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的路径

（文 / 邢海洋）

联想在为高层高薪辩护的时候提到了一个事实，在国际同等企业中，联想的薪酬处于低水平，和美国500强企业CEO动辄上亿美元的薪酬没法相比。这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但另一个事实却被忽略了，就是联想普通员工的薪酬比同类公司更是低得多，而作为一个在中国成长起来的公司，它所在国家的劳动力工资水平还要低更多。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我们国家的政策，无疑，从“高管高薪”上也能看到这个政策正在顺利地实施着。低薪当然是没什么可炫耀的，最终，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之后，我们还是要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这里不妨设想一下，如何使人人都富裕起来。

据报道，联想员工长工资主要是通过奖金的方式实现的，有一位销售人员因业绩表现突出，去年得到的奖金是高达45个月的工资。可见，一旦有了好的业绩，一样能分享到公司的成长。但问题是，没有业绩的员工呢？显然，一个处于平稳增长期的行业不会为每个参与者都提供超额的业绩回报，如此情况下，共同富裕的梦想很难实现。联想似乎也注意到了国内国外在薪酬制度上的差别，正“争取在3～5年内缩短这个差距”，但问题是，假如没有了业绩激励制度，而变成和海外公司一样的“高起高打”的薪资制度，其劳动生产率是否能支撑又是个问题。

当然，如果联想是一个不以中国为市场，而是完全与海外接轨的企业则另当别论。在印度的班加罗尔，高科技公司里有巨大的花园，有网球场，有五星级的健身中心，员工们有着与一墙之隔的贫困社会完全不同的生活状态。那是因为印度的软件业市场在海外，利润水平也和海外一样，如果不采用人海战术编软件，便有能力享有海外平均的薪资和福利水平。而联想是一个既面向国际市场，又面向国内市场，既在国内生产，又在海外生产的厂商。凭借国内生产的成本优势，它一举扭转了IBM个人电脑部门的巨额亏损，但问题是，在这样一个低成本竞争无所不在的国度，销售就不得不面临着同行的低价竞争。除非具有超出若干倍的劳动生产率，很难在国内获得超额的利润，从而使员工的工资与海外接轨。

一个企业的努力未免势单力孤，于是我们不免希望更多企业加入进来，共同实现全民富裕的梦想。但近来经济学家的一番话却如兜头冷水，使人难以兴奋起来，比如樊纲说，收入差距拉大这一趋势将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在将来5～10年内不会逆转。他还说，即使把贪污腐败都消除了，中国的个人收入拉开差距在我们的这个发展与改革阶段也是不可避免的。如何去理解这句话？经济学家自己的解释是，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改掉过去的绝对平均主义，其结果必然是收入差距拉大。可是，按全要素收入来分析，最高收入与最低收入之间相差5～10倍;阶层之间，也就是收入最高的20%群体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群体的收入的33倍。这些，难道还没有彻底改掉绝对的平均主义，不错，矫枉还需过正，但我们已经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在美国，每年一半以上的GDP被用来发工资，工资总额与GDP之比是58%，而我国2005年工资总额是4万亿元，GDP是18.5万亿元，两者之比仅为22%，这还是加上了农民收入后的估算比率。甚至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工资比例都比我们高，印度人均GDP只有中国的一半，巴西人均GDP是中国的1.2倍左右，但是印度和巴西每个制造业工人每小时全部报酬分别是中国的2.5和1.5倍。显然，这样的国际比较说明我们即使大幅度提高工人工资仍能保持国际竞争力。在我国，大量资本被用来投资，近几年里投资占到GDP总量的45%，单个企业更是如此，大部分资金被用在投资上，使得工资收入受到层层挤压。显然，如果有一大批企业与国际接轨，把员工收入放到重要的位置考虑，居民收入便有颇大的上升空间。但麻烦是，企业凭一己之力难以完成这种转型，一家企业降低了投资率，其他企业不降，减少投资的企业等于自断了后路。这样看，阻碍我们共同富裕的，不是来自国外的压力，而是更多地来自自己。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说过：“哪里有巨大的财富，哪里就有巨大的不平等。有一个巨富的人，同时至少必有500个穷人。少数人的富有，必定是以多数人的贫困为前提。”但那是斯密的年代，原始积累阶段的资本主义毕竟已经是历史。尤其是当前的我国，居民收入长期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10%的经济增长却只带来1%的就业，这时候，企业和政府难道不应该致力于共同富裕的问题？■ 路径共同富裕