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造园记
作者:钟和晏(文 / 钟和晏)
( 象山校园教学楼间的小廊桥 )
王澍的《瓦园》造在威尼斯城的处女花园里,这是一个约3000平方米的安静内庭院,偶尔有教堂的钟声随风而过。院子里有一些郁郁葱葱的大树,遮挡了它2/3的深度,草地下60厘米处还隐存着一段古迹的基础。因为花园是古建,连树都不能碰,瓦园就被小心翼翼地安放在那里。
还是在8月中旬的时候,王澍带着3位杭城的工匠(一个木匠、一个瓦匠和一个竹匠)、5位建筑师和180箱瓦片来到了威尼斯。这完全是一次现场营造的过程,从搭出空间框架、打定位桩放线开始,亲手造成了一个园的诞生。总共2200根竹子在小心地计算出彼此的间距之后被扎在一起,扎宽了瓦会掉下去,窄了瓦会撞在一起。然后,把6.5万片瓦一片片运到竹架上去。瓦很重,竹竿又很脆弱,而人要站在竹竿之间。
“最后,连我都已经练到那种本事,‘蹭、蹭、蹭’就走上竹架,像飞檐走壁的轻功高手一样。”王澍笑着说,“本来我们工作室就叫业余工作室,我们一直在试这种方法,所有的事情都是身体力行的。累是累,可你要全都让工人干,就没这么有意思了。”
王澍和瓦的直接关系大概发生在6年前,在西湖边太子湾公园的一次雕塑展上,他做了一件叫《墙门》的作品——两片高低不同的夯土墙,中间立一条瓦片铺的小道。他开始寻找旧瓦,“结果没想到那么容易找到,而且那么便宜。当时杭州拆老房子的量非常大,一片旧瓦才两毛三,上面还有印花的戳记,一看就是清代的老瓦。这时候,我才特别注意到这件事情”。
在处女花园的一隅,有一长条竹廊与瓦园相对,上面展览着艺术家许江的水彩组画《黑瓦·白瓦》,当人们走上瓦园栈桥的尽头,再回头望去的时候,目光停落的地方就是那个竹廊的位置。许江说:“我和王澍相约,他用瓦铺一个瓦园,让人们在瓦上行走,我则沿着瓦飞升上去,从远处传递一种人与瓦相望的气息。作为家园的特征,瓦总是活在远望之中,活在人们对屋宇的古意回望之中。”
去年完成的杭州中国美术学院象山校园15万平方米的一期建造中,王澍已经把300多万片旧瓦用于排水、遮阳、铺地和砌墙等,二期至少会再用300多万片。这是第一次将回收的旧材料大量地运用到大型公共建筑中,他的这种建筑方式曾被评价为“如何让中国传统与山水共存的建筑范式活用在今天的现实,面对当下中国大城市特有的大规模拆毁重建的现象,以循环建造的方式体会中国本土的建造传统”。
在2001到2006年间,业余工作室曾经对宁波慈城进行过持续的研究,慈城这个典型的南方小县城夏季的时候多台风,风过房倒屋塌之后,为了房屋在灾后快速重建,当地人往往无暇对成堆残砖碎瓦做仔细的清理分类,就产生了一种用多种回收旧砖瓦砌墙的循环建造技术,被称为“瓦爿”。业余工作室发现,每10平方米瓦爿墙通常包含84种以上不同尺寸的旧砖瓦,这种循环建造的方法可以说是节约资源,也可以说是在延续着我们的历史。
与瓦相比,王澍和园的关系大概发生在更早之前。1997年,他决定在自己家中使用面积约5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里建造一个园,就像童先生的遗著《东南园墅》中所说,“园林建筑在中国是如此令人愉快、有趣,即使没有花卉树木,它依然成为园林”。园林是想象的产物,和占地面积这一可以数字考量的现实相比,一个文人通常难以摆脱隐居的欲望。在城市中隐居,在隐居中沉思默想,从喧嚣中封存身体、放松精神、训练感觉正是园的本意,这里容得下某些反常的习惯、不合情理的习俗以及些许轻率与荒唐。王澍说:“我一向首先视自己为文人,我所看重的是让园林的世界和我们今天的世界分开的东西。园所表达的一切已经和我们很少相关,所以,我玩起了自己的游戏,在一套二室一厅的公寓住宅中,试着做一个李渔。”
从太子湾公园里的夯土墙开始,王澍在大型实际建造工程的同时,一直在实施那种小规模的实验,这也是他这些年来的一贯做法。《墙门》的两件土墙,横的那片有个横窗,做了一个单人床的尺寸,夏天从那里走过时候,可以直接上去睡觉。高的那片有个竖的窗户,它底下的高度是个凳子。这其实是关于一个人的基本身体姿态与材料、空间关系的研究,或者说一个微型的小住宅。“在做那件作品的时候,别的雕塑家都在挖土坑做雕塑,我正好在研究夯土,我就想做个土的就不用运材料了,你们挖出来的土都给我。”他大笑起来,又说,“中国人讲因地制宜,是一种特别有建筑智慧的思想。”
这应该完全是一种个人的表述习惯,说起什么事情的时候,王澍喜欢不时地加上个“中国人讲”或者“中国的传统”——就像瓦园上的竹桥要折一下,是因为中国人对人世的基本了解,从来没有一条直线到底的。
在威尼斯,在整整12天的劳作之后,瓦园终于建造完成,整个处女花园的精神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瓦是一种可以和自然的水汽氤氲互相呼吸融合的材料,就像许江的诗意描述:“那黑瓦白瓦扶摇无定,缄默无言,却承接着四时阴晴的熏染,四时过去,阴晴返复。”处女花园的草地并不平整,整个竹架也是高低不平,现在,所有的不平都消解在阴瓦、阳瓦的细小搭接里。可是,又因为那些不平,看上去没有反光或者说没有火气的瓦园像一个活物那样静卧着,在每一刻日光树影的转移中发生微妙的变化。尤其到下午16点钟的时候,院子里最大的那棵树会把它整个的树影投射到瓦面上,而其他的树影已经全都消失了。
( 在瓦园工地上和建筑师一起修边的王澍(左) )
“王澍做过的东西里第一件充满意境的、纯粹中国正脉的东西。”有中国人这样评价说,“这是专门为威尼斯而做的,像一个威尼斯的水塘,或者说一面水镜。”也有意大利人这样评价,他们说瓦园就像威尼斯微微起伏的海水水面,整个的城市、建筑和云彩全倒映在它的水中。
王澍想起卡尔维诺虚构的忽必烈与马可·波罗的对话:“你可曾见过跟这座城市相似的城市?”忽必烈问,指点着运河上的桥梁,湖面泛起涟漪,宋王朝故宫的树枝的倒影裂成闪亮的碎片。王澍回忆着其中的叙述,慢慢地说:“所以,我从杭州去做这个园子给威尼斯,非常有趣,威尼斯那些东西还在,我们是带着某种遥远的回忆去那里。”
上世纪90年代,从南京工学院建筑所硕士毕业之后,王澍曾经在杭州隐居了7年,每天平淡地生活,对着一座小山坐几个小时,和朋友们交往。“我觉得是收心,或者说忘却。因为我发现我学的东西太多了,已经影响到我不能自然地做什么事情。当我发现这种根子的时候,就觉得人首先要改变的不是他的思想,而是他的身体。”在杭州这样的城市里,还有一些不完全和这个时代贴得很紧的人,在很优游地生活着。可能,白天你会看几个人面前摊着几张宣纸,在那里写毛笔字、互相比较,到了晚上,看到一群人坐在山顶上,喝茶聊天、看月亮。
在瓦园建完的那一天,王澍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拿个袋子、戴上手套,把工地上的烟头碎瓦、断裂的竹竿和碎铁皮包装袋等一点点地清理干净,然后,他开始干那件他从小就非常喜欢的事情——扫地。他说:“扫地其实也是整个瓦园作品的一部分,我们是在求道,用心手一致的方式去了解天地自然的道理,只是很多答案可能还没出来。”有个那天在现场目睹了王澍扫地的人说:“他扫地的时候气势很贯通,一口气连续不停地在扫,压着笤帚飞土不起,一片片扫过去,一片片扫过去。”■
我的城市是从一个园子开始的
三联生活周刊:为什么要把你的作品称为一个瓦造的“园子”?
王澍:其实从1999年开始到现在,可以说我做的所有工作都和园有关。一个城市可以从城市规划开始,也可以从一个园开始,我的办法是从一块小的地方开始,把它做活。多大算一个园子呢?大到你感到这块东西已经活了,如果做完还是一堆死物就不能算,不一定要种树,也不一定要挖个水池、堆两个假山。在我看来,现代城市的被毁和城市规划有很大的关系,大的规划一下来,很可能把东西都干死掉。这个造园是带有中国传统意识的,但做法上是我个人的新做法,可以说,我整个的反常的事都是在造另外一个园子。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经说过,造园是我们中国人曾经有过的最先锋的建筑活动?
王澍:它像是人和人的交谈一样,是以心灵沟通为基础的建筑活动,园子与人可以互养。
园对我来说是个根源性的东西,不是一般意义上建筑师或者园林学者对园林的兴趣和研究。每次我都在尝试做一个小的世界的建造,它包含着山水树木,包含着我所理解的关于这个世界的一切。以怎样的方式建立这个小的世界,如何在建完之后人们真的能够感觉到可以和它非常好地生活在一起,可以互相营养,这才是我要做的工作。
三联生活周刊:也有人认为,像苏州园林这样的园林建造从审美上是过于纤巧雕琢、偏于个人趣味的?
王澍:苏州的园林大部分是清代的园,不算很高明,如果你再追得远一些,明、元、宋的做法会更加纯正、冲淡、平和。但即使清代的园不高明,今天的人也做不到,很多人用完全不对的办法去模仿这些园林,其实清朝人也不是那么造的。按我的看法,如果你想重新获得那样的能力,就要从那种非常朴素、身体力行的办法重新做起。
三联生活周刊:所以,你主张另外一种更加工匠型的建筑师?
王澍:今天的建筑活动和它的根源、它的使用者是完全分裂的,我觉得至少应该有另外一种方式,能够与和自己相关的生存体会结合在一起,这种方法更合乎自然的人性。很多人谈精神的时候会忘了身体需要,谈身体时候会忘了精神的需要,像那种东西它直接把两者结合在一起,这是最有意思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你把你的工作室称为“业余工作室”的时候,你已经意识到专业建筑师因为专业而对城市和人们的生活造成的伤害?
王澍:当建筑和基本的生活失去联系,只是按照一些专业的常规给别人安排生活的时候,这个专业就会非常狭隘。在那些自然发展起来的城市,经常会有一些哲学化的结构出现,比如有一条大道,绕了很多小道又回到那条大道上,有些道路转了半天是根本出不去的死胡同,它都会发生,但是一个所谓合理性的规划,就没有人会这样做。业余是关于权利的思考,真正美好的建筑,是那种弱势形态的小建筑促成的。我觉得今天的核心问题是真正的差异性如何产生,你想不一样特别难,我就是想从这种看上去最基础的事情开始,把差别延伸出来。■ 威尼斯造园王澍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