音机,折腾个电动机。1985年,他开始设想直径5米左右、能载2到3人的载人飞碟。

1990年,杜文达被招进郑腰庄煤矿当机电修理工,很快显示出与众不同。1993年他试制出一台矿山笆片自动拧制机,1995年把专利以18万元卖给徐州矿山机械厂,自己也调到该厂主持新产品开发车间。3年后,又是因为想搞飞碟,使他一卷行李回了家。

从1998年起,杜文达用2年时间在家里制造飞碟,4米高的飞碟零件加工架刚刚成形,他就已囊中羞涩。到1999年,所有的杂书、废铁和模型一起才卖了2000块钱。不久,他到萧县做装修,一年多下来被合伙人骗走十几万元。即使这样,2002年春节时,用一个星期才催到的400块钱债款,也被他用来买了1台360块钱的农药喷雾机,想拆出发动机给飞碟用,不料还是超重。这个春节只剩下20块钱,他给全家买了4条鱼。

杜文达没在农村盖房,现在住的也是县科技局借的房子,因为他相信:“根据我的能力,我肯定要走出去。谁都想过得好一点,现在还不具备条件。”然而,非飞碟不搞,就是杜文达的独一无二之处了。“我的思维从小有点和正常人不太一样,在已经成熟的技术领域,想改造或创新是很难的。”他解释说。萧县没有挂上贫困县的牌子,但最著名的产业只有对人体有害的工业防腐施工,因而2003年成立的环宇飞碟研究所成为全国唯一一家得到政府部门认可的民间航空技术研究所。

实际上,杜文达的飞碟并不神秘。虽然参加了“世界华人UFO研究会”,但他对理论兴趣不大。“那些理论没法验证,我不考虑宇宙空间的,要是想,你可以一直想,可是没法去做。我要做的都是亲眼能看到的。”他说。对研究反重力一类尖端问题的飞碟同好,杜文达说:“你先做成,在此之前先不要说。”

在杜文达看来,小说中的UFO是永远达不到的,碟形的旋翼飞行器却并非高不可攀,区别在于野心的大小。以初中文化基础现学现卖飞行器设计,他承认可以叫“瞎倒腾”,满屋子堆成小山的各种飞碟模型显然比原始的计算办法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为了减重,飞碟上最多的打了11万个孔,用废了好几万元的工具。

11月27日晚上,杜文达亲自操纵直径2米多的无人飞碟试飞,因为紧张和兴奋,方向没控制好,螺旋桨打断。他现有的单人飞碟直径7米,重量不超过300公斤,2004年初第一次飞起来时就有平衡问题。如果能静下心来,按计划这个月底改进后的单人飞碟就能试飞。与此同时,几个股东筹集的资金已相当紧张。从2006年3月起,杜文达不得不从模型里挑了一种特别简易的设计,组建玩具厂。

早在2003年,一个镇江老板愿出资1000万元购买杜文达的飞碟专利,已经显示了这个市场的价值,这次珠海航展,杜文达得到了更多商机。但面对国内外厂商诱人的出价,他始终坚决不牵涉大飞碟。目前,小规模的飞碟玩具生产已经在萧县科技局的楼上启动,只是几千只的月产量急需扩大,否则一时不敢接大订单。

20余年,杜文达个人已经为飞碟花掉了七八十万元,载人飞碟和玩具市场都尚未最后成功,但他的习惯是:“有明天买材料和吃饭的钱,后天我都不想,想太远了,就像电脑内存一样,占空间!”他现有的四项专利都是外观和实用新型专利,因为“没有钱,发明专利报不起”。杜文达的理智则与小时候的教训有关。五年级时自己配的一盘土火药放在厨房锅灶附近,差点把屋顶掀了。另一次把地里挖的战争遗留手榴弹的炸药用到火药枪里,80厘米的枪管被炸得只剩一半,人被震晕在墙角,弹片扎入上臂。

杜文达清楚自己的局限:“搞概念性的东西,我需要的都懂一点,但都懂得不多。”碟形飞行器如果做精细了,发展空间很大。“接着往下发展,肯定不是我的能力。那时有专业的人,就不需要我想了。”他坦率地说。不过到那时,他倒有意选一个机械或航空院校实实在在地学一下,把自己模糊的经验贡献出来,得到理论认可和验证。即使得不到国家认可,“技术创造就像生个孩子一样,肯定有适合自己的价值,不会一直在手里窝着。”他说。■

主流与非主流

11月1日,我国首次由本科生独立设计的“北航一号”探空火箭在酒泉发射成功。1958年北京航空学院曾组织上千人开展过亚洲第一枚高空气象探测火箭“北京二号”等三个项目,但并非常态。实际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对这次发射并不想过多宣扬,因为增加学生实践经验已属教育应有之意,不容易的是提供完整的、多专业协作的机会,这是已开展多年的“冯如杯”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等活动难以满足的。对学生而言,能在酒泉用“神舟”飞船同样的设备和程序发射自己的成果,终生难忘。

从2000年起,与“神舟”飞船同步掀起的航天热使宇航专业成为热门,航天院所任务饱满,待遇大增,人才标准水涨船高。北航计划每年开展这样的项目,改进现有火箭,还希望两年内搭载发射小卫星。据北航宇航学院院长助理马树微介绍:“完整算下来,‘北航一号’需要经费400万元,由于很多单位提供了无偿支持,实际耗资100万元,其中学校资金支持占了80万~90万元。火箭未来完全可以产品化,但主要还是为了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力,没有把市场化放在首位。”

全球35个航天发射场多数由政府控制的局面正在悄然改变,据估计商业太空旅游市场年收入到2020年可望达到10亿美元。2006年8月,投资2.25亿美元的“美国太空港”在新墨西哥白沙导弹靶场附近开工,3年内将投入使用。俄克拉荷马太空港计划2008年完成,加州、威斯康星和得州的商业太空港计划也在审查之中。将以“美国太空港”为总部的维珍银河公司还看上了苏格兰北部的洛赛茅斯空军基地和瑞典基鲁纳导弹靶场,从后者升空可以看到壮丽的北极圈。“太空冒险”公司投资1.15亿美元的新加坡太空港就建在樟宜机场旁边,阿联酋则将太空港作为迪拜附近地区招商的一部分。

新一轮商业太空竞赛距北航还很遥远。马树微说:“中国的航天基本上是完全官方化的。现在国家任务都做不完,把这个做好就很能出成果了。”不过记者注意到,“北航一号”基本的机械加工是由北京旧宫的一家民营机械厂完成。对创新,马树微的感受是:“现在比较困扰的就是资金。各种科研基金规模不大,僧多粥少,实用背景很强。如果做很有创新但风险也很大的项目,难以得到支持。如果有人提供资金,我们也愿意去做。”至于太空旅游,“我们国家有这个能力,但不是在学校里。‘太空船一号’应该不是太难,也许美国人比中国人更喜欢玩吧。”

的确如此,当保罗·艾伦和理查德·布兰森等冒险家涉足太空商业时,美国的后院火箭DIY一族每年都会在内华达州黑石沙漠狂野一番。这100余名发烧友既有银行家和硅谷才俊,也有管道工、油漆商和消防队员。今年10月他们的纪录达到了高度28651米,速度接近3.5倍音速。这个怪诞的亚文化人群全国共有6000之众,从烤架、便壶到保龄球,他们的火箭什么都发射过。“很多家伙闭上眼睛就想起女人,我闭上眼睛就想起火箭。”68岁的凯·米切尔森被《户外》杂志封为“推力苏丹”,这个明尼苏达人初中就退了学,却一生热衷业余制造火箭,发明过能冲上山坡的火箭雪橇。退役航天飞机宇航员迈克·马拉尼回忆说:“航天时代之初,美国到处是火箭和月球俱乐部,学校里都在散发火箭燃料配方。小镇上唯一的游戏就是在沙漠里用钢管装上黑火药发射,比在航天飞机上飞行三次还要危险得多。”正在为NASA的比赛制造月球着陆器的电子游戏开发者约翰·卡马克说:“找到正在制造、试验和试飞什么的人,比从未将两个螺栓接到一起的航空航天研究生更重要。”19岁的大卫·里斯8岁起就热衷火箭,现在南加州大学火箭推进实验室工作。“索尼游戏站的格言是‘把你的世界放下,到我们的世界来玩’。”他说,“但这个世界这么好玩,为什么要丢下呢?”■

专访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田松

三联生活周刊:你所说的“民科”是指什么?

田松:在我这里,“民科”是“民间科学爱好者”的简称,这是对在科学共同体之外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个特殊人群的命名,他们或希望一举解决某个重大科学问题,推翻或建立重大科学理论,却不接受也不了解科学共同体的基本范式,与之不能达成基本的交流。他们有人要攻克哥德巴赫猜想,有人要推翻相对论,还有人创造了全新的宇宙论体系。另外一群体制外人士,比如某些热衷于观测天象的天文爱好者,某些热衷于采集标本的生物爱好者,我称之为“业余科学爱好者”。这些人能与科学共同体交流,只是出于爱好,做一些具体的科学工作。对民间制造飞行器的人,他们最明显的不同在于从事的对象是“技术”,他们应该是“民间技术爱好者”,或者是“业余技术爱好者”。

三联生活周刊:对部分过于极端的“技术民科”,你觉得我们能说服他们吗?

田松:“技术民科”?这个词也挺好。我觉得很难说服。因为他们坚信自己拥有的特殊价值,常常把别人客套的鼓励看作支持,而把对他们的否定看作是对小人物的压制,并由此产生一种悲壮感和神圣感。他们希望得到专家认可,一旦被否定,往往又认为专家水平太低。如果一个人一定要相信一件事情,他总能找到相信的理由。我相信,“技术民科”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民科”与行为艺术有相似之处?

田松:从外部看,很多民科的所谓研究几乎就是行为艺术。物理学家费曼讲过一个故事——“二战”结束后,南太平洋某地土著出现了一种奇怪仪式。他们在原来的美军机场旁盖了间小茅屋,屋顶插着几根竹子,有人坐在屋里,头上绑着两块木头,还有人手举小旗在机场跑来跑去,不停地仰望蓝天。原因是,战时他们时常分到频繁降落的美军飞机带来的物资。飞机不来了,他们就用木块模拟耳机,用竹竿模拟天线,期待飞机从天而降。区别在于,土著们相信自己真能够招来飞机,而行为艺术家知道自己招不来飞机。有些“民科”也和科学共同体一样,写论文、开研讨会、出论文集,但是,有些论文集在我看来,恰如行为艺术,而他们自己则真的相信,这是科学活动,终将被科学共同体认可。

三联生活周刊:难道对“民科”的忽视就真的不会错过重大成就吗?

田松:这个问题很复杂,但是简单地说,从科学实体的角度,不会。从社会运作的角度,有一位数学家说了一句非常刻薄的话:当我开车奔驰在长安街上,我会为了一张废纸停下来吗?我们可以假设,某一张废纸上写着一个无比重要的发明,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审核所有的废纸,根本审不过来呀!就跟摸奖一样,肯定不划算。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民科”的出路在哪里?

田松:如果想经受科学共同体的评判,得到承认,就必须学习论证,了解实证的可能。如果不想加入这个行当,只是为了思想的乐趣,那么你的思想已经给了你乐趣了,又何必东奔西走,把精力和财力用到学说的推销上呢?■ 飞碟汽车不明飞行物样本飞碟唱片体制民科研究科学航空安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