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的苦痛

（文 / 小贝）

10月17日，美国人口达到3亿。《经济学家》杂志分析说，美国的生育率高有三个原因:首先，美国人比欧洲人更虔诚，信仰带来希望，如果你觉得未来是有希望的，你就更有可能让孩子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来。其次，家长作风更盛的发达国家像日本和意大利，生育率低于男女更平等的欧美国家。孩子的父亲会帮忙做家务，妇女就更愿意生孩子。再者，美国家庭的房子大，过去50年来，从每户平均93平方米增加到了195平方米。房子大了才可以多养几个孩子。

美国人爱生孩子，也就爱琢磨生育方面的问题。《纽约客》的记者亚当·戈普尼克（Gopnik）在巴黎住了5年，其间他妻子玛莎生下了他们的女儿。陪妻子去医院做检查时，戈普尼克发现，在美国给孕妇做检查的是穿着实验室衣服的漂亮犹太女孩，在法国则是一个一天没刮胡子的男人，房间里没有更衣室，甚至连一个帘子都没有，“美国卫生部门和产科的繁文缛节都省略了，那些都没什么意义，因为一个怀孕的女人不仅不是生病，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双倍地健康”。另外，法国医生喜欢开药，就像纽约的医生喜欢出书一样，以此来满足用笔来进行自我表达的需要。

戈普尼克记述女儿出生经过的文章，绝大多数篇幅都在讲产前的事情，因为一轮到接生，就是一个纯粹的技术问题，不会有什么文化差异。医生跟他们说，妇女分娩时要平躺;应该用横膈膜呼吸。到他妻子真正分娩的时候，“分娩变得有些复杂了，主要是因为在最后一刻孩子决定转个方向，玛莎的医生表现出了巴黎人无忧无虑的特征，从容应对，给玛莎做了紧急剖宫产”。

戈普尼克记述自己两个孩子成长经历的书会让人联想到塞林格的作品。对此，他说:“塞林格一直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之一。时下流行羞辱他，对此我感到很愤慨。我很清楚，以纽约的孩子为主题写东西有时会侵入塞林格的领地。我认为塞林格是一个天才，但是我认为，他太需要把孩子当作纯真的象征了，以至于他没有充分肯定他们的才智。如果说我有什么反叛塞林格的地方，这会是其中的一处。”

戈普尼克这样的美国人对分娩的痛苦不太在意，因为他们乐于为人父母，也就能够接受和克服分娩时的痛苦。法国人则把生育看做自己性生活的一次中断，他们中间流行这样一则笑话:“无痛分娩用英语怎么说？——A lie（一个谎言）。”这跟《波士顿环球报》女记者蒂娜·卡斯蒂（Tina Cassidy）的感觉倒是一致的，她在她关于人类生育史的书中说:“令我感到很吃惊的是，我们能够探测月球、预报天气、画出人类的基因图谱、克隆动物，只需按一下按钮就能将照片数字化并把它从日本传到德黑兰，但是我们找不到一个安全无痛、接近自然的设计的生孩子的办法。”

《纽约时报》上的书评说:“一本关于出生的书不可避免地也是一本关于死亡的书。在附录中，卡斯蒂列出了世纪之交世界各国产妇的死亡率。在美国是两千五百分之一，高于卡塔尔和塞尔维亚，虽然大多数美国妇女是在医院生产，病房里装饰着紫红色的墙纸和漂亮的海滩风景画，带轮子的病床可以直接被推至手术室，病床周围摆满机器、连接着电极和可直接把麻醉药输入脊椎的导管。”

人类的生产之所以困难而又危险，这跟骨盆的形状和尺寸有关。卡斯蒂说，人类是哺乳动物中唯一在生孩子时需要别人帮助的物种。其他动物可以从产道中直接滑出，人类的孩子在出生时却需要蜷缩和转向。在几千年的进化过程中，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头部越来越大，进化找到了一个平衡:由于我们还要双腿行走，骨盆不能持续变宽，婴儿的头部也就不能再大下去。所以婴儿大脑出生之后继续发展，其间需要父母的照顾。身体结构还只是最初的问题。人类的干预有时反而更糟糕，“历史上接生时用到的一系列工具更适于制作动物标本而不是接生。真奇怪竟然会有人活着离开子宫”。

西方分娩的时尚和风俗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最初有接生婆，后来接生婆被医生取代，近来接生婆又风行起来。数个世纪里，孩子都是在家里出生，后来妇女选择了医院，现在医院又在尽力让分娩病房像家庭一样温馨。止痛片曾经很风行，后来又过时了。■ 分娩孕妇分娩生孩子苦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