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湖龙井:茶叶地理与“原产地”之战

（文 / 王鸿谅）

( 3月31日，沈阳一茶楼，来自浙江的茶艺师正使用从浙江空运来的茶青现场炒制龙井茶 )

“御茶”故事和茶乡变革

为了印证西湖龙井的“御茶”身份和历史内蕴，古老的史料一一被梳理出来，这些历史标签沉淀得越是久远，现实中西湖龙井的昂贵市价，就越发有了依据。关于西湖产茶区的最早记载，是唐代陆羽的《茶经》，“杭州、钱塘天竺、灵隐二寺产茶”，而西湖龙井的直接源头，曾被追溯到北宋时期上天竺主持僧人辩才退居龙井寺经院在山顶开辟茶园。北宋在杭州担任知州的苏轼，也曾考证过西湖种茶的历史，“他追溯出来的龙井历史要从南北朝算起，距今有1500年”，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理事舒玉杰考证说，至于西湖龙井的称谓，“取自于西子湖和‘龙泓井’的圣水”。

对于西湖产茶区的茶农来说，这些生僻的记载都显得拗口了些，他们耳熟能详的故事，一个是龙井茶最早和寺院僧人相关，一个就是乾隆下江南时那18棵御茶树的来由，还有“乾隆皇帝摘了几片茶叶夹在书中，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茶叶压得扁扁的，很好看，后来炒制龙井茶就以这个做了标准”。这个当然只是传说，根据龙井茶老行家们的口口相传，在清朝雍正年间，龙井茶已经是扁体形状。不过被乾隆钦点为贡品御茶，显然是西湖龙井声名鹊起的“金字招牌”。

和许多名茶一样，顶着御茶金字招牌的西湖龙井，开始有了不同的分类标准以及细致而繁琐的类别，茶叶商家们最早根据产地区分出来的是“狮、龙、云、虎”四个字号，新中国成立后，因为周恩来对梅家坞的三次视察，作为产茶区的梅家坞名声鹊起，从原有的四个字号中分离出来，成为“梅”字号。1953年，浙江省茶叶公司为简化品级，将这五个字号调整为“狮峰龙井”、“梅坞龙井”和“西湖龙井”三个品类，1965年开始，再经过了一次简化，三个品类经过拼配后归并为“西湖龙井”，并沿袭至今。

称谓和标准演变背后，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新中国成立后全新的政治经济体制影响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同样在西湖区的茶叶生产上体现出来。老辈的茶农回忆起来，“以前产茶区都有自己经营的茶庄，所以后来划成分的时候，就出现了‘地主兼工商’，跟很多地方都不一样”。取消了茶庄和字号之后的龙井茶，进入了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茶叶“统购统销”的生产历史，这段历史持续到1983年底，以农村推行包产到户，国家取消茶叶统购统销作为结束。龙井村村支书陆鑫富1953年出生，作为土生土长的茶农，与同时代其他人一样，亲历并见证了这一时期的深刻转变。

陆鑫富回忆起以生产队为单位的茶叶生产时期，线条简单而明晰，“一个生产小队大约七八十人，队里面种茶、采茶、炒茶等工作区分得很清楚，每天大家听哨出工，晚上评定工分，10个工分算是满分，一块七。最好的劳动力才能得10分，一般的年轻人也就五六分”。即便如此，折算下来，茶农们一个月的收入，相比其他的农村地区，陆鑫富自己也觉得“要好很多”。因为茶叶这种作物的特殊价值，茶区的经济收入，陆鑫富说，“历朝历代都不是太差，都算是‘小富即安’的地方，就算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日子苦一些，但比起其他的农村地区，依旧算是好的”。这差异现在更明显，去年龙井村人均年收入是1.17万元，这还是“最保守的数字”。

1983年陆鑫富当上了生产队队长，到年底赶上了包产到户的政策变革。第二年，他当上了副村长，又赶上了国家正式取消茶叶的统购统销。转变中的情绪是复杂的，“1983年以前，生产队就是生产任务，国家每年有标准，完成这个任务就可以了，其他的都是‘国家的事情’”。茶叶的统购统销时代，“坐火车个人携带两斤茶叶都是超过标准要没收的”。那时候的茶叶销售程序是统一而严格，“先由供销社统一收购，然后送到杭州茶厂加工，再送到杭州特产公司，分发到各指定商店和食品店销售”。陆鑫富记得，那时候龙井村的茶叶任务是12担，每担100斤，供销社“专门开辟一个窗口来收购”。一系列的政策，都让西湖龙井和其他茶叶一样，成为“皇帝女儿不愁嫁”。

( 2004年3月27日，“西湖龙井开茶节”在中国茶叶博物馆举行。茶歌、茶舞、炒茶表演等一一展现 )

压力从包产到户开始显现，以前生产队的明晰分工，现在全部成为家庭的个人任务，而茶叶生产又是一项各分工专业性都很强的事情，怀揣着“大干一场”心愿的茶农们，开始感受到了诸多的不适应。不过这些茶叶生产的技术问题，虽然复杂，倒还在茶农们的掌控范围之内，真正让他们为难的是茶叶的销售。陆鑫富回忆说，“其实1984、1985年国家并没有完全放开茶叶市场，有一定指定任务，供销社、茶厂还会来收购茶叶，也算是一个缓冲期。到了1985年之后，茶叶市场全部开放，国家彻底不收茶叶了”。这一下子，龙井村的茶叶生产销售与市场衔接就出现了断裂——结果是“想卖的卖不掉，想买的买不到”。在西湖产茶区，这成为困扰茶农们的普遍问题。茶农只能凭借个人的关系网，试图搭建起销售渠道，茶农们戏言“正的邪的明的暗的”，什么路子都用上了。最严重的后果是“茶田抛荒”，“村民不愿意种茶了，外出打工，荒废了茶田”。当时政府的号召，是要“村干部先致富，引导群众”。作为副村长的陆鑫富选择的致富方式同样不是茶，而是开糖果厂，把自家的茶地借给了别人。他的糖果厂一直开到1989年，期间“生意还不错”。关掉糖果厂的背景之一，是“茶叶价格好了起来”。

看到茶叶价格好起来的还有很多人。龙井村村民盛未根是村里出名的炒茶能手，他始终坚守着自家的茶田。1988年，他用卖茶叶的钱，给家里修了新房，买了第一台彩电，上海产的金星，3200元。盛未根说，这时候村里一半人家都已经买了彩电。进入上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的供需关系决定了龙井茶叶市场行情的上升，其中可观的利润，一方面刺激着西湖龙井的生产，而另一方面，却又对真正的西湖龙井的生存形成了挤压。

“龙井”混战:茶叶地理与利益归属

“一方水土养一方茶”，对于地理位置的区分和强调，使得即便是西湖产茶区内，龙井茶之间的相互比拼一直是暗自较劲的。新中国成立前的狮龙云虎四大字号，强调的也是产地。“狮”字号产地以狮子峰为中心，包括胡公庙、龙井村、棋盘山、上天竺等地;“龙”字号产地为“翁家山、杨梅岭、满觉陇、白鹤峰一带;“云”字号产地为云栖、五云山、梅家坞等地;“虎”字号产于虎跑、四眼井、赤山埠、三台山等地。“狮龙云虎”四个字号的龙井茶都产于西湖群山，又称为“本山龙井”，以此与那些品质较次的西湖平地所产的“湖地龙井”和邻区所产的“四乡龙井”相区别。

( 2005年4月18日，杭州举行首次“龙井王中王”拍卖。118号拍主浙大百川集团总裁胡振长以14.56万元拍得100克极品御茶 )

龙井村因为那“18棵御茶”的缘故，得天独厚的成了西湖龙井的发祥地。沿着一条山路被衔接起来的临近周边村庄，比如翁家山、满觉陇、杨梅岭，心中多少有些不服。无奈龙井村从村名上就占了先天的优势。不过关于其他“龙井”字号正宗的争抢，彼此都暗暗较着劲。翁家山村和龙井村多年前曾经有过一场官司，关于彼此村里的水井哪一口是正宗的“龙井”，官司是龙井村赢了。不过翁家山村并不服气，村长翁国平说起来，还是坚持认为，“翁家山的水井可是位于水的源头，龙井村的井是下游”。翁国平还会强调翁家山的地理位置，“茶田都在山坡上，朝东南方向，太阳一出来就能照到”，相对而言，龙井村的茶田“在山坳里，阳光要10点才能照到”。而龙井村则会有另一套“小气候”的说法，来证明自己的茶叶才是精品中的精品。

与翁家山的强硬不同，杨梅岭村因为地理位置相对偏僻的缘故，并不和龙井村做这样的争抢，部分村民们“曲线救国”的方式是把自己称作“龙井生产二队”，甚至现在一些邮购茶叶的信件，地址写的还是“龙井二队”。说起这个，现任村长应岳明也笑，“那是村民自己的行为，没办法”。杨梅岭村是计划经济时代生产正宗西湖龙井的“翁龙满杨”四个村之一，但人口和茶田面积是四个村里最少的，农业户口365人，茶田在册的是330亩。龙井村是它的倍数，农业户口656人，茶田793亩。计划经济时代，作为西湖龙井茶的限定产区之一，杨梅岭村并不需要强调自己的身份，而现在面对市场，名气显然是村民们更渴求的。

龙井茶的利润，则将这种关于龙井名号的争抢扩大到了更广阔的范围。计划经济时代的龙井茶产区需要应对意想不到的压力。北京市茶叶学会会长张大为跟茶叶打了大半辈子的交道，在他的回忆里，“在计划经济时期，龙井茶叶限定在西湖龙井茶区生产和收购，其他地区生产的扁体绿茶统称‘旗枪’。两者之间的价格差异很大，70年代，1斤狮峰特级‘龙井’23.5元，1斤一级‘旗枪’9元”。“80年代中期茶叶市场放开以后，萧山人把自己的‘湘湖旗枪’改称为‘浙江龙井’，新昌、温州、富阳等地产的茶也分别叫起了‘龙井’，浙江省茶叶公司于是干脆把西湖以外地区产的‘龙井’，统称‘浙江龙井’。这样‘龙井’的产量一下就上去了。”

杭州西湖龙井茶叶有限公司董事长戚国伟是土生土长的龙井村人，1947年出生，祖辈都是茶农，他本人也是由农业部评定出来的目前我国唯一一名西湖龙井茶制作高级技师。不论是从专业的技术角度，还是市场层面，戚国伟对于这场“龙井混战”都有着自己的见解。在他的记忆里，自80年代中期茶叶市场开放以后，茶叶的流通渠道增多，“国内许多产茶地区的扁茶、绿茶纷纷都冠以某某龙井茶之名。甚至还出现了龙井花茶、龙井红茶等怪现象”。戚国伟分析，至于假冒龙井的出现，主要还是利益驱动，“新茶上市的时候，假冒龙井茶以每500克收购价100元到200元，而在西湖龙井茶一级保护区的正宗龙井茶收购价起码要600元至800元，特别是在新茶刚开始时，收购价可高达1200元至1500元”。这种价格差异，“造成了很多地方，凡是茶区可以自制扁形绿茶的，都冠以龙井茶的称号”，最混乱的时候，戚国伟说，“一时间全国无处不龙井，甚至台湾地区龙井、韩国龙井、日本龙井都出现在市场上”。

假冒的龙井姑且不去讨论，浙江龙井和西湖龙井之间的微妙关系，是西湖龙井茶产区的茶农们不得不接受的现实。1981年，浙江省正式建立了“浙江龙井”的名誉标准，分为一、二两级，每级分两等。1993年重新制定了浙江龙井标准样，新标准分为特级和一至五级，使各地方所产的众多浙江龙井有了一个质量参照标准。浙江龙井也不必再被斥责为“冒牌西湖龙井”，而有了自己的合法“龙井身份”。这背后的关系，茶产区的村干部们都看得很通透。他们也会坦然地对记者表述，“这是站的立场和高度不同”，“站在村里的立场，当然希望自己的茶叶才是最正宗的，而站在西湖乡的角度，自然是希望整个西湖乡地区的茶叶都是正宗的”。这样层层往上，市里和省里当然都希望通过扩大茶产区范围，可以给地方财政带来更多收益。翁家山村村长翁国平回忆，80年代初的时候，政府还会号召西湖茶乡的种茶、炒茶能手们去外地帮助更多的地方脱贫致富，各个地方也会高价来请这些能手们。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想到，随着龙井茶的行情看涨，会出现如此“混战”。

原产地保护: 戚国伟的茶叶江湖

现在戚国伟和他的杭州西湖茶叶有限公司，稳坐着西湖龙井茶经营的“老大”位置。作为中央警卫局指定的国家礼品茶承办单位，他的公司每年承担了西湖龙井70%的礼品茶任务。不过这“老大”的位置来得并不容易，90年代的龙井混战局面一度让戚国伟的茶叶事业陷入了低迷，于是才有了2001年11月的西湖龙井茶原产地保护。

戚国伟的个人故事里，1962年是一个曾经让他倍感荣耀的时刻。这年周恩来陪同外宾到杭州梅家坞参观，正在梅家坞念茶叶中学的戚国伟有幸见到了总理，还回答了总理的问话，若干年后，这一问一答的对白依旧被记录和复述下来。戚国伟是茶叶学校的第二届学生，同村一共去了十几个孩子，毕业之后回到龙井村，年轻的戚国伟就成了生产队的记工员，专管记工分，1975年调到人民公社成了茶叶辅导员，经过层层比赛选拔，拿过人民公社的炒茶冠军，成为西湖龙井的“技术行家”。1975年之后在供销社的三四年经历，让戚国伟对于茶叶的市场销售有了初步概念。1984年，西湖乡政府成立，戚国伟分管的就是茶叶这部分。1984年国家的政策变更，乡政府于是决定成立一个公司，帮助本地茶农解决销路问题，戚国伟于是成为不二人选。

1984年5月，戚国伟的茶叶公司成立，启动资金是贷来的3万块钱，添置了3辆三轮车，其余的作为购买茶叶以及加工的流动资金。“最开始就7个人，后来增加到了14人，其中9个都是各村退下来的老村长、村支书们。”乡政府给了一个优惠政策，准许他们在九溪、六和塔、灵隐、虎跑和龙井5个地方设点销售茶叶。大家轮流分工，去村里收购毛茶，加工包装好了之后，第二天一大早拉到这5个点去卖，卖来的钱再拿去收购新茶。半年之后，戚国伟申请到了自己创意的“贡”牌商标。他的茶叶生意开始让人惊叹。1986年，这个“乡镇企业”的龙井茶叶卖进了杭州最出名的解放路百货商场。当时“解百”商场里有6个茶叶柜台，一直是从市特产公司批发茶叶，对于戚国伟的小企业并不信任，是戚国伟承诺自己出营业员，茶叶销售价和批发价之间的差额全部返还给商场，这才给自己争取来了一个柜台。原本冷眼旁观的商家们看到了不可思议的奇迹，一年之后，商场里的6个柜台全部成了戚国伟的。到了1989年，戚国伟的公司发展到140人的规模。对于这样的速度，戚国伟自己解释，主要是“山中无老虎”。他指的老虎，是那些传统的大茶叶公司，因为处于转制期间的混乱局面，还没有展现出真正的实力。

到了90年代，戚国伟的公司仿佛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老虎出笼了，茶农的自主经营意识也增强了”，而最重要的，是龙井出名之后的“茶叶混战”。1000多万的销售额一度缩减到30多万元，政府采购和礼品茶成为这个阶段公司渡过难关的主要支撑，占到全部销售额的三分之二。销售的缩减，也直接导致了公司茶叶收购量的缩减，压力一层层地传递到最细微的生产单元、茶农的身上，形成恶性循环。戚国伟看到的转机来自1999年。他作为唯一的农民代表，参加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组织的考察团，被邀请到法国干邑葡萄酒的原产地，考察当地原产地域产品保护的经验。对戚国伟来说，“原产地域保护”是一个全新的名词，也是他可以努力的空间。半个多月的考察结束之后，戚国伟把自己的方案层层上报，期间经历了复杂的讨论，“各方都觉得是个好事情，可所处的位置不同，考虑也就不同”，2001年11月“几上几下，各自让步之后，终于达成了共识”，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正式批准了对龙井茶的原产地保护。

根据这个保护条例，将龙井茶区分为三个产区，第一是西湖龙井，其中“一级保护区为西湖区的西湖乡，范围东至南山村，西至灵隐、梅家坞，南至梵村，北至新玉泉。也就是计划经济时代的龙井产区，占地54平方公里。二级保护区是西湖乡以外所有西湖区168平方公里内的西湖龙井茶区”。其二是钱塘产区，包括杭州地区的7个县。其三是越州产区。地域的优势重新在价格上体现出来，一级保护区和二级保护区之间的收购价要相差一半。

这个被戚国伟称为“正本清源”的原产地保护，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龙井产区来说，显然是个好事情，成效也逐步显现出来。“翁龙满杨”四个村的茶叶销售，现在“每年的新茶基本都能卖完”，而且茶农们也将主要的力气放在春茶的生产上，夏茶和秋茶基本都不做了，因为“算上采茶的人工、炒茶的成本，卖不起价的夏秋茶是赔本买卖”。作为西湖龙井茶商会会长戚国伟，垄断了一级产区大部分的茶叶收购，成为标准的制定者。尤其是龙井村，支书陆鑫富说，除了村民个人的零散销售之外，全村的茶叶只供戚国伟一家公司收购。这既是对他们心目中大功臣的认同，显然也解决了所有茶农销售上的后顾之忧。

“老大”的位置和他所垄断的市场，显然被更多的目光紧紧盯着。满觉陇村的一个后辈偷偷到工商局注册了一个“翁龙满杨”的茶叶商标，过了两年在商标具备法律效力后，巧妙地举行了一个炒茶活动，请了四个村的老茶人参加，然后打出自己的招牌，宣称是四个村联合做的品牌。结果引发了诸多的反弹，至少三个村的村官们拍了桌子，尤其是陆鑫富，说自己村的老茶人是“被骗了去的”，不过他们的愤怒后来也不了了之，这个后辈的母亲，就是龙井村人，算起来，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邻里。戚国伟也把这个后辈找了来，“一问才知道，商标注册两年了，生效了”。

现在，茶田的“寸土寸金”已经成为西湖乡村民的共识，只有本村的农业户口才能够分到茶田，于是在这里，办一个农业户口的难度是难以想象的，反倒是非农业户口，只要点头，就可以从农村转出去。1983年包产到户的茶田，定下的是30年不变的大方针，各村的政策，原本是每年按生老病死调整一次，后来逐步改成了5年，这就意味着，在一次调整之后，新增的农业户口，需要至少5年才有获得茶田的机会，而茶田的数目已经基本固定，在风景区的严格条例之下，新开辟茶田基本不太可能了。正在逐渐取代西湖乡的行政机构西湖风景名胜区于是制定了一个自己的“土办法”，景区内的新生儿，一律要报非农业户口。村民们当然不乐意，于是就打官司，各村村官们的说法，“打官司就是意思一下，走个过场，一打准赢”。这“土办法”的不合理被深深地质疑，但目前为止规定依然有效。一场官司的花费大约三四千元，“赢来一个农民身份”，成为这里的茶农们为下一代的第一笔投资。■

龙井茶的历史

杭州西湖产茶历史悠久。陆羽《茶经·八之出》在记述茶叶产区时，就说道:“钱塘（今杭州）生天竺、灵隐二寺。”不过当时龙井还无名气。至北宋时，杭州上天竺香林洞所产的宝云茶和下天竺白云峰所产的白云茶已被列为贡品。苏轼有诗赞曰:“白云峰下两旗新，腻绿长鲜谷雨春。静试却如湖上雪，对尝兼忆剡中人。”

龙井产茶始于何时尚无确实的史料资证。“龙井茶”这个名字，则是到了元代才有。“元四大家”之一的虞集晚年寓居杭州吴山脚下，首先把“龙井茶”三字联在一起。虞集游龙井时，品尝到了用龙井水烹煎的雨前新茶，赞不绝口，留下《次邓文原游龙井》:“徘徊龙井上，云气起晴昼。澄公爱客至，取水挹幽。但见瓢幽窦。但见瓢中清，翠影落群岫。烹煎黄金芽，不取谷雨后。同来二三子，三咽不妒忌嗽。”不但记述了龙井产茶，而且把龙井茶的采摘时间、品质特点，以及品饮时的情状，都做了生动的描绘。

此后记述和吟唱龙井茶的诗文渐多，如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余》、田艺蘅的《煮泉小品》、屠隆的《茶说》、许次纾的《茶疏》、罗廪的《茶解》以及《西湖纪实》、《龙井见闻录》等等。■ 茶叶批发地理原产地茶叶西湖龙井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三农龙井西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